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医001号研究生与一所医科大学的70年

10月24日，重庆医科大学举行建校70周年高质量发展大会。重医的70年，既是一群西迁医生与几代学生的共同往事，也是一段中国医学教育扎根西部的历史。

一张编号001的研究生毕业证，连接着上海与重庆，也记录着西迁医者扎根巴渝、启教兴医的初心。

撰文 | 陈鑫

1958年，30岁的神经科医生沈鼎烈带着上海第一医学院（以下简称“上医”）001号研究生毕业证书，西迁重庆。

这场 西迁，要从3年前的一项迁建任务说起。1955年6月，陈同生履新上医党委书记兼院长，一项重任已摆在面前：把这所医学院整体迁往重庆。

此时，新中国正在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 。 国家希望调整沿海与内地的高校布局，为内地建设培养更多人才。把成熟的医学教育力量引入西南，正是这项迁建任务的背景。

但 对一所创办近30年、拥有多家附属医院的医学院而言，迁校远不止搬走课堂。上医抗战期间曾辗转昆明、重庆办学，战后才迁回上海。如何保留已经建立的医疗与教学基础，又为重庆增加新的医学教育力量，成为各方需要解决的问题。

上医创始人颜福庆 与 陈同生经过争取，最终获准的方案是：保留上医，抽调部分教学、医疗、科研力量，在重庆新建医学院及附属医院。此后，400余人陆续溯江而上，参与创建了重庆医学院，也就是今天的重庆医科大学（以下简称“重医”）。

这场 后来 被称为“母鸡下蛋”的分迁，既为上海保留了成熟的医学教育力量，也为重庆和 西部 增加了新的医学人才培养基地 。

2026年10月，重医迎来建校70周年， 它 已为社会 累计 培养输送各类医学人才超过17万名。 曾经由西迁专家建立的学科，有了自己培养的接班人，他们也开始带学生、做研究，把这所学校的医学教育继续向更远处延伸。

沈鼎烈（右）与夫人刘有达在重医袁家岗校区“开拓者赋”碑前合影。图源：重医附一院。

布局西部，一所医学院的诞生

上医西迁，首先是一项面向内地建设的国家部署。

1955年，为适应经济与国防建设需要，高等教育部提出配合新工业基地的分布，扩建内地学校、提前新增学校。交通大学迁西安、上医赴重庆建院，都是这一时期高校布局调整的一部分。

当时重庆工业、商业发展，人口稠密，医疗预防任务繁重，亟须建立一所高水准医学院。1955年4月，重庆有关部门研究建院时，已将学校与医院一起规划，兼顾人才培养和现实诊疗。

承担筹建任务的上医，即今天的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已有深厚积累。1927年，颜福庆等人创办其前身国立第四中山大学医学院；到1956年，上医已有16名一级教授。中山医院、华山医院等附属医院，则是临床教学和科研的重要依托。

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的《向西而歌》记录了教授们的考虑：医学院必须有学科门类齐全的附属医院，学生才能接触患者；医疗器材的生产与改进，也离不开工业配套。上海已有的基础需要保留，重庆的新院也要建设 。

实际上， 分迁并不比整体搬迁省力。上医当时提交的意见指出，建立新院需要新制设备、抽调人员，困难反而更多。但若全部迁走，既会影响上海的医疗保健，又仍需另建一所医学院才能符合国家发展计划。

保留原有学校、增加新的学校，因而成为上医提出分迁的重要理由。陈同生赴京汇报，提出抽调上医部分力量在重庆建院。方案最终获准，他也兼任重庆医学院首任院长。

建院初期，重医三分之二的师资、三分之一的行政人员由上医配备。1955年4月至1960年7月，人员分批派往重庆，所需的图书、标本、教材、切片等也陆续运来。凡上医有两套的图书资料、教学科研仪器，便支援重医一套，仅1956年下半年，赠送的仪器设备就有1378件（台）。

1956年10月27日，重庆医学院举行成立暨首届开学典礼。接下来，西迁者要做的，是让课堂、病房与实验室在这片土地上真正运转起来。

西迁落地，把学科建在重庆的病房里

新建医学院带来的人才与医疗服务，迅速满足了当地患者的就医需求。

1956年筹建的附属儿科医院，结束了重庆没有儿科专科医院的历史。据《重庆日报》对筹建者郑惠连的采访，医院开诊后患者多、病种多，急诊和危重疑难患者也多。兼任主治医师与医疗秘书的郑惠连，还要处理门诊、病房及药剂、化验等事务。

