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秉文：养老韧性的基础是储备，关键是现金流与寿命预期相匹配

10月22日，由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清华金融评论》与中美联泰大都会人寿保险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都会人寿”）联合主办的“韧性养老·重构未来——2026中国家庭养老金融健康指数调研报告研讨会”在北京清华大学举行。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首席专家郑秉文参与了“从养老储备到养老韧性，长寿时代中国家庭养老能力建设的新命题”主题圆桌。他表示，养老储备是养老韧性的基础之基础，但储备要转化为与寿命相匹配的现金流；未来，绑定子女的养老模式将彻底崩塌，转向绑定资源。我国住房自有率全球最高，可金融化程度却最低，应出台政策激活住房反向抵押市场。

主持人：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中国保险与养老金融研究中心原研究负责人朱俊生

圆桌嘉宾有：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首席专家郑秉文；清华五道口养老金融50人论坛核心成员、原中国保险资产管理业协会党委书记、执行副会长兼秘书长曹德云；中美联泰大都会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首席市场官姚兵；清华五道口养老金融50人论坛研究员、和君咨询业务合伙人曹卓君。

朱俊生：郑教授是极具影响力的养老专家，我也一直受益于郑老师的指导。首先请各位嘉宾回答一个共性问题：报告提出“养老韧性”概念，与传统意义上的养老储备相比，您认为长寿时代真正决定一个家庭养老能力的关键因素是什么？

郑秉文：“养老韧性”可以有几种理解。朱老师在报告解读中也提到，它指的不是Aging resilience，而是Retirement resilience。从家庭个体的角度讲，养老储备是养老韧性的基础之基础，如果没有养老储备，养老韧性就会大打折扣，这是第一点。

第二，养老储备与现金流并不完全对等。如果养老储备是固态的、难以变现的，甚至随着老龄化的深化越来越难以变现，其作用必然大打折扣。

第三，因此一定要有良好的现金流，并且现金流要与寿命相匹配。

第四，家庭的照护能力和情感支持，调研报告中已有涉及，这一点也非常重要。但如果排序的话，我个人认为，养老韧性主要体现在养老储备、养老现金流、家庭陪伴，以及固定、舒适、稳定、适老化的住所等方面，这些都是必备的条件。

朱俊生：感谢郑老师。养老储备是绝对的基础，居于首要位置，同时现金流以及照护和情感支持也非常重要。接下来是针对您研究专长的问题：家庭规模越来越小，少子化日益严重，去年出生人口792万，全国总人口减少339万，同时还面临长寿化问题。未来10到20年，您认为中国养老模式将发生哪些深刻变化？

郑秉文：家庭规模小型化、长寿化、少子化，本质上都是人口老龄化的表现，是人口转变的结果。“三化”叠加，未来10年、20年、25年，也就是到2050年，我国养老将发生哪些变化？我总结了六个方面。

第一，家庭养老向社会共担模式转变。这一趋势比较明显，养儿防老已几乎不可能。我这个年龄段，以及比我小10岁、20岁的人，子女大多是独生子女，一个孩子要面对好几位老人，不可能依靠他，父母也不忍心。老两口在人生最后阶段，总会有一方经历一段独居生活，这必然推动养老模式从家庭模式转向共担模式，即家庭+社区+社会+政府的共担模式。

第二，老老照护。目前70岁的老人照护90岁的老人已比比皆是。随着老龄化、长寿化的到来，活到90多岁将比较普遍，而照顾他们的子女也已是六七十岁的老人。

第三，护工经济将成为未来银发经济的重要分支。目前我国80岁以上人口有3300万，到2050年将达到1.44亿。我看到的一项数据显示，80岁以上人口中完全失能的占25%，半失能的占24%，二者合计约47%至48%，接近一半。据此推算，1.44亿80岁以上人口中，将有五六千万甚至六七千万失能、半失能老人。因此，我相信护工经济将是未来银发经济的重要分支。

