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
“蒋师傅，开开门吧，我们知道错了。”门外又响起一阵拍门声，夹杂着推车轱辘碾过水泥地的刺耳动静。
我坐在屋里，手里攥着父亲留下的那把扳手，指腹蹭着上面磨得发亮的包浆。
窗帘缝里透进来街坊们的身影，彭来福站在最前头，脸涨得通红。
我没动。
扳手有点凉，贴在手心里，像父亲当年递给我时那个清晨的温度。
门外的人越聚越多，喊声一浪高过一浪。
可我脑子里只有一句话，反反复复地转，停不下来。
那句话是彭来福五天前甩给我的，他说：“用不着，你那手艺白送我都不要。”
01
早上六点不到，天刚蒙蒙亮，我就把摊子支起来了。
铁皮工具箱搬上折叠桌，打气筒立在脚边，补胎机接上电，转盘嗡地一声转起来。
老街区这条巷子口，我摆了十五年摊。
从二十八岁干到四十三，从自行车补到电动车，从五毛涨到五块。
五块。就为这两个字，彭来福三天两头给我找不痛快。
今早第一单是个赶着上班的小年轻，骑一辆黑电动车，后胎扎了颗螺丝钉。
我扒开外胎，抽出内胎往水盆里一按，气泡咕嘟咕嘟冒出来，好大一个眼儿。
我拿锉刀把周围磨毛，涂上胶水晾了半分钟，贴片压实，前后不到八分钟。
“五块。”我把车扶正。
小年轻掏出手机扫了码，嘴里嘟囔了一句：“别处都三块了。”
我没接话。
他走的时候，彭来福正好遛弯路过。
六十二岁的人，头发白了大半，走路背着手，脖子往前探，跟个老鹅似的。
他听见那句话了，脚步一顿，围着我的摊子转了两圈。
“蒋乐啊，”他站在我打气筒旁边，声音不大，但整条巷子都听得见，“你这价确实该降降了。人家网上说了，补个胎成本几毛钱。”
我把打气筒的皮碗拆下来换新的，头也没抬：“彭叔，我这手艺值五块。”
“值不值不是你说了算。”彭来福哼了一声，背着手走了。
我盯着他后脑勺看了一会儿，低头继续干活。
皮碗换好，试了两下，气足得很。
梁长海拎着棋盘从巷子里出来，往我摊旁边的石凳上一坐，摆开棋子自己跟自己下。
七十岁的人了，退休教师，一辈子没跟人红过脸，就爱在我摊前坐着。
“来福那张嘴，你别往心里去。”梁长海走了一步当头炮。
“没往心里去。”
“你爸在的时候，补胎也是五块。八几年五块，那是大钱。”
我笑了笑，没说话。
父亲蒋长海，国营汽修厂的老技工，一手补胎手艺全厂拔尖。
九八年厂子倒了，他就在这巷口摆摊，一直摆到六十八岁走不动。
临走那天把我叫到床边，把那把用了三十年的补胎扳手塞给我，说了一句话：“手艺人不坑人，五块是公道价。”
那是二〇〇三年的事。扳手我留到现在，手柄上的铁锈磨光了，露出里面暗沉沉的老钢。
一上午就补了两条胎。
隔壁卖菜的王婶推着三轮车过来打气，给了一块钱，我摆手没收。
十点多的时候，赵泰来收摊位费。
菜市场管理员，五十岁的人，胖得下巴叠了三层，骑个电动车满街转。
他把车停在我摊前，掏出一个皱巴巴的本子。
“老蒋，这个月摊位费。”
我数了三百块给他。他接过去点了两遍，塞进腰包，眼睛往街口那边瞟了一下。
“街口那家补胎的，你听说没？”
“没有。”
“人家刚来的，说是连锁品牌，补胎一块钱，还送打气筒。”赵泰嘿嘿笑了两声，“人家交的摊位费是你三倍。”
我没接话，低头把工具箱里的胶条码整齐。赵泰讨了个没趣，拧着电门走了。梁长海在石凳上抬头看了我一眼，什么都没说，走了一步马。
那天收摊的时候，我把工具擦得比平时久了些。
补胎机转盘上的胶渍用小刀一点点刮掉，锉刀上的铁屑用刷子刷干净，连打气筒的气嘴都用布擦了两遍。
梁长海收了棋盘，站在旁边看了一会儿。
“乐子，你爸那会儿也是这样，收摊擦工具能擦半个钟头。”
“习惯了。”
“嗯。便宜没好货，好货不便宜。老话没错。”
他拎着棋盘走了。
我推着工具车往家走，路过街口的时候，看见电线杆上挂了一条红底白字的横幅，上面写着“俊茂补胎，开业大酬宾，1元补胎，送打气筒”。
横幅下面摆了一张折叠桌，一个二十七八岁的年轻人正往桌上摆胶条和打气筒，嘴里叼着烟，动作利索。
我推着车过去了，没停。
02
第二天早上出摊，巷子里比平时冷清了不少。
我照例六点支好摊子，等了半个钟头，一个补胎的都没有。
打气筒倒是借出去三四回，都是给钱的，一块两块的，我照例没收。
到了上午九点多，街口那边热闹起来了。
王俊茂的摊位前排了七八个人，有推自行车的，有推电动车的，还有推婴儿车来打气的。
红横幅在风里呼啦啦地飘，王俊茂穿着一件红色马甲，逢人就递烟，嗓门又亮又热情。