面对这些需求，西迁队伍中成名的专家与年轻医生，很快投入各自的建科工作。

时任上医附属中山医院副院长的外科学家左景鉴，参与筹建重医附一院，担任首任院长。离开上海时，他把复兴中路180平方米的复式住房交还公家，带着妻子和两个孩子赴渝，仍在上海读书的大女儿则搬进学校宿舍。

另一位西迁者傅雅各，带着家人坐船抵达朝天门。女儿多年后仍记得，父亲背着6岁的自己，一步步走上码头长长的石阶。医院宿舍尚未建好，一家人就住进新建的大楼。

1958年，傅雅各等来自华山医院的医生参与建立神经科， 001号研究生 沈鼎烈也在这一年加入了建科队伍。

1958年，沈鼎烈取得的上医001号研究生毕业证书。证书现藏于复旦大学档案馆。图源：原稿供图。

1955年，卫生部批准上医招收25名研究生，名称暂定为“副博士研究生”，分在10个教研组，接受专业理论、技术与初步科研训练。已在神经科工作的沈鼎烈获免试入学资格，师从神经病理学家张沅昌。

3年后，沈鼎烈临近毕业，当时西迁安排已经确定，他便赶着做完课题《流行性乙型脑炎后遗症的随访研究》，第一个答辩并顺利通过，取得编号为“研究生字第001号”的毕业证书。张沅昌将他送到码头。离开老师后，这位年轻医生也将参与建立一个新的科室。

在近400名西迁人员中，像沈鼎烈这样的“研究生”仅有三人（另两位是小儿传染病学专家陈季方、生物化学专家吕懿娟），他们不仅带着行囊和锅碗瓢盆，也带来了上医同款的图书资料、教学科研仪器。

最初的神经科，挤在外科大楼里，与皮肤科、眼科、中医科合用场地。医生们也参与搬砖、砌墙、清洗地板。1962年，神经科分为神经内科、神经外科，专业分工逐渐细化。

重医附一院建院初期的神经科医生合影。左起前三位为沈鼎烈、朱祯卿、傅雅各

沈鼎烈的工资由在上海时的100多元降到83元。困难时期饭菜少油水，他瘦了11斤。回上海探亲，看到同事从罐头里舀猪油拌饭，他惊叹：“吃猪油，了不得啊。”

在重庆，他建立脑电图室，白天看门诊、查房，夜里编讲义、读文献， 最长三天三夜不合眼，扛不住就给自己“违规”开点兴奋剂。

夫人刘有达记得，家里的樟木箱里塞满了他阅读国内外文献的摘要笔记，一沓沓手掌大小的读书卡片与毕业证书放在一起。那张001号证书，他几乎不提。

当时缺少今天常见的影像检查，神经科诊断很依赖病史与查体，问诊耗时，门诊号也紧张。沈鼎烈担任主任后决定开放号源，自己带头接诊，上午60个、下午30个，常常下午两三点才吃饭。他说：“自己不带头，人家不会接受。”

1974年，一名患感染性多发性神经根炎的环卫工人，自主呼吸停止。当时没有呼吸机，沈鼎烈和同事们使用简易气囊人工通气，全科46名医护轮班，24小时不间断。175天后，患者康复出院。

设备不足，也始终制约着诊疗。进入20世纪80年代，医院面临新的选择：是否承担经济风险，引进昂贵的颅脑CT？

《向西而歌》记载，傅雅各为此与院方反复沟通，并设法联系银行贷款。设备投入使用后，颅脑诊断能力得到改善，来诊患者增多，医院在3年内还清贷款。早期依靠上海支援的医院，开始主动争取条件，引进新的诊疗技术。

诊疗条件之外，教学资料也需要自己积累。面对教材匮乏，沈鼎烈与徐越、傅雅各、董为伟等同事编写《神经系统疾病诊断学》，将临床所见整理成系统知识。病房里的经验被写进书中，后来也吸引了外地医生前来求学。

一批西迁医生把科室建立起来，又不断改善它的诊疗条件。与此同时，支撑这些科室继续发展的下一代，也开始走进重医。

代代培育，重医有了自己的接班人

1977年恢复高考、1978年恢复研究生招生，为中国高校带来新的发展机会。

1978年，王学峰考入泸州医学院。他曾有个今天听来颇 为 特别的担忧：疫苗、抗生素逐渐普及，有些疾病被控制后，医生会不会没有患者可治？神经科学中大量尚未解决的问题吸引了他。毕业后，他决定继续深造，重医神经病学的基础与沈鼎烈的声望，让他选择留下，于1987年报考成为 沈 鼎烈的 第 四 名研究生。