第四，以房养老。我国住房的利用率很低。中国住房自有率在95%至96%左右，为全球最高，但住房的可金融化程度却是最低的。近几年已有一些探索，比如去年通州落地了首单不动产信托财产登记，用以支持养老；此外还有以房置换养老、住房反向抵押养老保险等，但总体都很不发达。住房反向抵押养老保险领域只有一家公司在做，开展10年仅有148单，抵押价值仅4亿元，累计发放养老金仅1.25亿元，差距非常大。以房养老已到了不得不提、十分紧迫的程度。在老龄化大趋势下，结合近期的房价走势，以房养老是非常紧迫的。所以我认为，这是未来20年非常重要的变化。以房养老是一个突破口，也是一笔财富，这笔财富如果不加以利用，将十分可惜。

第五，智慧养老。智慧养老是大势所趋，我想其发展速度会很快，这也是一个重要特点。

第六，绑定子女的养老模式将彻底崩塌，转向绑定资源。能否依靠孩子养老？我的回答是不能。传统的以血缘为纽带的家庭养老，在独生子女这一代将彻底消失。取而代之的是资源绑定型养老，有什么资源，就绑定什么资源。我们今天在北京、在清华研讨这一问题，但我国还有2亿多农民，他们的养老状况较差，资源在哪里？他们的养老模式变化将更大，甚至难以预测。所以，去年中央文件提出建立三级养老服务网络，我认为非常正确，重点还在农村。

朱俊生：在这样的变化中，家庭、市场、政府三者的养老责任关系，如何更好地重构？

郑秉文：家庭、社会、政府三者的关系未来将如何变化和调整？根据上述六个特点，我认为家庭养老功能将逐渐走向社会化外包。家庭不再是养老的承载体，而是组织者、发起者、规划者，最终还要借助外包。这种外包的社会化，是家庭功能转变的必然趋势。

市场功能或社会功能会有什么变化？从养老院的变化来看，诞生于美国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CCRC型养老社区，正逐渐被LPC取代，这反映了社会和市场的变化趋势。CCRC即持续照料退休社区，美国人发现，这类社区接纳的人口越来越高龄化，甚至越来越失能化，不到高龄不入住，不失能也不入住，导致CCRC的可持续性和活力受到挑战。

于是在2013年，美国一家名为Leading Age的机构发起了一场重新命名的讨论，采访了1400位老人和100多个CCRC的运营者，征集新名称。最终各方形成共识：名称必须更改，从CCRC改为LPC（Life Plan Community），即生活规划社区。朱老师在报告解读中多次强调“尽早规划”，正是这个意思：从被动接受持续照护，转变为主动规划、主动生活，用我们的话来说，就是开启“第二春”。

CCRC模式和LPC模式有何本质区别？两者总体差别不大，最大的区别有两点。第一，后者更强调吸引活力老人入住，以稀释社区的老龄化程度。第二，不仅仅是被动地提供照护、让老年人被动接受照护，而是为活力老人提供参与社会的机会，提供回馈社会的场所和场景，让老龄社区真正“活”起来。我认为，这种互动关系和市场变化在养老院领域表现得非常明显。

美国CCRC在2013年开展调研后，于2015年11月1日在波士顿召开大会，正式更名为LPC，这代表着未来社会养老的变化方向。

政府功能的变化同样非常明显。政府的角色正从亲力亲为地为老年人提供养老，转变为银发经济的培育者、社会养老的组织者、社会资源的配置者，这是三个方面的变化。手既不伸得太长，又恰好够得着、力所能及，我认为这是恰到好处的政府定位。

朱俊生：感谢郑老师，您对六大趋势以及家庭、社会、政府功能转变的分析非常专业、深入。您依托世界社保研究中心，对全球各地的养老制度及经验教训有着深刻研究。从国际经验来看，真正具有养老韧性的社会通常具备哪些特征？与之相比，中国目前养老最需要补齐的短板是什么？

