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被动质证到主动建构：让无罪成为可证明的事实——学习李建平律师《商事诈骗案件的辩方证据体系构建》心得

2026年10月17日至18日，大案刑辩公益培训第五期在河北德公律师事务所举行，北京市炜衡（石家庄）律师事务所首席合伙人、河北省律师协会刑民行交叉法律专业委员会副主任李建平律师围绕《商事诈骗案件的辩方证据体系构建》作专题授课。课程以“打破点状虚假指控，重建无罪事实叙事”为主线，结合课堂讲述的史某诈骗案与赵总案，系统展开三步叙事构建法、五大证据模块、六个证据来源，以及课堂归纳的三个辩护误区。该方法的核心可以概括为“从被动质证转向主动建构”，并特别提到要“正视辅助材料瑕疵，避免‘幽灵式辩解’”。

作为炜衡刑辩团队的一名律师，我对这堂课的感受，首先不是“学会了一种组织证据的方法”，而是被课程内容逼着重新检查自己习以为常的工作方式：阅卷之后，我手里是不是只有一份控方证据摘要？面对虚假材料，我是不是急于逐项否认，却说不清它在整个交易中到底起了什么作用？提出无罪观点时，我是不是更多依赖法律概念和当事人口述，而没有给裁判者提供另一套完整、可信、能够被证据证明的事实？李建平律师的授课让我意识到，有力量的无罪辩护不能止于对控方结论的否定，它必须完成对案件事实的重新建设。

一、从“控方证据有什么问题”转向“辩方能够证明什么”

过去办案，阅卷和举证质证很容易被理解为两项前后相继的工作：先从控方卷宗中找问题，再在法庭上说明哪些问题不能采信、哪些事实存疑。这种工作当然必要，但如果止步于此，律师始终是在控方设定的框架内作答。即便指出许多疑点，法庭也可能只得出一个印象：“材料确有瑕疵，但犯罪基本事实仍然存在。”

李建平律师提出的“从被动质证到主动建构”，正指向这一局限。控方用几份问题材料讲出一个入罪故事，辩方就不能只证明这个故事讲得不够严密，而应当提出并证明另一个更符合客观材料的事实版本：项目如何产生，企业此前有什么投入，相对方基于什么作出决策，资金取得后如何使用，履约困难又因何发生。只有让裁判者看到完整事实，个案中的疑点才可能连成指向无罪的合理判断。

据课堂讲述，史某案对此很有启发。结算所用印章经鉴定为假，这是不能回避的事实；但在此前，三人合伙经营废钢生意，已经以相同模式正常结算500余万元。如果只盯着假章，后续90余万元就很容易被描述为凭假章骗取；如果回到合伙关系、交易习惯和此前履行过程，假章在财产取得中的实际作用就需要重新评价。这让我明白，律师不能只问“这枚章是真是假”，还要问：控方为什么把全部案件压缩成这一枚章？发现控方叙事的选择性，往往比赢得一个孤立的真假之争更重要。

二、正视材料瑕疵，才能更准确地划清罪与非罪的边界

商事经营伴随复杂的申报、审批和财务流程，也可能伴随不规范。面对确有问题甚至已经鉴定为虚假的材料，辩方有时会本能地全盘否认，似乎承认任何瑕疵，就等于承认整个指控。李建平律师在课程中提醒的恰恰相反：无罪辩护不是全盘否认材料瑕疵，脱离卷宗客观事实的否认，不仅难以成立，还会损害辩护意见整体的可信度；没有证据支撑的口头否认，容易沦为“幽灵式辩解”。

更稳妥的路径，是把问题分层：材料是否虚假，是第一层；为何虚假、由谁造成，是第二层；它在审批或者放款中起了什么作用，是第三层；这种作用是否足以支撑刑事诈骗，是第四层。承认一份辅助材料有问题，不等于承认项目虚假，更不等于承认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

赵总案中的普查报告和商务参赞意见书是这一方法的典型例证。储量数据放大，涉及公司副总为获取更多款项而推动修改，赵总是否知情、报告最初为何形成，需要通过岗位职责、证人证言和材料流转予以说明；参赞意见书原本真实出具，员工为省事改动时间，文件变造与“印尼是否确有公司、确有项目”也是不同层次的问题。这里的辩护力量，不来自一句“老板不知情”，而来自对形成过程的具体还原。今后写辩护意见，要少用一些看似坚决却缺少证据支撑的绝对表述。敢于承认无法否认的瑕疵，再把争议准确地限制在关键事实上，反而更有可能获得裁判者信任。

三、三步叙事为证据组织建立了时间轴和因果链

课程中对我帮助最大的，是“前置基础事实—资金取得决策过程—资金使用后置事实”的三步叙事。它把诈骗罪中看似抽象的构成要件，放回企业经营的时间顺序之中。

第一步向前追溯，证明项目不是为骗取资金临时编造。境外主体设立、矿权收购、政府审批、前期勘查和设备采购等材料，共同回答企业在取得案涉资金以前已经做了什么。第二步还原相对方的决策过程，通过实地考察、专家评估、贷委会复审、内部风险提示等材料，审查瑕疵文件是否真正造成了错误认识。第三步追踪资金流向，通过银行流水、项目支出、资产登记和履约情况，判断是否存在转移、隐匿、挥霍，以及后来不能还款的真实原因。

