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秉文：养老韧性的基础是养老储备，关键是现金流与寿命预期相匹配

10月22日，由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清华金融评论》与中美联泰大都会人寿保险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都会人寿”）联合主办的“韧性养老·重构未来——2026中国家庭养老金融健康指数调研报告研讨会”在北京清华大学举行。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首席专家郑秉文参与了“从养老储备到养老韧性，长寿时代中国家庭养老能力建设的新命题”主题圆桌。他表示，养老储备是养老韧性的基础之基础，但储备要转化为与寿命相匹配的现金流，这就需要有对应的金融产品；未来，绑定子女的养老模式将彻底崩塌，转向绑定资源。我国住房自有率全球最高之一，但是，可金融化程度却最低，应出台政策激活住房反向抵押市场。

主持人：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中国保险与养老金融研究中心原研究负责人朱俊生

圆桌嘉宾有：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首席专家郑秉文；清华五道口养老金融50人论坛核心成员、原中国保险资产管理业协会党委书记、执行副会长兼秘书长曹德云；中美联泰大都会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首席市场官姚兵；清华五道口养老金融50人论坛研究员、和君咨询业务合伙人曹卓君。

朱俊生：郑教授是极具影响力的养老专家，我也一直受益于郑老师的指导。首先请各位嘉宾回答一个共性问题：报告提出“养老韧性”概念，与传统意义上的养老储备相比，您认为长寿时代真正决定一个家庭养老能力的关键因素是什么？

郑秉文：“养老韧性”可以有几种理解。朱老师在报告解读中也提到，它指的不是Aging resilience，而是Retirement resilience。从家庭个体的角度讲，养老储备是养老韧性的基础之基础，如果没有养老储备，养老韧性就会大打折扣，提前做好养老储备，这是第一点。

第二，养老储备与现金流并不完全对等。如果养老储备是固态的、难以变现的，甚至随着老龄化的深化越来越难以变现，其作用必然大打折扣。

第三，因此一定要有良好的现金流，并且现金流要与寿命相匹配，这就需要有相对应的金融产品予以实现，予以匹配。

第四，家庭的照护能力和情感支持，调研报告中已有涉及，这一点也非常重要。但如果排序的话，我个人认为，养老韧性主要体现在养老储备、养老现金流、家庭照护和陪伴能力，以及固定、舒适、稳定、适老化改造的住所等方面，这些都是必备的条件。

朱俊生：感谢郑老师。养老储备是绝对的基础，居于首要位置，同时现金流以及照护和情感支持也非常重要。接下来是针对您研究专长的问题：家庭规模越来越小，少子化日益严重，去年出生人口792万，全国总人口减少339万，同时还面临长寿化问题。未来10到20年，您认为中国养老模式将发生哪些深刻变化？

郑秉文：家庭规模小型化、长寿化、少子化，本质上都是人口老龄化的表现，是人口转变的结果。“三化”叠加，未来10年、20年、25年，也就是到2050年，我国养老将发生哪些变化？我总结了六个方面。

第一，养老方式，家庭养老向社会共担模式转变。这一趋势比较明显，尤其独生子女的一代，养儿防老已几乎不可能。我这个年龄段，以及比我小10岁、20岁的人，子女大多是独生子女，一个孩子要面对好几位老人，不可能依靠他，父母也不忍心。老两口在人生最后阶段，总会有一方经历一段独居生活，这必然推动养老模式从家庭模式转向共担模式，即家庭+社区+社会+政府的共担模式。

第二，老老照护。目前70岁的老人照护90岁的老人已比比皆是。随着老龄化、长寿化的到来，活到90多岁的人越来越多，在家庭内部照顾他们的子女也已是六七十岁的老人。实际上，国外较为流行的“时间银行”也是“老老照护”的一种社会养老模式。

第三，护工经济。护工经济将成为未来银发经济的重要分支。目前我国80岁以上人口有3300多万，到2050年将达到1.44亿。我看到的一项调查数据显示，80岁以上人口中完全失能的占23-24%，半失能的占24%，二者合计约47%至48%，接近一半。据此推算，1.44亿80岁以上人口中，将有五六千万甚至六七千万失能、半失能老人。再加上80岁以下的失能老人，因此，我相信护工经济将是未来银发经济的重要分支。