“大爷您这胎扎了？来来来，一块钱，两分钟搞定，送您一个打气筒！”
“阿姨您这气不足了，我给您打，不要钱，顺便看看胎压。”
彭来福是第一个把车推过去的。
他家三辆车，一辆老式二八大杠，一辆电动车，还有他老伴魏香兰的买菜小三轮。
他分了三次把三辆车全推到街口，王俊茂一边补一边跟他唠嗑，彭来福笑得满脸褶子。
魏香兰跟在后面，手里拎着个塑料袋，里面装着刚买的芹菜。
她路过我摊前的时候脚步慢了一下，看了我一眼，嘴张了张，又闭上了。
我正给一辆共享单车换气门芯，没抬头。
“蒋师傅，忙着呢。”魏香兰最后还是开了口。
“嗯，婶子买菜啊。”
“啊……那个，老彭把车推那边去了，图个便宜，你别多想。”
“没事，谁的钱都不是大风刮来的。”
魏香兰站了两秒钟，走了。
她走之后，梁长海拎着棋盘来了，往石凳上一坐，也不摆棋，就那么坐着看街口的方向。
看了能有五分钟，才慢慢摆开棋子。
“那个年轻人，胶条补的。”梁长海说。
“嗯，我看见了。”
“胶条不磨内胎，不涂胶水，硬塞进去的。跑不了三天。”
我没接话，把换好气门芯的单车锁好，推到一边。梁长海自己跟自己下了两盘棋，下午两点多的时候，巷子里传来魏香兰的大嗓门。
“老彭！你那车后胎又瘪了！刚补的！”
彭来福从家里出来，蹲在门口摸了摸车胎，嘴里骂骂咧咧的。
他推着车往街口走，路过我摊前的时候脚步没停，但我听见他嘟囔了一句：“兴许是扎了新的。”
我低头擦补胎机，假装没听见。
那天下午，蒋乐的摊子总共补了两条胎。
一条是梁长海的老自行车，其实没扎，就是气门芯老化了，我给他换了一个，收了两块。
另一条是朱秀娥的三轮车。
老太太六十五了，一个人过，靠低保和捡废品过日子。
她推着三轮车过来的时候，车上堆着纸壳子和空瓶子，后胎软塌塌的。
“蒋师傅，补个胎。”她从兜里掏出一个塑料袋，里面全是一块五块的零钱，数了两遍，凑出五块。
“朱姨，您这胎扎了有一阵了吧，内胎可能磨坏了。”
“能补就补，不能补再说。”
我扒开一看，内胎磨得发亮，好几个地方都起毛了。
换一条内胎得十五，她肯定舍不得。
我把磨损的地方打磨干净，贴了两层补片，压得结结实实。
装好之后打了气，在水盆里试了两遍，一个泡都不冒。
“五块。”我站起来擦了擦手。
朱秀娥把五块钱递过来，手指头哆嗦着。我接过来塞进围裙兜里，又从兜里摸出两块钱找给她。
“蒋师傅，这……”
“您这条胎补了两层，费了我两张片，本来该收七块的。老客户价，五块。”
朱秀娥捏着两块钱，嘴唇动了动，没说出话来。她推着三轮车走了，走出十几步又回头看了我一眼。
那天晚上收摊的时候，街口王俊茂的摊子还亮着灯，红横幅在路灯下面格外扎眼。
我数了数当天的收入，加上摊位费的开销，刚好够本。
回到家，周桂平已经下班了，正在厨房下面条。
她四十出头，在超市理货，站一天腿肿，脾气也大。
“今天挣了多少？”
“够本。”
“够本够本，天天够本。”她端着面条出来，往桌上一搁，“我跟你讲，超市那边招夜班保安，一个月两千八，你把这摊子收了去干保安，旱涝保收。”
“摊子收了，那些老客户的车谁补？”
“谁补不是补？街口那家一块钱，你五块，你说人家选谁？”
我没吭声，低头吃面。女儿蒋欣瑶在屋里写作业，大专读的会计，明年毕业。她探出头来喊了一声爸，又缩回去了。
“你自己想想吧。”周桂平把碗一推，进了卧室。
我坐在客厅里，把父亲的扳手从工具箱里拿出来，搁在茶几上。
手柄上那些磨平的纹路，在灯下看得清清楚楚。
我想起父亲说过的那句话，反反复复地想，想到后半夜才睡。
03
第三天，街口的人更多了。
王俊茂的摊位前面排了十几号人，有本街的，还有从隔壁街骑车过来的。
红横幅下面又多了一条黄横幅，写着“总部补贴，亏本三天，最后一天”。
彭来福在人群里嗓门最大，逢人就讲：“一块钱，上哪找去？蒋乐那边五块，够我补五回了！”
我蹲在摊前给一辆电动车换刹车片，听得清清楚楚。梁长海坐在石凳上，棋子捏在手里半天没落下去。
“乐子，你真沉得住气。”
“沉不住也得沉。”
十点多的时候，我的老客户老周推着一辆灰扑扑的电动车从巷子里出来，后胎瘪着。他看见我蹲在摊前，犹豫了一下，往我这边走了两步。
“老周，补胎啊？”我站起来。
老周还没说话，彭来福从街口那边看见了，扯着嗓子喊：“老周！这边一块钱！蒋乐那价坑人！过来过来！”
老周站在原地，左脚蹭了蹭右脚，看看我，又看看街口。
我什么都没说，蹲下去继续换刹车片。
过了几秒钟，我听见车轱辘碾过水泥地的声音，往街口方向去了。
梁长海把棋子啪地一声拍在棋盘上。