这三步不是简单的证据分类，而是在建立一条与控方不同的因果链。控方可能从“材料有假”直接跳到“骗取资金”，再从“未能归还”倒推“自始想骗”；辩方则要用客观材料说明，项目早已存在，相对方经过独立审查，资金主要用于实体经营，履约不能另有原因。叙事完整以后，非法占有目的就不再只是控辩双方各说各话，而可以接受事前、事中、事后行为的检验。辩护词的结构也因此不应只按照起诉书指控顺序展开，必要时应当按照辩方自己的事实时间轴来组织证据和论证。

四、五大模块和六个来源，最终都要落实为艰苦细致的工作

如果说三步叙事解决的是“怎样讲清事实”，五大证据模块解决的就是“用什么事实证明”。李建平律师系统梳理的模块涵盖项目真实性、审批决策等维度。可以理解为：项目与主体真实性证据夯实交易基础，审批放贷决策过程证据切断错误认识的因果链，资金去向与履约行为证据检验主观目的，责任区分证据厘清实控人与经办人员的边界，被害方态度证据帮助还原案件来源和纠纷实质。五个模块相互支撑，才能避免只凭某一份“关键证据”撑起全部无罪结论。

更让我触动的是课程对证据来源的讲解。控方卷宗、当事人会见、企业内部资料、被害方或者相对方档案、争议材料形成过程、辅助背景材料，看起来都是基础工作，真正做好却需要极大的耐心。赵总案中企业档案已经被办案机关多轮调取，辩护团队仍然连续翻找约一周，最终找到申请专项资金和贷款前已经向境外投入数百万美元的凭证，并组织六组证据提交法院。这说明，所谓突破口并不总来自灵光一现，很多时候它就藏在别人认为已经看过、没有价值的材料里。律师能否发现，取决于是否带着明确问题持续寻找。

对照自己的工作，我需要警惕一种“完成式”办案心态：会见做完、卷宗读完、法律检索完成，就以为辩护准备已经充分。实际上，只有当证据线索被逐项核查、资金流向被逐笔还原、争议文件形成过程被具体说明，辩护才真正进入事实内部。专业有时并没有神秘捷径，而是愿意在别人停下来的地方再多做一步。

五、把被害方决策和财产查控纳入辩护视野

课程还改变了我对“被害方态度”的理解。被害方是否报案、是否选择仲裁，不能直接决定有罪无罪，但其交易当时形成的尽调报告、风险评估和审批记录，往往比事后结论更能说明是否产生错误认识。赵总案中辩方从国土部门、国开行等单位的材料里寻找有利内容，实际上是用相对方自己的决策档案还原交易，而不是只依赖被告人的解释。

同时，账户和核心资产被查封冻结，也不只是案件之外的执行问题。它可能直接影响企业后续经营和还款能力，进而改变控方用来推定主观目的的事后事实。赵总案即使最终全案无罪，长期查控仍与巨额违约金和经营损失相伴随。这提醒我，涉企案件不能只在判决时评价辩护成效，还应在早期关注查控范围、企业经营和履约能力，依法及时提出异议。企业为何停产、贷款为何逾期、项目为何中断，只有放在完整时间线上，才能避免把司法查控造成的后果再次归责于当事人。

六、把课程方法转化为炜衡刑辩团队的共同能力

李建平律师作为炜衡律师的授课，也让我更加体会到团队协作的意义。一个复杂商事案件，可能同时涉及矿权、融资、财务、境外审批和电子流水，单靠一名律师很难在所有领域都迅速做到深入。团队共同阅卷、分组核查资金、相互质疑证明目的、模拟控方反驳，才能让证据体系真正闭合。炜衡刑辩需要共享的，不只是几份成功文书，更应是工作方法：怎样制作辩方证据目录，怎样把每一份材料对应到具体模块，怎样记录尚待补证的缺口，怎样让不同成员对同一事实形成交叉核验。三步叙事、五大模块不能机械套用，但其背后的主动建构意识，应当成为共同训练的基本功。

这堂课最终让我明白，无罪辩护不是把“无罪”两个字说得更坚定，而是把支持无罪的事实做得更扎实。面对控方，既要有拆解其证明链条的能力，也要有建设辩方事实体系的能力；既不回避材料瑕疵，也不让局部瑕疵遮蔽整体交易；既重视法律论证，也愿意为一份凭证、一段形成过程付出连续数日的笨功夫。

回到今后的办案中，我希望自己每一次阅卷后都能多问一句：除了指出控方哪里不足，我还能证明什么？每一份辩护意见定稿前也能再检视一次：这些事实是否有客观证据支撑，是否已经形成完整叙事，是否给裁判者提供了足以理解和接受的无罪版本。让无罪主张从一种立场，成为可以被证明的事实，这是此次学习李建平律师课程最深的收获，也是炜衡刑辩律师应当长期磨炼的专业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