郑秉文：国际上具有养老韧性的社会有五个特征，我国则有五个短板，但二者并非完全对应。

第一，多支柱养老保障体系较为均衡，均衡非常重要。均衡决定了一个国家的经济韧性，如果第一支柱负担过重，经济就难以发展。法国近期出现的抗议风波也与此有关。我上世纪90年代在法国留学，亲历了1995年法国因提高退休年龄引发的最严重的一次大罢工，深知第一支柱失衡、负担过重，经济就会缺乏韧性。替代率要适当，何为适当，与国情有关。第二支柱和第三支柱覆盖面要广，并具有一定的替代率。三个支柱加总后的替代率并不比只有第一支柱的希腊低，这就是均衡的结果。如果不均衡，养老收入来源就难以多样化、多元化。本次报告也提到了退休收入来源的多样化，多样化才能保证稳定。

第二，长期护理体系相对完善。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国家只有7个，但这并不意味着其他国家没有长期护理制度。美国采取市场化方式，欧洲也有依靠税收筹资的模式。我国采用的是缴费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模式，试点刚满10年，今年刚刚开始面向全国推开，还存在不少问题，尚不成熟。

第三，国外社区照护网络十分完善，尤其在社区融合方面做得很好。我国的养老方式历来分为居家养老、社区养老、机构养老，以居家为基础、以社区为依托、以机构为支撑，相关表述一套接一套。但社区养老究竟是什么？家庭养老容易理解，机构养老是入住养老院，社区养老的内涵却很模糊。所以，2019年中央提出融合发展，我认为非常好。国外的融合发展做得很好，社区建设很到位，我们在这方面还有差距。

第四，国外照护人员的专业化水平很高。

第五，国外在长寿风险的可金融化管理方面做得很好。寿命是不确定的，没有人知道自己能活到多少岁，但资金流可以是确定的。基本养老保险就是如此：只要人还在，基本养老金就会一直发放，这就是寿命与现金流的一致。但第二、第三支柱呢？二三支柱发展不足，年金化产品也就无从谈起。对接第二支柱的年金化产品缺位，对接第三支柱的更不必说，第三支柱本身的规模还很小。这方面我们做得也比较差。

以上是国外的五个特征。我国的五个短板是：

第一，城乡差距过大。我去过一些农村养老院，条件很差，这是薄弱环节。

第二，金融脆弱性非常明显，本次报告中也有所体现。住户存款很高，金融脆弱性却很明显，这看似矛盾：全世界储蓄率最高的国家，金融脆弱性为何如此突出？这是由中国资本市场和金融市场的特点决定的，属于另一个专业领域的问题。

第三，长期护理保险。

第四，三支柱严重失衡。

第五，住房反向抵押开展了10年，供需双冷，举步维艰，处于市场破产的边缘。我强烈呼吁政策给予支持。发展较好的国家和地区，反向抵押市场都有政策支持，比如美国联邦政府为出借人提供担保；香港实行双向担保，既为出借人担保，也为借款人担保。所以小小的香港，反向抵押数量达到9000宗，而我们只有148宗，差距太大了。

国家应出台反向抵押相关政策，激活这一市场。这个市场所承载的财富，是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1998年住房货币化改革以来全体中国劳动者的财富积累，不能让它像冰棍一样慢慢融化，应当把它激活，这需要政府强力推进。可以说，如果有政策支持，它将成为保险公司新的业务增长点、老年人养老的重要资源，也是保护财富安全的重要领域。中国人的财富主要集中在房产上。

央行最后一次公布的家庭资产调查数据是2019年的（疫情前），中国住房资产占家庭财富的比例高达59%。所以，要盘活这个市场。建议五道口明年就开展这方面的研究，这一领域是有市场的。

朱俊生：最后一个问题：网上关于养老的话题讨论热烈，大家都很关心养老到底要准备多少钱，本次调研数据也显示人们普遍存在养老焦虑。请您对中国养老提出一条最想提的建议。

郑秉文：最重要的建议是，我们无法笼统地说养老需要多少钱，北京需要多少、西藏需要多少，不能这样一概而论。作为学者，我认为应当提出这样一个口号：人生很快，一晃就到站了，应该提前规划、尽早规划养老。

编辑 | 许晨辉 李嘉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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