“来福这人，嘴碎，心不坏，就是爱占便宜。”
“我知道。”
“你知道就行。”梁长海重新拿起棋子，“你爸那会儿，这条街上也有个便宜摊子，补一次三毛，用胶条。后来怎么样？”
“后来摊子没了，人跑了，整条街的胎全炸了。”
“对喽。”
那天下午，我把价目牌从“补胎5元”换成了白底黑字的新牌子，还是写5元。
旁边多了一行小字：“内胎磨损严重建议更换，不强求。”梁长海看了看，点了点头，没说话。
赵泰又来了。这回他没骑电动车，走着来的，手里拎着一瓶矿泉水，在我摊前站了半天。
“老蒋，我跟你说个事。”
“说。”
“街口那个王俊茂，人家给市场交了两条烟，说是在这儿摆半个月。我寻思吧，你也别太死心眼，该降价就降点。”
“降多少？”
“三块行不行？你降三块，他一块，好歹能留住人。”
我把刚补好的一条胎装进外胎，压了压边缘：“赵哥，我补一条胎，光打磨就要三分钟，涂胶水晾两分钟，贴片压紧再等五分钟。前后十分钟，收五块。他补一条，三十秒，胶条一捅就完事。你说谁值五块？”
赵泰张了张嘴，没说出话来。他把矿泉水往摊上一搁，走了。
那天收摊的时候，魏香兰来了。她推着买菜的小三轮，后胎软了一半。走到我摊前，脸有点挂不住。
“蒋师傅，你给看看，这胎好像有点慢撒气。”
我扒开一看，内胎上有一个眼儿，里面塞着一截黑乎乎的胶条，胶条已经变形了，从补丁处挤出来一截。
我把胶条拔出来，内胎上那个洞比原来大了一圈。
“婶子，这胎不能再补了。胶条把洞撑大了，补片贴不住，得换内胎。”
“换一条多少钱？”
“十五。”
魏香兰咬了咬嘴唇。她肯定想起了街口一块钱的价，但她也肯定知道那条路走不通了。她从兜里掏出十五块钱，递给我的时候手指头捏得紧紧的。
“换吧。”
我给她换了一条新内胎，又检查了外胎，把上面扎的一颗小石子抠掉。
装好打足气，试了两遍，一点不漏。
魏香兰推着车走的时候，回头看了我两眼，嘴张了两次，最后什么都没说。
梁长海收了棋盘，站在我旁边看着魏香兰的背影。
“她心里有数了。”
“有数没数，看明天吧。”
我推着工具车往家走，路过街口的时候，王俊茂的摊子正在收。
红横幅摘了一半，折叠桌折起来往面包车里塞。
王俊茂看见我，笑了一下，露出一口黄牙。
“蒋哥，收摊啊。”
“嗯。”
“明天最后一天，后天我就撤了。总部安排去城南。”
我没接话，推着车过去了。
那天晚上回到家，周桂平又提保安的事，我照样没接话。
临睡前，我把父亲的扳手从工具箱里拿出来，用砂纸轻轻蹭了两下，又放回去。
04
第四天早上，彭来福推着车出门买菜，刚骑出去不到两百米，后胎又瘪了。
他蹲下来摸了一圈，手指头捏到一截硬邦邦的东西，用力一拽，扯出来半截胶条，上面糊着黑乎乎的胶，已经干成硬块了。
他把胶条往地上一摔，骂了一句脏话。
他把车推回门口，进屋拿气筒打气。打了十几下，气压表一动不动。他又蹲下来摸，胶条从另一个补丁处挤出来了。三个补丁，挤出来两截胶条。
魏香兰站在门口，手里攥着买菜的布袋：“我早说了别贪那便宜，你不听。”
“你早说什么了？你当时不也说一块钱便宜？”
“我那是随嘴一说，你倒好，把三辆车全推过去了。”
彭来福没话说了。
他蹲在门口又打了一阵气，后胎照样瘪。
他把气筒一扔，站起来往巷口看了一眼。
我的摊子已经支好了，补胎机转盘嗡地一声转起来，声音隔着半条街都听得见。
他推着车往巷口走，步子很慢。路过我摊前的时候，脚步顿了一下。我正给一辆电动车扒胎，抬头看了他一眼，又看了看他瘪着的后胎。
“老彭，我帮你看看，不收钱。”
彭来福的脸一下子涨红了。他站在那儿，两只手攥着车把，指关节攥得紧紧的。旁边的石凳上，梁长海正摆棋子，听见这话抬起头来。
“不用。”彭来福从牙缝里挤出两个字。
“就是看看，不收钱。你那胎可能胶条把内胎撑坏了。”
“我说不用！”彭来福的声音突然拔高了八度，脖子上的青筋都鼓起来了，“用不着！你那手艺白送我都不要！一块钱能补的事，你收五块，你还有理了？”
他说完推着车就走，车轱辘碾过地上的碎石子，发出刺耳的嘎吱声。
他往街口走了十几步，又停住了。
街口那个红横幅已经摘了，折叠桌也没了，空荡荡的水泥地上只剩几截废胶条和两个打气筒的包装盒。
王俊茂的面包车正在往车上装设备，一副随时要走的样子。
彭来福站在街口，愣了好一会儿。
然后他推着车，一步一步地往回走。
走到我摊前的时候，他脚步没停，但速度慢了很多。
我听见他低声嘟囔了一句什么，没听清。
“将死了。”
那天上午，我的摊子前面来了七八个人，全是来打气的。
