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败后不久,湖南书生谭嗣同给老师写了一封信。信里有一句话,今天读来让人脊背发凉:“尽卖新疆于俄罗斯,尽卖西藏于英吉利。”
《马关条约》签订后,清廷要赔日本军费二万万两,赎回辽东半岛又多掏了三千万两。而朝廷一年的全部进项,不过八千万到一亿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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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嗣同认定不变法就是死路,可变法处处要钱,他开出的方子就是卖地。而要说变法如何真正起步,还得从光绪皇帝和康有为说起。
光绪皇帝有名无实,处处被慈禧太后压制。他渐渐长大,年轻气盛,越来越不甘心,想要自强、改变局面,但需要人才帮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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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寿殿最有名的一件事,就是德宗皇帝在这里召见康有为,定下了戊戌变法的调子。
甲午战败后,康有为公车上书,向朝廷提出变法。但是公车上书皇上是不能全部都看见的。
文官四品、武将三品,或者京官四品、外官三品,才有资格觐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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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当官,正局级才有资格见皇上,皇上才能单独召见你;在外地当官,副省级才有资格见皇上。一些剧里县令都能见皇上,那并不属实。
这不到1000名有资格见皇上的官员里,允许专折奏事的不到200人,一般都得是正部级以上才有可能专折给皇帝上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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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一个省,能给皇帝递折子的只有总督、巡抚、藩台、臬台这四个人。连提督、总兵都需要督抚代奏。另外,驻防将军、都统可以给皇帝上书。
因此,康有为一个老百姓给皇上上书,是不可能的。
所有品级不够的官员如果给皇帝上书,要交通政使司衙门代奏。通政使司衙门大概在今天人民大会堂的位置,那里有一个登闻鼓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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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上书就敲响登闻鼓,登闻鼓一响,通政使司就知道有人上书,要上达天听,就出来接这份上书。通政使司在清代是一个级别非常高的衙门。
至于这份上书递不递到皇上手里,那就看你祖坟长不长灵芝了。
一般情况下不可能给你递上去,皇上每天光这200个官员的折子都看不过来,老百姓的就更不可能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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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也有人说,康有为第一次上书根本就没上,根本就没递到通政使司。
他只是说上了,就是公车上书,然后在报纸上一发表,收获了几千个粉丝,起的就是这么个作用。
但不管上没上,这份上书是真有的,至于递没递给通政使司衙门,那就另说了。在报纸上发表之后,影响力足够大。
1897年,也就是光绪二十三年,发生了巨野教案。
德国以此为借口,强租了胶州湾,胶州湾就是青岛。随后俄国租旅大,法国租广州湾,就是湛江,英国强占威海卫,扩充香港的新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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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么一来,用一句话讲,就是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已经看出来了。
所以康有为难耐心中的激动,给皇帝上书说:“瓜分豆剖,渐露机牙”,“揭竿斩木,已可忧危”,皇上再不变法,皇上与诸臣“求为长安布衣而不可得矣”。
现实中最骨感的难题之一,就是钱。谭嗣同在给朋友贝元征的回信中,借了一句俗话:“与其欠钱,不如卖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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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估计要卖的地方“不下二千万方里”,每方里要价五十两白银,总价约十亿两。卖单也从新疆、西藏两块,扩到了蒙古、新疆、西藏、青海四块。
按今天新疆、西藏、内蒙古、青海的面积算,加起来约477万平方公里,差不多是中国陆地面积的一半。
他的理由是这些地方“大而寒瘠,毫无利于中国”。可早在1875年前后,左宗棠就说过:“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卫京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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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的念头康有为也动过。他曾对孙家鼐说,朝廷肯放弃西藏,就能卖个好价钱供新政使用。孙家鼐“见其言荒诞,知不能为”。
好在这一切只停在了纸上,这套主张从来没有进过朝廷的议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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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8年,变法只撑了103天,9月28日谭嗣同在菜市口就义,卖地的说法也随之烟消云散。
若光绪帝同意了,近一半国土、几百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就会被标上价码卖出去。
如今,这些土地都稳稳留在中国的版图上,“国土没有价码”这条线,后来的中国人再也没有让它退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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