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尼学者 | 从跨境烟霾争议看印尼的政治文化与责任意识

图：这是2026年10月22日（周四）东加里曼丹省上马哈坎县乌约比朗地区，被烟霾笼罩的马哈坎河航拍画面。根据IQAir的数据，在西印尼时间17:00-21:00期间，上马哈坎县的空气质量指数达到140-146，首要污染物为PM2.5，属于不健康级别，该污染由林火烟霾引发。安塔拉通讯社/安加·帕尔古纳 摄

烟雾可以越境，责任却留在印尼

——从跨境烟霾争议看印尼的政治文化与责任意识

作者：赖剑文

作者简介： 赖剑文 博士 （Harryanto Aryodiguno, Ph.D） 系 印尼总统大学国际关系副教授 。

印度尼西亚的森林与土地火灾问题，似乎存在着一种令人啼笑皆非的现象：烟雾可以轻而易举地跨越国界，飘向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但责任却仿佛永远走不出印尼官员的会议室。

每当新加坡或马来西亚抱怨来自印尼的跨境烟霾时，我们似乎又在观看一场熟悉的政治戏剧。演员可能不同，台词却大同小异。

邻国提出抗议，印尼方面感到不满；官员出面解释，民族主义情绪随之升温。接着，一场关于国家尊严、主权和外交礼仪的争论便热闹登场。

最后，雨季来临，烟霾逐渐消散，争议也慢慢淡出公众视野。

直到下一次森林大火再次发生。

或许，这正是印尼外交中某种值得反思的现象：一个原本属于环境治理的问题，竟然可以在几句官员声明之后，迅速演变成国家尊严问题。

一、当批评出现时，国家主权突然变得格外重要

印度尼西亚当然是一个拥有完整主权的国家，这一点毋庸置疑。

然而，令人感到讽刺的是，当邻国要求印尼解释跨境烟霾问题时，国家主权似乎突然成为最方便使用的外交语言。

当烟雾飘向邻国时，我们谈论的是天气、风向、气候变化以及各种复杂的技术因素。

但当邻国要求承担责任时，我们谈论的却变成了国家主权、民族尊严，以及外国是否有权批评印度尼西亚。

仿佛烟雾拥有自由出入国境的权利，而批评却必须在边境检查站接受严格审查。

这难道不是一种讽刺吗？

国家主权不仅意味着拒绝外部干涉的权利，也意味着国家必须对其管辖范围内可能造成跨境损害的活动承担相应责任。

一个真正具有国际责任意识的国家，不应只在受到批评时强调主权，而应在问题发生之前就认真履行治理责任。

二、理由永远存在，但责任究竟在哪里？

在印尼的日常生活中，我们经常可以听到各种各样的解释。

上班迟到，因为交通堵塞。

没有按时完成工作，因为家里突然有事。

学生没有来上课，因为亲戚生病、家中有丧事，或者发生了其他意外。

当然，这些理由有时完全真实，也值得理解与同情。

然而，问题在于：当解释逐渐成为逃避责任的习惯时，我们是否还能够区分真正的困难与自我辩解？

一个人迟到，首先想到的不是如何避免再次迟到，而是如何让别人接受自己的理由。

一个人违反规定，首先考虑的不是如何承担后果，而是如何证明自己情有可原。

如果这样的行为长期得到宽容，甚至被视为理所当然，那么问题就不再只是个人纪律，而可能逐渐演变成一种组织文化。

类似现象也可能出现在政治领域。

当问题发生时，某些官员似乎更热衷于解释为什么自己不应该受到指责，而不是直接回答问题究竟应该如何解决。

我们可能已经非常擅长解释困难，却未必同样擅长展示改善的成果。

或许有一天，印尼真的可以考虑成立一个新的政府部门：

“国家自我辩解部”。

这个部门的任务非常简单：确保每一个错误都能找到一个听起来合理的解释。

如此一来，问题是否得到解决，似乎反而变得不那么重要了。

三、民族主义不应该成为逃避责任的保护伞

热爱印度尼西亚，并不意味着必须为政府的每一个决定辩护。

恰恰相反，正因为热爱这个国家，我们才更应该勇于质疑低效的公共政策、不一致的法律执行，以及不断重复出现的治理问题。

健康的民族主义不应该害怕批评。

真正成熟的爱国主义，也不应该把承认错误视为背叛国家。

然而，当民族主义逐渐成为政治辩解的工具时，情况就会发生变化。

来自邻国的批评，可能被描述成对国家尊严的侮辱。

合理的责任追究，可能被解释为外国势力施加压力。

原本应该通过技术合作、法律机制与环境治理解决的问题，最终却演变成外交口水战。

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当然有权关心本国人民的健康、空气质量与环境安全。

印度尼西亚同样有权维护自己的国家利益、经济发展与外交尊严。

这些利益并不必然相互冲突。

但是，如果任何批评都被理解为不友善，任何责任要求都被视为对国家主权的挑战，那么区域合作又如何真正取得进展？

四、李光耀早已理解的地缘政治现实

新加坡建国总理李光耀对国际政治有着深刻的现实主义理解。

他清楚地认识到，国家之间的关系不能仅仅建立在友好辞令、外交礼节和邻国情谊之上。

国家有各自的利益。

地理上的接近，并不意味着政治利益必然一致。

外交上的友好，也不代表双方永远不会发生冲突。

对于新加坡而言，与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保持良好关系，是国家生存与发展的重要战略需求。