没人补胎，但每个人打气的时候都往街口瞟一眼。
王俊茂的面包车装了满满一车东西，红横幅卷起来塞在车顶，车门一关，发动了。
他走之前还冲街口喊了一嗓子：“最后一天啊！下午我就走了，要补的赶紧！”
没人过去。
下午两点多，王俊茂的面包车开走了。
街口空荡荡的，只剩地上几截废胶条和一滩干了的胶水印子。
赵泰蹲在空地上抽了半天烟，脸黑得跟锅底似的。
有人去问他那两条烟的事，他摆摆手，什么都没说。
到了傍晚，彭来福把三辆车全推了出来。
二八大杠、电动车、魏香兰的小三轮，三个后胎全瘪着。
他在门口打气打了半个钟头，三个胎一个都没打起来。
魏香兰站在旁边，手里攥着十五块钱，往街口方向看了好几次，街口一个人影都没有。
那天晚上，我收摊比平时早。
工具擦到一半，周桂平打电话来，说超市那边保安的岗位还留着，问我到底去不去。
我说再想想。
挂了电话，我把扳手拿在手里，手柄上那层薄锈被磨掉之后，露出底下暗沉沉的老钢，凉得扎手。
05
第五天早上，街口彻底空了。
王俊茂的临时摊位连根毛都没留下，横幅、折叠桌、打气筒、废胶条，全没了。
水泥地上只剩几道黑乎乎的胶水印子，被早上的露水洇湿了，像几块难看的疤。
彭来福推着三辆车出门的时候，巷子里已经聚了七八个人。
老周推着他那辆灰电动车，后胎瘪着。
隔壁楼的孙姐推着自行车，也是瘪的。
还有几个我叫不上名字的街坊，推着各种车子，全堵在巷口。
“老彭，你那个网红摊呢？”有人问。
“跑了。”彭来福黑着脸，“电话打不通，赵泰说押金都没退。”
“那咱们的车怎么办？”
“我哪知道怎么办！”
人群里七嘴八舌地吵起来。
有人骂王俊茂缺德，有人骂赵泰收黑钱，有人骂自己当初瞎了眼。
吵了十几分钟，也没吵出个结果。
彭来福蹲在地上，拿根树枝捅他电动车后胎上的胶条，捅了半天捅不出来。
魏香兰从屋里出来，手里端着一盆水，往地上一泼，溅了彭来福一裤腿。
“你还有脸蹲这儿？当初谁第一个把车推过去的？谁在街上喊蒋乐坑人的？”
“你少说两句行不行！”
“我少说？我少说你这三辆车能自己好？”
两口子当街吵起来。
旁边的人劝也不是，不劝也不是。
老周推着车往前走了一步，往巷口方向看了一眼。
我的摊子已经支好了，补胎机转盘嗡嗡转着，打气筒立在脚边，工具擦得干干净净。
他咽了口唾沫。
“要不……咱去找蒋师傅？”
人群安静了一瞬间。
然后像炸了锅一样，推车的推车，喊人的喊人，十几号人浩浩荡荡往巷口涌过来。
彭来福被裹在人群里，推着他那三辆车，脸上一阵红一阵白。
到了我摊前，没人敢先开口。十几辆瘪胎车堵在巷口，把我摊子围了一圈。老周站在最前面，搓着手，半天憋出一句：“蒋师傅，你看这……”
我正蹲着给一辆共享单车换脚撑，没抬头。
“蒋师傅，我们知道错了。”孙姐在后面喊，“你大人不记小人过，给我们补补吧。”
“补一条我们给十块！”有人喊。
“二十也行！”
我站起来，把扳手往工具箱里一搁，拍了拍手上的灰。
我看了看老周，又看了看孙姐，最后目光落在彭来福脸上。
他站在人群最后面，低着头，手里攥着车把，那辆二八大杠歪在他身边，后胎瘪得贴了地。
“彭叔，”我喊了一声，“你那三辆车，当初补的时候花了多少钱？”
彭来福没抬头，声音闷闷的：“三块。”
“三块钱，补了三辆车。”我把工具箱盖子合上，“现在要补好，得换三条内胎，一条十五，三条四十五。加上手工费，五十。”
人群里一片吸气声。彭来福的肩膀塌了下去。
“不过我话还没说完。”我往巷子口走了两步，站在人群中间，“补胎五块，老规矩。内胎坏了的，换内胎十五。愿意补的，明天早上六点来，我摊子在这儿，跑不了。”
我说完转身收拾摊子。身后的人群安静了几秒钟，然后七嘴八舌地说起话来。有人开始算账，有人开始骂王俊茂，有人开始推车往家走。
我推着工具车往家走的时候，天已经擦黑了。
路过街口的时候，我停了一下。
地上那几块黑乎乎的胶水印子还在，在路灯下面泛着暗光。
我蹲下去，用指甲抠了一下，硬的，抠不动。
那天晚上，周桂平又打电话来，说保安的事最后问一次。
我说不去了。
她在电话那头沉默了好一会儿，然后说：“随你吧。”挂了电话，我把父亲的扳手从工具箱里拿出来，放在床头柜上。
扳手凉丝丝的，贴着我的手指头，像父亲当年把它塞进我手里时的温度。
后半夜，我起来上厕所，看见楼下巷口的路灯还亮着。
有个人影蹲在街口那块空地上，像是在抠什么东西。
我眯着眼睛看了半天，认出来是彭来福。
他蹲了能有十分钟，站起来，往巷子里走了。
06
第二天早上，我五点半就醒了。
