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11月,四川天全城外,红四方面军第4军、第30军攻破川军据点,郭勋祺率领的“模范师”仓促退走。前线很快发来捷报,许世友等将领认为战局已取得重大进展。谁也没有料到,徐向前看到电报后,非但没有表扬,反而拍案斥责。
电报中的语气十分严厉:“郭师全退,你们见敌不追,失此千载一时之良机,真军事之盲子,革命之罪人。”随后,倪志亮、许世友、王建安、程世才等人被给予严重警告。
打赢了仗,却挨了重批。关键并不在于天全城是否攻克,而在于红军有没有抓住歼灭川军主力的机会。对徐向前而言,夺城只是手段,消灭“模范师”才是这场战斗真正的目标。
郭勋祺并不是普通的川军将领。1935年初,中央红军长征到达土城一带时,郭部曾奉命追击。土城战斗中,红军虽然投入了较多兵力,却没有迅速打垮这支部队,战斗一度陷入僵持。
红军缺少稳定补充,最忌讳久战。毛泽东等指挥员判断形势后,及时退出战斗。郭勋祺因此声名大振,后来被任命为川军“模范师”师长。这支部队装备和训练在川军中相对突出,也成了刘湘用来守卫四川腹地的一张牌。
红四方面军南下时,徐向前面对的不是一支只会据险防守的杂牌部队,而是川军精锐。1935年秋,红四方面军主力进入川西北和川中交界地区,试图建立新的根据地。要实现这个目标,单靠击溃沿途部队远远不够。
徐向前的判断很清楚:必须打掉川军一支有影响力的主力,让对方的部署出现缺口。天全,正是这样一个不能轻易放过的战场。
战斗开始后,许世友指挥部队采取迂回突击的办法。一部分兵力从侧后方寻找突破口,正面部队则持续施压,川军外围据点很快出现松动。红军攻势来得突然,守军一时难以组织有效反击。
有意思的是,天全城的攻取还带有一定的机动色彩。王近山率部利用伪装和突袭接近城防,使守军误判了红军的进攻方向。城门被突破后,郭勋祺部队迅速后撤,战场上出现了明显的混乱。
这正是徐向前等待的时刻。
按照原定意图,红军应当趁川军尚未重新集结,紧紧咬住退军,连续实施冲击,把撤退变成溃败。倘若能截断其退路,再以主力从两翼压迫,就有可能将“模范师”主力留在天全及其周边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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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前线部队的处理却偏向稳妥。许世友等人没有立即展开长距离追击,而是用一天两夜修整部队、巩固阵地、清点缴获,并向方面军总部报告战果。在一般攻坚战中,这样的安排并非毫无道理;但在敌军溃退之际,它却让战场形势发生了变化。
郭勋祺部趁机脱离险境,逐步退到黑竹关一带。等红军再想追赶,川军已经重新组织防御,原本可能被扩大的突破口,很快重新合拢。
许世友收到批评后,并没有据理争辩。熟悉红四方面军作战风格的人都知道,徐向平时治军严厉,却很少因为一般得失动怒。这一次措辞如此重,说明他认定前线错过的是战略机会,而非一次普通的战术疏忽。
许世友后来长期带兵,作战果断、敢打硬仗,但在天全战斗中,他面对的是一个需要迅速转入追歼的局面。攻城成功带来的胜利感,反而使部队短暂放慢了脚步。战场上,最危险的往往不是进攻受阻,而是敌人已经动摇时,己方没有继续压上去。
遗憾的是,“模范师”没有被歼灭,后来仍能据守黑竹关,成为川军防线的重要支撑。1935年11月,红四方面军在百丈关与川军展开激战,战事持续七天,双方都付出了很大伤亡。川军主力尚存,仍能依托川中地区不断补充和调整;红军则承受着补给困难与连续作战的双重压力。
百丈关失利后,红四方面军南下建立根据地的计划受到根本挫折。部队在寒冬、饥饿和川军袭扰下不断减员,南下行动由主动寻找战机,逐渐转为艰难突围。天全一战没有消灭郭勋祺部,不能单独解释百丈关的结局,却确实使川军保留了一支关键力量。
所以,徐向前那句“真军事之盲子”,并不是否认许世友攻城的功劳,而是责备他没有看出战场上更大的价值。夺下一座城,属于战术胜利;让敌军主力失去作战能力,才可能改变一片地区的力量对比。天全战斗的教训,也由此留在了红四方面军的作战记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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