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一个戴兜帽的身影从洞穴般的美术装饰风格空间地板下缓缓升起——按设定那是他家的走廊，看上去却像剧院舞台。他煞有介事地弹起一架装在液压升降台上的管风琴，两侧是一支阴森的机械爵士乐队，乐手顶着纸浆糊成的脑袋。兜帽人让乐队动起来，一位身穿奇幻白裙的年轻女子现身，两人以宫廷礼仪般的姿态共舞。随后他们出门杀人：从天窗把一笼饿疯的蝙蝠吊进受害者卧室，蝙蝠把人活活吃掉。女子与兜帽人回到家中，他再次弹起管风琴，缓缓沉入地板。
此时《 abominable Dr. Phibes》（1971）已经开场10分钟，没有一个人说过一句台词。罗伯特·富斯特执导的这部恐怖片，是一座超现实、媚俗、且有意搞笑的谋杀博物馆；但它同时梦境般诡异，看完之后那种怪味会留在脑子里。
那个兜帽人正是文森特·普莱斯（Vincent Price），恐怖片最耸动、最坎普年代里气度庄严的明星。与他的朋友兼同辈彼得·库欣、克里斯托弗·李不同，普莱斯从未出现在英国传奇恐怖片厂牌汉默的出品中；他的职业生涯走的是美国平行路线——罗杰·科曼改编爱伦·坡的那批电影。但到60年代末，他开始出现在英国制作里，那些作品把汉默的彩色恐怖风格推向古怪的新方向，比如残酷阴郁的《维钦托利将军》。
《abominable Dr. Phibes》则处在光谱的另一端。它是一场幻想曲，也是一部黑色喜剧，尽管普莱斯演得一本正经、哀悼般肃穆。他饰演安东·菲布斯博士，一位音乐会乐手兼神学家；在1920年代的伦敦，他决心杀光当年那支医疗团队的所有成员——正是他们搞砸的手术害死了他心爱的妻子。
菲布斯本人在一场惨烈车祸中毁容，戴着一副无法活动的假面，假面就是他自己的头。简单的化妆加上普莱斯全情投入的表演，把他那张熟悉的脸变成了一副骇人的死亡面具。他极少开口，即便说话，也是通过一根从脖子连到留声机装置的管子：普莱斯从不张嘴，只是动着下颌，他那辨识度极高的声音便从机器里传出来，沙哑而遥远，仿佛来自另一个时代。这既荒诞，又萦绕不去。
这个角色没法解释。他为什么有一支机械爵士乐队和一部管风琴电梯？那个叫Vulnavia的女人是谁——她长得像他死去的妻子，他却从不与她说话，她与菲布斯的关系更像一个致命魔术师的助手？他为什么决定让自己的谋杀模仿《埃及十灾》——上帝降在法老头上、惩罚其奴役以色列人的那十场灾祸？又为什么每杀一人之后，就用喷灯熔化一尊受害者头部的蜡像？
《abominable Dr. Phibes》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是：一个都不答。而这也正是它更好的地方。整部电影由一连串精心设计的陷阱推进，像杂耍版的《七宗罪》或《电锯惊魂》。菲布斯把卷心菜熬成一锅绿色黏浆，从天花板上的洞倒到一名受害者头上，好让蝗虫把他啃掉（在这部电影里，东西总是从天花板和地板升降来去）。他还不知怎么从希伯来经文绕到了一台弩炮发射的铜独角兽，把另一个家伙钉穿。
这些胡闹由导演富斯特以华丽的视觉手法呈现，调子却奇怪地扁平、冷面，不区分菲布斯的阴森谋杀、他的怪异仪式，还是一名毫无灵感的警探（彼得·杰弗里饰哈里·特劳特督察）笨手笨脚的追捕。《公民凯恩》的约瑟夫·科顿出演其中一名外科医生，他与杰弗里是名义上的主角。但正如汉默时代的大多数作品一样，普莱斯演的怪物才是真正的主角。
菲布斯博士荒诞至极、残忍得令人发笑，又绝望地悲伤。片尾，当你知道他那部管风琴电梯通往的地下室里放着什么时，这场怪异的蜡像游行忽然有了凄切的悲情——一种悲伤、被困住的感觉；你会意识到，那种感觉从普莱斯眼神里出现的第一刻起，就已经在那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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