窗外的天还灰蒙蒙的，巷子里安安静静。
我穿好衣服，把扳手揣进围裙兜里，推着工具车出了门。
走到巷口的时候，我看见一个人坐在马路牙子上。
是朱秀娥。她穿着那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褂子，坐在路边的石阶上，手里攥着一个塑料袋。她的小三轮停在旁边，后胎还是瘪的。
“朱姨，您这么早？”
“怕来晚了排不上。”她站起来，拍了拍裤子上的灰，“蒋师傅，我那个胎，你给看看还能不能补。要是不能补，换一条多少钱？”
我把她的三轮车推进摊子，卸下后轮，扒开外胎。
内胎上有一个眼儿，旁边磨得发毛，但没别的损伤。
胶条没用过，洞是扎的，边缘齐整。
我蹲下来打磨、涂胶、贴片、压实，动作比平时慢。
朱秀娥站在旁边看着，不说话，就那么看着。她手里攥着那个塑料袋，里面是几颗青菜和一把零钱。
“朱姨，您这胎扎了有三四天了吧。”
“嗯。那天路过街口，那个年轻人喊我，说一块钱给我补。我没去。”
“怎么没去？”
“我寻思，一块钱连胶水都买不来。他补的，我不敢用。”
我把补好的内胎装回外胎，打足气，在水盆里试了两遍。
一个泡都不冒。
装好之后，朱秀娥从塑料袋里数出五块钱，一张五块的，皱巴巴的，边角磨得起了毛。
我接过来，塞进围裙兜里，又从兜里摸出两块钱找给她。
“昨天那辆共享单车补过一回，今早这胎算老客户价。三块。”
朱秀娥捏着两块钱，手有点抖。
她看了我一眼，嘴唇动了动，最后什么都没说，推着三轮车走了。
走出十几步，她停下来，回头喊了一句：“蒋师傅，你这摊子可得一直摆着啊。”
“摆着。”
她走了之后，巷子里陆陆续续来了人。
老周推着灰电动车来了，孙姐推着自行车来了，还有几个脸熟的街坊。
没人提昨天的事，也没人讨价还价。
我补一条，他们给五块，找零的不用找，没零钱的扫码。
一上午补了十二条胎，换了三条内胎。
彭来福是中午来的。
他推着那辆二八大杠，后面跟着魏香兰，推着买菜小三轮。
电动车的后轮已经被他卸下来了，搁在小三轮的车斗里。
一家三口，三辆车，全推来了。
他站在我摊前，从兜里掏出一张五十的票子，往台面上一拍。
“补三条，剩下的不用找。”
我把五十块钱推回去：“五块一条，三条十五。”
“我说了不用找。”彭来福的脸涨红了，声音粗粗的。
“我说了五块一条。”我低头扒开二八大杠的外胎，内胎抽出来一看，三个补丁，两个已经开裂了。“这条内胎废了，得换。”
“换就换。”
“换内胎十五，加补胎五块，一共二十。三条加起来，一条内胎钱加三条手工费，四十五。”
彭来福嘴唇哆嗦了两下。他从兜里又掏出十块钱，凑够五十，拍在台面上：“补。不用找。”
我把五十收进兜里，低头干活。
二八大杠的内胎换好，电动车的内胎换好，小三轮的内胎也换了。
三条外胎挨个检查，石子抠干净，裂缝涂上胶水封住。
前后忙了一个多钟头，三条车全修好，打足气，一辆辆试过。
彭来福一直站在旁边，不说话。魏香兰站在他身后，手里攥着布袋，也不说话。我把三条车推到一边，从围裙兜里掏出五块钱，递给彭来福。
“找零。”
彭来福没接，脸涨得通红：“蒋乐，你这不是打我脸吗？”
“彭叔，五块一条，这是公道价。你给多了，我收了，那就不公道了。”
他盯着我看了好几秒钟，最后把五块钱接过去，攥在手心里。
他转身要走，走了两步又停下来，背对着我说了一句：“你爸在的时候，我找他补过车。那会儿五块钱是五块钱的价。”
“现在也是。”
他没再说话，推着二八大杠走了。魏香兰推着小三轮跟在后面，走过我摊前的时候，她低声说了一句：“蒋师傅，你那价牌，别改。”
“不改。”
那天下午，梁长海拎着棋盘来了。
他把棋子摆好，自己跟自己下了一盘，下完之后把棋盘一收，说了一句话：“你爸当年也是这句话。五块钱是五块钱的价，现在也是。”
我没接话，低头擦工具。扳手在围裙兜里，贴着我的肚子，温温热热的。
07
那天晚上回到家，周桂平破天荒地没提保安的事。
她坐在沙发上剥毛豆，电视开着，没看。
我换了鞋，坐到她旁边，从兜里把那五块钱找零掏出来，搁在茶几上。
“今天补了十六条，换了六条内胎。挣了三百多。”
周桂平剥毛豆的手停了一下，又继续剥：“那个彭来福，今天没跟你吵？”
“没有。他补了三条。”
“太阳打西边出来了。”
“以后摊子可能好点。王俊茂跑了，街口那地方空出来了。”
周桂平把剥好的毛豆往盆里一推：“空出来又怎么样？下回再来个五毛的，你照样没生意。”
“来就来吧。”
“你就守着那五块钱过一辈子？”