1981年，重医成为国家首批具有博士和硕士学位授予权的单位，1985年更名为重庆医科大学。随着高层次人才培养体系逐步建立，西迁教师也开始培养学科的接班人。 而 教师怎样带教，决定着这套体系能留下什么样的医生。

就 沈鼎烈 而言 ， 他对 病历 书写十分重视 。王学峰自知字不好看， 便 请夫人代笔填 了 报名表，入科不到一周便被识破。老师用红、绿、黑三色笔，把他手写的错别字圈出来，整理成“王学峰病历常见错别字表”。写好病历，成了每天必须补上的功课。

一次门诊，王学峰记不清药品规格，听信同事的话，将0.5毫克写成5毫克。沈鼎烈严厉批评后，自费买来一本《神经病学常用药物手册》，要求他每天装在白大褂口袋里：“用药不清楚，就去翻书，一定要有百分之百的把握再给病人用药。”

王学峰（左）早年在沈鼎烈（中）指导下开展实验。图源：王学峰。

技术之外，学生也在诊室里理解医生的责任。沈鼎烈1984年招收的第一名研究生张和，天天跟着老师出门诊、查房、收集标本，看到年轻癫痫患者为了工作和生活与疾病抗争，强烈感受到“人生的不公和医生的伟大”。

后来到美国洛马林达大学任教，张和仍记得老师的模样：“干净的西装，脚上的胶鞋，挺直的身板，高昂的头颅，就印在了我的脑海里，伴随了我的一生。”

1985年，沈鼎烈外出开会，乘船途经三峡时留影。图源：张和。

1987年，张和（左一）硕士毕业时与沈鼎烈（左二）等合影。图源：张和。

晚年赴广东行医，沈鼎烈仍这样带教。一名难治性癫痫女患者将病历本重重摔在他面前，年轻助手为老师不平。沈鼎烈先安抚患者，再提醒助手，要体谅长期疾病给患者带来的煎熬。对病情稳定的老患者，他也会劝他们少挂专家号，等需要调整治疗时再来，平时挂普通医生的号即可。

沈鼎烈晚年出诊，仍保持手写病历的习惯。图源：张佩琪。

留在重庆的学生，逐渐承担起学科建设。2007年，重医神经病学入选国家重点学科。早年依靠西迁骨干建立的科室，已经拥有自己培养的临床、教学与研究队伍。

2018年，一名23岁贵州籍小伙在广西百色出现癫痫持续状态，常规药物治疗效果不佳，家属包救护车将他送到重庆。王学峰决定尝试氯胺酮，却发现药品难寻。据他回忆，当时一支药只要2元，重庆主城多家医院却没有库存。

王学峰在同行群、学生群求助，终于在四川合江县人民医院找到10支。药品调运需要协调，最终由当地医院派救护车和医护人员送来。等待期间，他同时联系其他备用药物 ， 第二天，重庆潼南又找到10支。患者最终获救。

早年老师带着同事轮班人工通气，如今学生组织跨地区救治。科室发展之后，临床判断与组织协作的经验也在一届届带教中延续。

沈鼎烈先后培养了10名研究生。 截至 2023年，仅王学峰 就 已培养硕士、博士研究生230余名。当年由上海带来的教学力量，在本地培养出更 大 的医生与研究者队伍。

2012年10月20日，纪念沈鼎烈行医60周年，其中8名研究生与沈鼎烈、刘有达夫妇合影。图源：王学峰。

与此同时，随着专病诊疗的积累，越来越多患者得到长期随访。医生手中的病例，为研究疾病提供了新的条件，一些反复出现在诊室里的疑问，也开始成为实验室持续研究的问题。

学科进阶，把临床问题带进实验室

重医附一院神经内科的6个铁皮柜，保存着这段变化的一部分。

自1972年起，沈鼎烈每看一位患者，就记下资料、编号保存，便于复诊时对照。后辈继续这项工作，病历由最初约900份积累到2.7万份。癫痫患者多年的发作情况、用药变化与治疗反应，因而得以连续记录。

正是 这些积累 ， 逐渐 发挥 了研究价值。王学峰团队在长期诊疗中，建立了癫痫家系遗传资源库、手术患者脑组织库和定期随访的临床资源库。结合病程、遗传信息与脑组织，研究者得以进一步追问疾病发生和治疗反应的原因。

但要回答诊室里的疑问，还需要基础研究力量。2010年，王学峰邀请同门陈国俊从美国回到重医，参与实验室建设。 曾 在江苏扬州一家医院从事神经科工作4年 的 陈国俊 ， 最初与重医结缘，正是因为 读到了沈鼎烈 主 编 的《神经系统疾病诊断学》。