第四，以房养老。中国住房自有率在95%至96%左右，为全球最高之一，但住房的可金融化程度却是最低的，不能用于应对老龄化。近几年已有一些探索，比如去年通州落地了首单不动产信托财产登记，用以支持养老；此外还有以房置换养老、住房反向抵押养老保险等，但总体都很不发达。例如，住房反向抵押养老保险领域只有一家公司在做，开展10年仅有148单，抵押价值仅4亿元，累计发放养老金仅1.2亿元，差距非常大。以房养老已到了不得不提、十分紧迫的程度。所以我认为，未来20年一个重要的变化是以房养老，这也许是一个突破口，既可激活养老资源，满足需求，同时，房产作为家庭财富，也是防止像冰棍融化那样保持价值和发挥价值的一个举措。

第五，智慧养老。智慧养老是大势所趋，发展速度会很快，因为AI和机器人发展速度出乎想象，他们越来越聪明，越来越灵巧，应用场景越来越多，越来越能满足老人群体的生活需要。

第六，养老模式。绑定子女的养老模式将彻底崩塌，转向绑定资源。能否依靠孩子养老？我的回答是不能。传统的以血缘为纽带的家庭养老，在独生子女这一代将彻底消失。在大中城市老人可与家庭资源绑定，但我国还有2亿多农民老人，他们的养老状况较差，子女在外打工，资源在哪里？，去年中央文件提出建立三级养老服务网络，我认为非常及时，重点还在农村，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就是农村老人的资源。

朱俊生：在这样的变化中，家庭、市场、政府三者的养老责任关系，如何更好地重构？

郑秉文：家庭、社会、政府三者的关系未来将如何变化和调整？根据上述六个特点，我认为家庭养老功能将逐渐走向社会化外包，家庭将越来越是养老的组织者、发起者、规划者，最终还要借助外包。这种外包的社会化，是家庭功能转变的必然趋势。

市场功能或社会功能会有什么变化？从养老院的变化来看，诞生于美国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CCRC型养老社区，正逐渐被LPC取代，这反映了社会和市场的变化趋势。CCRC即持续照料退休社区，美国人发现，这类社区接纳的人口越来越高龄化，甚至越来越失能化，不到高龄不入住，不失能也不入住，导致CCRC的可持续性和活力受到挑战。

于是在2013年，美国一家名为Leading Age的机构发起了一场重新命名的讨论，采访了1400位老人和100多个CCRC的运营者，征集新名称。最终各方形成共识：名称必须更改，从CCRC改为LPC（Life Plan Community），即生活规划社区。朱老师在报告解读中多次强调“尽早规划”，也是这个意思：从被动接受持续照护，转变为主动规划、主动生活，用我们的话来说，就是开启“第二春”。

CCRC模式和LPC模式有何本质区别？两者总体差别不大，最大的区别有两点。第一，后者更强调吸引活力老人入住，以稀释社区的老龄化程度。第二，不仅仅是被动地提供照护、让老年人被动接受照护，而是为活力老人提供参与社会的机会，提供回馈社会的场所和场景，让老龄社区真正“活”起来。我认为，这种互动关系和市场变化在养老院领域表现得非常明显。

美国CCRC在2013年开展调研后，于2015年11月1日在波士顿召开大会，正式更名为LPC，这代表着未来机构养老和市场功能的变化方向。

政府功能的变化同样非常明显。政府的角色正从亲力亲为地为老年人提供养老，转变为银发经济的培育者、社会养老的组织者、社会资源的配置者，这是三个方面的变化。手既不伸得太长，又恰好够得着、力所能及，我认为这是恰到好处的政府定位。

朱俊生：感谢郑老师，您对六大趋势以及家庭、社会、政府功能转变的分析非常专业、深入。您依托世界社保研究中心，对全球各地的养老制度及经验教训有着深刻研究。从国际经验来看，真正具有养老韧性的社会通常具备哪些特征？与之相比，中国目前养老最需要补齐的短板是什么？