我没说话，把扳手从围裙兜里拿出来，搁在茶几上。
扳手在灯下泛着暗光，手柄上的包浆油亮亮的。
周桂平看了一眼扳手，叹了口气，端着毛豆进厨房了。
我坐在客厅里，把扳手翻来覆去地看。
手柄的纹路磨平了，但形状还在，大拇指按上去正好贴合。
父亲用了三十年，我用了十五年，加起来四十五年。
四十五年，补了多少条胎，记不清了。
五块是公道价，父亲说的。
五块是五块钱的价，彭来福说的。
五块钱是五块钱的价，梁长海说的。
三个人，三句话，意思一样。
那天夜里我睡得不踏实，翻来覆去地做梦。
梦见父亲在汽修厂的车间里，拿那把扳手撬开一条自行车内胎，水盆里的气泡咕嘟咕嘟往上冒。
他抬头跟我说：“乐子，胶条补的胎跑不了三天，记住了。”我点头，然后就醒了。
窗外天刚亮，巷子里有收废品的吆喝声，拖着长腔，远远地飘过来。
我起来穿好衣服，把扳手揣好，推着工具车出门。
走到巷口的时候，习惯性地往街口那边看了一眼。
空地上站着一个人，背着手，低头在看什么。
是赵泰。
他蹲下去，用手摸了摸地上那几块干了的胶水印子，然后站起来，往我这边走。
“老蒋，这么早。”
“赵哥早。”
“那个王俊茂，昨天有人看见他在城南摆摊了，还是那一套，一块钱补胎。”
“你就不怕他把人再拉走？”
我把工具车支好，补胎机接上电，转盘嗡地一声转起来：“赵哥，你收摊位费，他给两条烟你就收他，我数三百块你也收。这个我管不着。但人家图便宜去他那儿，回头胎瘪了，是找他还是找我？”
赵泰张了张嘴，没说出话来。他从兜里掏出一盒烟，抽出一根叼在嘴上，没点着，就那么叼着走了。
那天上午来了一个生面孔，四十来岁的女人，推着一辆粉色小电动车。
她说她是隔壁街的，听人介绍过来的。
我给她补了一条胎，收五块。
她扫码付钱的时候问了一句：“师傅，你这摊子摆多久了？”
“十五年。”
“那怎么不去那边街口摆？那边人多。”
“这边巷口是我爸摆摊的地方。他不在了，我接着摆。”
她看了我一眼，骑上电动车走了。
梁长海拎着棋盘来的时候，我把这事跟他说了。
他摆好棋子，走了一步当头炮：“你爸那会儿也这样。有人问他怎么不去大路口摆，他说大路口地不平，补胎要的是平。”
那天下午收摊的时候，街口那边传来一阵喇叭声。
一辆面包车停在空地上，下来一个三十来岁的男人，往电线杆上挂了一条蓝底白字的横幅，上面写着“小李补胎，3元一次”。
我站在摊前看着，没动。
梁长海收了棋盘，站在我旁边：“又来了。”
“你打算怎么办？”
“不怎么办。五块是公道价。”
“好。”
他拎着棋盘走了。我推着工具车往家走，路过街口的时候，那个小李正往桌上摆胶条。他看见我，笑了一下：“师傅，您也在这片补胎啊？”
“您收多少？”
“五块。”
他愣了一下，然后笑得更大声了：“五块？大哥，你这价能有人来？”
我没接话，推着车过去了。回到家，周桂平正在做饭，听见门响头也没回：“街口又来了个补胎的，你看见没？”
“看见了。”
“三块。”
“你就不能降点？”
“不能。”
她把锅铲往锅里一摔：“蒋乐，你这人怎么就这么犟？”
“我爸犟了一辈子，我随他。”
周桂平不说话了，把火关小，盖上锅盖。过了一会儿，她从厨房探出头来，声音低了很多：“你爸那会儿，你妈也跟着犟？”
“我妈不犟。但她也没劝过我爸改价。”
周桂平缩回头去，厨房里只剩下锅铲碰铁锅的声音。
08
新来的小李在街口摆了三天，头一天补了七八条胎，第二天三四条，第三天只有一条。
第四天早上，横幅还在，桌子还在，人没来。
第五天，横幅摘了，桌子搬走了，电线杆上只剩两个挂钩。
赵泰又蹲在空地上抽烟，脸比上次还黑。他这回连问我都没问，抽完一根烟就骑着电动车走了。
我的摊子前面开始有人排队了。
先是老周，他推着那辆灰电动车来了，后胎换了新内胎，骑了一个礼拜，一点气没漏。
他补了一条胎，扫码付了五块，走的时候说：“蒋师傅，我以后都推你这来。”
然后是孙姐，推着自行车来换刹车皮。
她男人在工地上干活，电动车轮胎扎了，她一次推两辆过来补。
再然后是隔壁街那个粉色电动车的女人，她又来了，这回是后胎扎了个钉子，补完之后站在摊前跟我聊了几句。
“那个小李的摊子撤了，你知道不？”
“听说了。”
“我在他那补过一条，第二天就瘪了。他那个胶条，塞进去的时候我就觉得不对劲。”
“胶条补胎，不磨不涂，跑不了三天。”
“那你当初怎么不说？”
我蹲下来收拾工具，把锉刀上的铁屑刷干净：“说了没用。人家图便宜，我说破嘴皮子也没用。得自己试一回才知道。”