“那时候书少，《神经系统疾病诊断学》是我们那一代想考（神经病学）研究生的人必须读的一本书，而且要背得滚瓜烂熟。”陈国俊回忆。

读过书之后，陈国俊用单位的红头信纸给沈鼎烈写了封求学信。一个月后，他收到亲笔回信，答复是“本着公平公正原则，择优录取”。后来，他通过考试，成为沈鼎烈第八名研究生。

陈国俊（左二）与实验室团队合影。图源：陈国俊。

继续读博、做博士后之后，陈国俊于2001年赴美深造。完备的设备、隔夜就能送到的试剂，让许多过去难以进行的实验成为可能。他希望有自己的课题方向，长期做下去。回到重医后，疾病机制成为他投入更多精力的领域。

“我们国家不缺看病看得很顶尖的医生，但同时也需要真正静下心来，做出源头性发现、引领世界的原创科研的人。”陈国俊说。

2025年11月，陈国俊所在团队在《自然·通讯》发表研究，将阿尔茨海默病的部分病理变化，与PCBP2蛋白参与形成的生物分子凝聚体联系起来。筛选出的小分子CN－0928，在模型动物中改善了相关病理及认知表现。

在癫痫研究中，王学峰的学生田鑫将重点放在耐药性与癫痫猝死上。依托前辈积累的临床经验与研究条件，第三代医生开始寻找更早识别风险的办法。

王学峰（左）指导学生田鑫（右）开展实验。图源：王学峰。

将研究成果用于临床，也是重医其他学科长期探索的方向。学校研制的高强度聚焦超声肿瘤治疗系统“海扶刀”，已走出实验室、进入临床，首台设备于2020年被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曾经需要设法引进先进诊断设备的学校，也在新的领域研发自己的医疗设备。

临床、教学与研究之间的联系，在这些工作中不断加深。疾病提出新问题，学科需要更多能够理解它、研究它的人，人才培养的方式也随之改变。

继续向西，把医生送往更广阔的西部

2009年，重医开始探索以器官系统整合医学课程，将分散在基础与临床学科中的知识重新组织，帮助学生按照疾病与诊疗的逻辑学习。2019年，学校与英国莱斯特大学合作，引进新的教学理念与课程体系。

早年，西迁教师编写讲义、手把手带教，为新学校培养能独立工作的医生；如今，基础与临床课程进一步衔接，学校也在探索怎样让学生更 好 理解临床问题。

更重要的是， 70年前引入重庆的医学教育力量，已经能持续为西部提供人才。2026年7月，重医党委书记陈地龙在《中国教育报》撰文披露，近10年学校培养本科毕业生42510人，已就业毕业生中87％在西部地区工作。

此外， 重医也在帮助更偏远的地方培养本地医务人员。自1995年起，学校持续援助凉山卫生学校。据2026年《中国教育报》披露，31年间累计选派314名教师赴凉山授课，联合培养毕业生2482名，超过七成扎根凉山。

当年，上医派人到重庆创办医学院；几十年后，重医又帮助凉山培养人才。医疗服务要长期扎根一方，需要医生，也需要能持续培养医生的教学力量。

如今， 两座城市 仍 保存着这段渊源。上海医学院有一条“同生路”，重医则在2021年将缙云校区的一座会议中心命名为“同生礼堂”。当年为分迁奔走的人，被两所学校共同 铭记 。

2021年，沈鼎烈在接受重医《西迁口述实录》访谈时，拿出了001号研究生证书。重医的同事意识到它意义非凡，立刻告知复旦大学，这张证书才在机缘巧合下被收藏进档案馆。

2021年，沈鼎烈翻阅复旦大学档案馆为他制作的纪念册。图源：受访者。

沈鼎烈曾为建院70周年准备发言稿，却于2026年5月22日在深圳因病逝世，享年98岁。他没能赴约，自己参与建立的科室，已由学生和学生的学生继续建设。

70年前，国家在内地增建医学院的布局，留住了上医，也孕育了重医。今天，上医继续在上海发展 ，重医 则 扎根重庆， 持续为西南患者服务， 为下一代学生授课……

（感谢沈鼎烈夫人刘有达，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内科王学峰、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重大神经精神疾病重庆市重点实验室主任陈国俊教授，美国洛马林达大学医学院神经科学研究中心主任张和，广东三九脑科医院王展航、张佩琪、李花、杨亚文对本文提供的帮助。）

来源：医学界

校对：蔡 菜

运营：莉 莉

责编：汪 航

值班：郭雪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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