江西
1220年春，撒麻耳干城外，成吉思汗的蒙古军队已经切断花剌子模的退路。城中守军人数不少，城墙也经过加固，可真正决定战局的，并不是城墙高低，而是花剌子模统治集团已经失去了彼此信任。
这场战争常被说成是一次“使者遇害后的复仇”。事情确实由商队和使者事件引爆，但若只看到复仇二字，就低估了成吉思汗的谋划。
蒙古统一后，人口和粮食都不足以支撑长期攻城。面对金国这样的庞然大物，蒙古军可以击破城镇，却很难在当地留下足够兵力驻守。战争越打越远，军队需要的马匹、粮秣、工匠和人口也越来越多。
花剌子模恰好控制着河中、呼罗珊以及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城市。那里有成熟的商业网络，也有大量手工业者和财富。对蒙古而言，这不是普通的邻国，而是一座巨大的资源库。
1218年，蒙古商队在讹答剌遭到扣押和杀害。成吉思汗派出使者要求交涉，花剌子模苏丹摩诃末没有选择缓和，蒙古使者又被杀死。此事给了成吉思汗一个名正言顺的出兵理由，也让花剌子模失去了避免战争的机会。
1219年，蒙古军分路西进。摩诃末把兵力分散到锡尔河沿岸诸城，自己坐镇腹地，原本是想依靠坚城消耗蒙古军。然而他没有料到，蒙古军不仅擅长野战，还吸收了金地工匠的攻城技术，能够架桥、筑垒、制备器械。
成吉思汗还让术赤、哲别等部制造北方进攻的假象，使花剌子模军队不断调动。蒙古主力则突然转向河中腹地。兵力一旦被拆散，再坚固的防线也会出现缝隙。
讹答剌抵抗数月后陷落，不花剌和撒麻耳干相继失守。摩诃末没有留在都城组织决战，而是一路西逃。有人劝他坚守，他却回答说：“蒙古军不可抵挡。”这句话未必是原话，却准确反映了花剌子模上层的恐慌。
撒麻耳干失陷后，花剌子模的政治中心迅速崩解。城市居民、守军、工匠和商人被严格区分处置，反抗者往往遭到杀戮，工匠则被编入蒙古军队或迁往东方。部分城市缴纳财物后得以保全，但这种“保全”并不意味着生活恢复如常。
玉龙杰赤的抵抗更为惨烈。这座城市位于阿姆河下游，水网密布，守军依靠巷战坚持了很长时间。蒙古军内部又因术赤与察合台意见不合，进攻一度迟缓。城破之后，屠杀、掠夺和人口迁徙接连发生，阿姆河水道也受到破坏。关于城市被洪水完全吞没的细节，后世记载不一，但战争造成的破坏毫无疑问。
不到两年，花剌子模这个横跨中亚的强国便失去了都城、军队和统治秩序。摩诃末逃到里海附近的小岛后病死，王子札兰丁继续抵抗，最终被迫退往印度方向。
真正令人意外的变化，发生在追击途中。
成吉思汗没有立即召回哲别和速不台，而是命令他们率军向波斯北部、高加索和里海以西侦察。名义上是追击敌人，实际上也是一次规模空前的军事探路。蒙古人原本熟悉的是草原和中原，那里却有山地城堡、森林河谷，以及完全不同的政治力量。
高加索诸国没有形成统一防线。格鲁吉亚军队曾集结数万人迎战，哲别和速不台利用佯退设伏，将其击败。但山地作战并不等同于草原决战，格鲁吉亚人转入伏击后，蒙古军也付出了不小代价。
1222年，蒙古军越过高加索进入钦察草原。阿兰人、钦察人和其他部族起初联合抵抗，哲别却采取分化策略，先说服钦察人退出联盟，再各个击破。钦察首领逃往斡罗思，蒙古军由此与基辅诸侯发生冲突。
1223年，双方在迦勒迦河附近交战。斡罗思和钦察联军人数占优，却被蒙古军的佯退诱入开阔地带。联军一路追击，以为蒙古人已经败退，队形逐渐拉长。等到蒙古骑兵突然回身，战场很快变成屠杀场。
这次胜利并没有让蒙古军立即占领斡罗思，他们更像是在陌生土地上完成了一次长距离突袭。沿途城市、村镇和商路遭到劫掠，大量人口和牲畜被带走，地方政权则在震惊中重新估量这支来自东方的军队。
1224年，哲别和速不台返回东方。花剌子模已被打碎，高加索和黑海北岸也留下了蒙古军的足迹。对当地人而言，蒙古人的到来不是一次普通的王朝更替，而是城市秩序、贸易网络和人口分布同时遭到冲击。一个从草原深处出发的帝国，就这样在追击一名逃亡君主的路上，撞见了欧洲东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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