她点点头，骑上车走了。梁长海拎着棋盘来的时候，我正把工具往箱子里收。他摆开棋子，自己跟自己下，下了两步抬头看我：“你今天收得早。”
“嗯。约了个人。”
“谁？”
“彭来福。”
梁长海愣了一下，然后把棋子一收：“那我明天再来。”
我推着工具车走到彭来福家门口的时候，他正蹲在院子里修他那辆二八大杠的链条。
满手黑油，地上铺着报纸，螺丝零件摆了一地。
魏香兰坐在门口择韭菜，看见我来了，站起来让了让。
“蒋师傅来了。”
彭来福抬头看了我一眼，没说话，继续弄链条。
我把工具车停在院门口，走进去，蹲在他旁边。
链条卡在齿轮里，有一节变形了，他拿改锥撬了半天撬不动。
“链条该换了。”我说。
“还能用。”
“再用下去把飞轮磨坏了，换一套更贵。”
彭来福停了手，盯着链条看了半天。他把改锥往地上一搁，站起来，从兜里摸出烟盒，抽出一根递给我。我摆摆手，他自己叼上，点着了。
“你今天来干什么？”
“朱姨那条三轮车的内胎，是你那天晚上去抠的？”
彭来福抽烟的手顿了一下。那天晚上我看见的人影果然是他。他把烟从嘴里拔出来，吐了一口烟，没说话。
“你把胶条从她胎上拔了，洞撑大了，补片贴不住。她今天推来的时候，洞比原来大了一圈。”
彭来福把烟往地上一扔，用脚碾灭：“我那天晚上睡不着，看见她三轮车停街口，后胎上塞着那截胶条。我想拔了，让她找你补。我不知道会把洞撑大。”
“我知道你不是故意的。”
“你知道了还来？”
“我来跟你说一声。她那条内胎我换了，没要她钱。以后你别碰她的车了。”
彭来福盯着我看了好一会儿，嘴唇哆嗦了两下，最后从兜里掏出一张五十的票子，往我手里塞：“这钱你拿着，算我赔她的。”
我把钱推回去：“不用。你以后别干这种事了就行。”
我推着工具车走了。走出十几步，彭来福在后面喊了一声：“蒋乐！”
我停下来，没回头。
“你爸那会儿，我也找他补过车。五块钱，我说贵，他说值。后来我骑了两年没扎过一次胎。你爸那个人，说话算话。”
“你也是。”
我没再说话，推着车走了。
走到巷口的时候，天已经擦黑了，路灯一盏一盏地亮起来。
朱秀娥的巷口黑着，她屋里没亮灯。
我把工具车里两个旧内胎放在她门口，用砖头压住，免得被风吹跑。
09
一个月过得快。秋分那天，周桂平轮休，早上没去超市。她坐在客厅里剥花生，我从摊上回来拿东西，看见她面前摆着一盘剥好的花生米。
“今天怎么没上班？”
“调休。”她把花生壳往垃圾桶里一推，“蒋乐，我昨天在超市听人说，街口又要来个补胎的，这回是两口子，价还没定。”
“来就来。”
“你就不能主动点？把价牌换成三块，或者三块五，先把人留住。”
“五块是公道价。”
周桂平把花生米往我面前一推：“吃。堵住你的嘴。”
我捏了两颗花生米，嚼了嚼，没说话。她看了我一会儿，忽然笑了一下：“你这犟脾气，跟爸一模一样。”
她说的爸，是我爸。
她嫁过来那年，我爸还在，摆摊摆到六十八，手抖得拿不稳扳手才收摊。
周桂平给他送过三个月的中饭，每天中午一碗面，卧个荷包蛋。
我爸吃面的时候总说一句话：“桂平，乐子这手艺，比我强。”她听了就笑，说爸你偏心。
“桂平，”我把花生米咽下去，“摊子我不收，价我也不降。你要实在觉得不行，保安那活你去干。”
“我干？我干了谁给你做饭？”
“那就都不干。摊子养得活咱俩。”
周桂平把花生壳往垃圾桶里一倒，站起来拍了拍手上的碎屑：“行。摊子养得活咱俩。这话是你说的，别到时候又跟我哭穷。”
“不哭。”
她端着花生米进厨房了。
我坐在客厅里，把父亲的扳手拿出来，搁在茶几上。
阳光从窗户里照进来，打在扳手上，手柄的包浆泛着温润的光。
我拿起来，在手里掂了掂，分量刚好。
那天下午出摊，梁长海来得比平时早。他拎着棋盘往石凳上一坐，摆开棋子，却不走棋，就那么坐着。
“乐子，我听说街口要来新摊子。”
“嗯，听说了。”
“不怎么办。”
梁长海捏着棋子想了半天，走了一步当头炮：“你爸那会儿，这条街上前后来了四个便宜摊子。第一个卖胶条，第二个卖内胎，第三个卖工具，第四个卖整车。全跑了。”
“你知道就好。”梁长海又走了一步马，“便宜摊子跑得快，是因为他们只做一锤子买卖。你不一样，你做的是回头客。”
那天收摊的时候，街口果然挂了一条新横幅，橘红色的，上面写着“老张补胎，开业三天，补胎2元”。
横幅下面摆了一张木桌，两口子正在往桌上摆工具。
男的四十来岁，女的扎着马尾，看着挺利索。
我推着工具车路过的时候，那个女的喊了一声：“师傅，您也在这片补胎啊？”
她愣了一下，然后笑了：“五块？大哥，你这价能有人来？”