然而，良好的邻国关系必须建立在相互信任的基础之上。

信任不是通过外交宴会、联合声明或领导人握手建立起来的。

信任来自承诺的履行、制度的可靠性，以及面对问题时承担责任的意愿。

如果每一次跨境烟霾争议都要重新上演民族主义与外交指责的戏码，那么再多关于东盟团结的口号，又能够产生多少实际意义？

五、自我辩解是否已经成为一种政治文化？

真正值得思考的问题，或许不仅仅是为什么森林与土地火灾会反复发生。

更深层的问题是：

为什么类似的问题不断出现，而我们回应问题的方式却似乎始终没有太大改变？

如果某种问题长期重复发生，我们是否应该反思的不只是问题本身，还有处理问题的制度与政治文化？

我们是否已经习惯于把解释当作解决？

只要官员召开记者会，似乎问题就已经得到回应。

只要政府能够指出其他国家也存在类似问题，似乎本国的责任就可以因此减轻。

只要能够证明外国的批评带有政治动机，似乎国内的治理缺陷就不再需要认真检讨。

然而，指出别人的错误，并不能让自己的错误自动消失。

从政治学角度来看，自我辩解可能是一种维护政治合法性的策略。

但从公共治理的角度来看，如果一个制度过度依赖自我辩解，而缺乏有效的问责机制，那么制度学习与政策改进就可能受到阻碍。

一个成熟的国家，并不是一个永远不会犯错的国家。

真正成熟的国家，是一个敢于承认问题、愿意承担责任，并且能够通过制度纠正错误的国家。

六、从儒家思想看责任与羞耻意识

中国古代思想家孔子曾经提出一个值得深思的观点：

“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这段话出自《论语·为政》。

其核心思想是，如果社会仅仅依靠行政命令与刑罚维持秩序，人们可能只会努力避免受到惩罚，却未必真正形成道德上的羞耻意识。

相反，如果社会能够通过道德教育与礼仪规范培养个人责任，人们便可能因为认识到自身行为的不当而主动改正错误。

这一思想对于理解现代公共治理仍然具有启发意义。

法律固然重要，但法律不能完全取代个人的责任意识。

制度固然重要，但制度的有效运作同样需要人们愿意遵守规则。

当一个人犯错时，如果首先想到的是如何寻找理由，而不是如何改正错误，那么再完善的规章制度，也可能在执行过程中受到削弱。

当然，我们不能因此认定所有印尼人都缺乏纪律或羞耻意识。

真正值得批评的，是那些把违规合理化、把责任个人化处理、却不愿意推动制度改进的行为模式。

问题不是一个民族天生具有怎样的性格，而是一个社会究竟鼓励什么样的行为，又容忍什么样的错误。

七、烟雾终究会散去，但自我辩解的习惯呢？

森林大火终究会被扑灭。

雨季终究会到来。

新加坡的天空会重新变得清澈，马来西亚人民也会恢复正常生活。

外交官们将再次谈论东盟团结、区域合作以及睦邻友好关系。

一切似乎又恢复正常。

然而，一个问题仍然值得追问：

我们究竟真正解决了问题，还是只是在等待大自然替我们解决问题？

印度尼西亚从来不缺少强调国家主权的政治人物。

我们也不缺少法律、政府机构以及关于环境保护的国际承诺。

真正需要检验的，是这些承诺能否转化为具体、持续而且可以接受公众监督的行动。

国家尊严不是通过拒绝批评来维护的。

国家尊严应当来自负责任的治理、可靠的制度，以及敢于面对自身不足的政治勇气。

对于新加坡和马来西亚而言，他们真正需要的并不是每年越来越复杂的外交解释。

他们需要的是越来越干净的空气。

对于印度尼西亚而言，我们真正需要的，也不是越来越熟练的自我辩解技巧。

而是越来越成熟的责任意识。

或许，这才是整场跨境烟霾争议中最大的讽刺：

烟雾不需要护照，就能自由跨越国界；而责任却仿佛仍然困在官僚体系的办公桌上，迟迟等不到获准出境的那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