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我是胖胖。
中午刷到的一则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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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表示,许多伊朗人为一日三餐苦苦挣扎,呼吁结束不战不和的局面。
怎么说?
既是如此,你完全可以辞职!
我一直认为,伊朗这个国家不属于百姓,是属于一小撮的利益集团,跟百姓没关系。
以我分析伊朗的感受,“一贯正确”是一种人类不可能承担的罪,其神权阶级为了保住自己的地位,必须被认为是一贯正确的,但在现实中没有人能一贯正确,因此必须经常性地篡改历史、事实。
众所周知,伊朗对女性、生命、自由的压制,这无异于封建王朝的缠小脚,对笼养的囚鸟可谓是“精心呵护”“无微不至”。
一个国家属于它的百姓,那它的苦就是百姓的苦,它的富就是百姓的富,一个国家属于一小撮人,那它表面上的一切困境,对那一小撮人而言不是困境,而是牟取血酬与套利空间的生意!
如果任由它们用金钱与权力打造出一整套如何监视囚鸟的技术,长久而全面地运转下去,伊朗的魂灵迟早会被彻底扼杀。
二是、
这就像愚公嫌大山挡了路,不搬家,有坚定决心一定要搬走大山,他还要安排子子孙孙无穷匮地挖土。用这种世代相传的精神苦役与肉体劳役,把一代又一代人钉在同一座山脚下,而且他有把握真的让子子孙孙一直干这个,世世代代无穷匮也……愚公从未征求过子子孙孙的意见,他替所有尚未出生的后代做了一个决定,你们这辈子、下辈子、下下辈子,都要替我挖这座山,这难道不是一种被包装成美德的奴役?愚公有权决定自己挖山,却有什么权力替子孙决定,他们出生以后也必须继续挖山?
他有没有问过那些尚未出生的人,愿不愿意把一生交给这座山?有没有想过,他们是否有别的生活选择?有没有考虑过,倘若这座山根本不值得挖,或者存在更简单、更有效解决办法,那么世世代代坚持究竟有什么意义?
1979 年伊斯兰革命爆发那一年,伊朗的人均 GDP大约两千四百美元,和韩国当时的一千七百美元相比高出一截,比土耳其的一千六百美元也要靠前,它拥有中东最大的中产阶级、最完整的高速公路网、最早的半导体与汽车整装线、以及一支与美国联合运作的空军。
那一年的伊朗不是一个落后国家,是一个已经踩进现代化第二节的中等强国,有油,有美元储备,有外派留学生回流潮,有德黑兰大学里拿着西方教科书走进课堂的工科教授,它欠缺的从来不是起跑线,是方向盘握在谁手里。
同样的四十六年,韩国从一个农业国变成了全球前十的工业国,人均 GDP 超过三万美元,土耳其从军政府反复里走出来,人均到了一万二,伊朗在相近起跑线上出发,今天人均 GDP 不到五千美元,还在下滑。
伊朗的石油天然气储量在世界前五,差距不是资源造成的,是方向,别人用四十六年培养工程师和企业家,这边用来培养神学院学生和导弹工程师。
三是、
凡是伊朗的神权阶级不受真正约束、承诺可以反复改写、把外部威胁当作永久合法性来源的地方,普通人对未来的规划都会被不确定吞噬!
说得更泛一点,就是任何以救世主自居、吸纳教众,并把教众的现世生活无限期典当给来世的邪教,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它们从不急于兑现承诺,因为承诺的兑现意味着权力必须接受检验,它们也从不允许教众真正抵达幸福,因为一旦人们在现实中获得了自由、尊严与安稳,那些关于苦难、牺牲和救赎的宏大叙事便失去了存在的必要。
于是,苦难成了信仰的证明,贫穷成了意志的考验,服从成了美德,质疑成了背叛,至于那些制定规则、解释教义、分配牺牲的人,却往往不必承担普通教众所承担的代价。
这就有个问题了,它们究竟让具体的人活得更好,还是让具体的人活得更像一个工具?
先哲说:只要一个人还在被奴役,就是所有人仍在被奴役。
我想,只有在伊朗群众保持警觉、并知道如何制约神权阶级的时候,伊朗才能带来真正的改变。
如果只是贱如奴畜般地逢迎畸形和邪恶,连神都会误以为这些奴畜在心甘情愿地满足和臣服于这种暴力,那伊朗这就是真正被神诅咒的土地,而伊朗的个体也就是永远不配拯救的!
这样的地方怎么会有希望?没有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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