我没接话，推着车过去了。回到家，周桂平正在看电视，看见我进门头也没抬：“新摊子挂横幅了？”
“挂了。”
“多少？”
“两块。”
周桂平把遥控器往沙发上一扔：“两块！蒋乐，你听听，人家两块！你还五块！”
“两块补的胎，跑不了三天。”
“三天？人家开业三天，三天挣够了就跑，你管他跑几天？”
我把围裙解下来挂在门后，坐到沙发上。电视里正放一个调解节目，两口子为钱吵架，主持人两边劝。周桂平看了一会儿，把电视关了。
“我不是跟你吵。我是怕你吃亏。”
“你知道就行。”她站起来往卧室走，走到门口又停住了，“那个新摊子，要是也跑了，你打算怎么办？”
“不怎么办。摊子还摆着，价还是五块。”
“那要是又有人来堵门呢？”
我想了想，把父亲的扳手从兜里掏出来，搁在茶几上：“来就来吧。五块是公道价，谁来都是五块。”
周桂平看了我一眼，没再说话，进卧室了。
我坐在客厅里，听着巷子里的动静。
收废品的吆喝声远了，隔壁楼有人炒菜，油锅滋啦一声响。
路灯亮了，橘黄色的光从窗帘缝里透进来，落在扳手上，手柄的纹路看得清清楚楚。
10
又过了半个月，街口的老张补胎摊还在。
橘红横幅挂了三天就摘了，改成了白底红字的价目牌：“补胎2元，换内胎10元，打气免费”。
来补胎的人不多，三三两两的，大多是路过图新鲜的。
我的摊子前面反而排起了队。
老周、孙姐、隔壁街那个粉色电动车的女人，还有几个新面孔，都是听人介绍来的。
补一条胎五块，换内胎十五，打气不收钱。
一上午补了十几条，中午梁长海来的时候，我还没忙完。
“你今天忙。”梁长海把棋盘搁在石凳上，没摆。
“嗯，一上午没停。”
“那个老张，昨天有人去他那补了一条，今天早上又瘪了。推过来让我看，我给他抠出来一截胶条，跟你当初说的一样。”
我把最后一条胎装好，打足气，拍了拍手上的灰：“胶条补胎，跑不了三天。”
“你这话说了十五年了。”
“说了十五年，还是有人不信。”
梁长海把棋盘摆开，走了一步当头炮：“不信的人，早晚得信。”
下午三点多的时候，彭来福推着二八大杠来了。
后胎扎了个小钉子，我扒开一看，洞不大，打磨涂胶贴片，五分钟搞定。
彭来福扫码付了五块，推着车要走，走了两步又停下来。
“蒋乐，我问你个事。”
“你说。”
“你爸那会儿，五块钱是五块钱的价。现在五块钱，还值五块吗？”
我把锉刀上的铁屑刷干净，放进工具箱：“彭叔，五块钱买不了一碗面，买不了一包烟。但五块钱能补一条胎，管两年。你说值不值？”
彭来福盯着我看了几秒钟，点了点头，推着车走了。
魏香兰在巷口等他，手里拎着刚买的豆腐。
两口子一前一后往家走，夕阳把他们的影子拉得老长。
那天收摊的时候，我数了数当天的收入，三百二十块。
换了两条内胎，补了十四条胎，打气没收钱。
我把钱塞进围裙兜里，开始擦工具。
补胎机转盘上的胶渍用小刀一点点刮掉，锉刀上的铁屑刷干净，打气筒的气嘴擦了两遍。
梁长海坐在石凳上摆棋，自己跟自己下了一盘。
“乐子，你爸那会儿收摊也擦工具。”
“擦得比你还慢。”
“他讲究。”
梁长海收了棋盘，站起来拍了拍裤子上的灰：“讲究的人，做讲究的事。你爸讲究了一辈子，你也讲究了十五年。这条街上的人，早晚会明白。”
我推着工具车往家走，路过街口的时候，老张的摊子已经收了，橘红横幅卷起来搁在桌上，压了一块砖头。
我停了一下，看了看那块空荡荡的水泥地。
地上干干净净的，连胶水印子都没了。
回到家，周桂平正在厨房炒菜。
我换了鞋，把围裙挂在门后，坐到沙发上。
茶几上摆着父亲的扳手，手柄的包浆在灯下泛着光。
我拿起来，在手里掂了掂。
“桂平。”
“嗯？”
“明天我想把价目牌换了。”
周桂平从厨房探出头来，手里还攥着锅铲：“换？换多少？”
“还是五块。换个大点的牌子，白底黑字，挂高一点。让路过的人都看得见。”
周桂平看了我一会儿，把锅铲缩回去，厨房里传来她炒菜的声音：“行。挂高点。让那些跑了的、没跑的，都看得见。”
我把扳手放回工具箱，盖上盖子。
窗外的路灯亮了，橘黄色的光落在工具箱上，铁皮泛着暗沉的光。
巷子里有人在喊孩子回家吃饭，声音远远地飘过来。
我坐在沙发上，听着厨房里的炒菜声，听着巷子里的吆喝声，听着远处街口偶尔传来的车铃声。
秋分过了，天短了。五块钱还是五块钱，摊子还是那个摊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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