郑秉文：国际上具有养老韧性的社会有五个特征，我国则有五个短板，但二者并非完全对应。先谈国际上养老韧性的五个特征。

第一，多支柱养老保障体系较为均衡。均衡决定了一个国家的经济韧性，如果第一支柱负担过重，就会给经济发展带来拖累。法国近期出现的抗议风波也与此有关。第二支柱和第三支柱覆盖面要广，并具有一定的替代率。三个支柱加总后的替代率比较合意，这就是均衡的结果。如果不均衡，退休收入来源就难以多样化、多元化，退休收入充足性也难以得到满足。本次报告也提到了退休收入来源的多样化，多样化才能保证稳定。

第二，长期护理体系相对完善。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国家只有7个，但这并不意味着其他国家没有长期护理制度。美国采取市场化方式，欧洲也有依靠税收筹资的模式。此外，长期护理体系的多层次也较为明显，保险公司提供的长护险产品种类较多。

第三，社区照护网络较为完善。社区照护网络密度高，尤其在欧洲的社区与家庭的融合方面做得很好。我国的养老方式分为居家养老、社区养老、机构养老，我们的提法是以居家为基础、以社区为依托、以机构为支撑，但现实中相互不太衔接，社区养老的内涵也很模糊。所以，2019年中央提出融合发展，我认为非常好。

第四，照护人员的专业化程度高。日本和欧洲照护人员的收入体面，有职业通道，例如，日本建立介乎险二十多年来，提高了全社会的失能照护专业化程度和水平，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产业链。

第五，年金化产品种类较多。由于金融市场较为发达，长寿风险的可金融化管理程度较高。寿命是不确定的，没有人知道自己能活到多少岁，但年金化产品产生的资金流可伴终身，就是可把“不确定的寿命”转化为“确定的现金流”的机会比较多。

以上是国外的五个特征。我国的五个短板是：

第一，城乡差距过大。由于我国城乡二元结构明显，农村老年人养老条件很差，养老韧性明显是一个薄弱环节。

第二，金融脆弱性非常明显，本次报告中也有所体现。虽然我国住户存款很高，但老年人金融脆弱性却很明显，这看似矛盾：全世界储蓄率最高的国家，但老年群体的金融脆弱性为何如此突出？这就是为什么中央提出大力发展养老金融的初衷。

第三，长期护理保险刚刚推向全国。十年的试点刚结束，碎片化情况比较突出，公平性和可持续性都需提高，走向全国统一的制度还有需要克服很多困难。

第四，三支柱严重失衡。第一支柱“独大”的特征十分明显，但第二支柱企业年金覆盖面长期止步不前，建立二十多年来，参与人数只有3000多万职工。第三支柱试点和推开几年来，参加人数很可观，但实际缴存人数很少，缴存金额更少的可怜。

第五，住房反向抵押骑虎难下。住房反向抵押养老保险开展了10年，供需双冷，举步维艰，基本处于停滞状态。原因可能有很多，比如传统文化原因，消费习惯原因，等等，但最重要的是宏观政策不配套、不支持。发展较好的国家和地区，反向抵押市场都有担保政策予以支持，比如美国联邦政府为出借人提供担保；香港实行双向担保，既为出借人担保，也为借款人担保。所以香港反向抵押数量累计达到9000多宗，而我们内地只有148宗，差距太大了。

国家应出台反向抵押相关配套政策，激活这一市场。这个市场所承载的财富，是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1998年住房货币化改革以来全体劳动者的财富积累，不能让它像冰棍一样慢慢融化，应当把它激活，这需要政府强力推进。可以说，如果有政策支持，它将成为保险公司新的业务增长点、老年人养老的重要资源，也是保护家庭财富安全的重要领域。

央行最后一次公布的家庭资产调查数据是2019年的（疫情前），中国住房资产占家庭财富的比例高达59%。所以，要盘活这个市场。建议五道口明年就开展这方面的研究，这一领域是有市场的。

朱俊生：最后一个问题：网上关于养老的话题讨论热烈，大家都很关心养老到底要准备多少钱，本次调研数据也显示人们普遍存在养老焦虑。请您对中国养老提出一条最想提的建议。

郑秉文：最重要的建议是，我们无法笼统地说养老需要多少钱，各地情况不能这样一概而论。作为学者，我认为应当提出这样一个口号：人生短暂，应该提前规划、尽早规划养老。

编辑 | 许晨辉 李嘉华

审核丨白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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