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45年夏，延安，党的七大闭幕后不久，罗元发接到谈话通知。按不少干部当时的理解，陕甘宁边区是中央所在地，主要任务是保卫机关、发展生产，真正决定胜负的地方仍在晋察冀、山东、华中等前线。
可罗元发并不这么想。
他离开一线已经有一段时间，眼看身边一些干部陆续奔赴战场，心里难免着急。有人劝他：“留在陕北，也是执行任务。”他没有争辩，只是对留守后方多少有些不甘。
这种情绪并不特殊。抗战进入后期，各根据地都在调整力量，陕甘宁边区原有的部队也不断抽调外出。南泥湾部队承担生产任务后，部分力量组成南下支队；陇东一带的部队长期坚持边区外围斗争，也在等待新的调动。
边区不能没有部队。随着主力陆续开赴外线，晋绥军区的三五八旅、晋察冀系统的部队，以及太岳军区的力量，先后承担起保卫陕甘宁的责任。名义上是留守，实际上既要守住交通要道，也要防范西北方向可能出现的军事压力。
罗元发被安排到教导第二旅工作，任务并不只是训练和生产。这个旅驻扎在洛河川一带，部队一面进行军事训练，一面参加生产建设，还要负责边区北部的警戒。日子看似平静，哨位、粮秣和情报工作却一样不能松懈。
有意思的是，当时很多人把“后方”理解成相对安全的地方，却忽略了一个事实：后方一旦失守，前线部队就没有依托。延安的机关、兵站、医院、学校和粮食供应，都需要周密保护。战场不只在枪声最密集的地方，也在那些看似安静的道路和村庄之间。
据相关回忆，聂荣臻、朱德等领导人都曾同罗元发谈过话，毛泽东也向他说明过边区防务的重要性。谈话的核心并不复杂：“哪里需要，就到哪里去。”对一名军队干部而言，这句话既是要求，也是信任。
罗元发最终接受安排。
局势很快发生变化。1945年8月，日本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抗日战争走向结束。随后，争取东北、控制要地成为各方部署的重点，延安方面抽调干部和部队向东北及其他地区行动，教导第二旅的兵力也出现变化。
人员减少，编制就要调整。教导第一旅与教导第二旅合并，组成教导旅，罗元发改任旅长。此时的陕北已不再是可以从容休整的地方，西北地区的国民党军队正在集结，胡宗南部以及马步芳、马鸿逵所部，对陕甘宁边区形成压力。
1947年初，国民党军准备从南、西、北几个方向推进。三月，胡宗南部大举进攻延安，边区部队面临兵力和装备都较为悬殊的局面。3月19日，人民解放军主动撤出延安，毛泽东、周恩来等转战陕北，陕甘宁边区由此成为西北战场的核心区域。
罗元发先前担心自己被留在“后方”，这时才真正遇到一场硬仗。教导旅、新编第四旅等部队承担机动作战任务，不能固守一城一地，而要在运动中寻找战机，牵制敌军，掩护机关和群众转移。
这种作战方式，对指挥员的要求很高。部队不能只看眼前一仗，还要计算粮食、道路、伤员和敌情变化。敌人兵力占优，解放军就尽量避免被迫决战；敌人分散追击，部队便寻找机会集中兵力。
教导旅的基础并不单薄。它所汇集的干部和战士，许多来自晋察冀、冀鲁豫等根据地，经历过长期敌后作战；新编第四旅则主要来自太岳军区，作战经验同样丰富。两支力量合在一起，既有野战经验，也有根据地坚持斗争的传统。
1947年，西北野战军的编制不断调整。教导旅与新编第四旅合编，组建第六纵队，罗元发由旅长转任纵队司令员。几个月前还被认为是在边区承担守备任务的干部，随着战局变化，已经站到了西北战场的主要指挥位置上。
这并非偶然的升迁。纵队指挥需要统筹多个旅的行动，既要敢于抓住战机，也要避免部队陷入消耗。陕北山地沟壑纵横，村落分散，补给困难，敌军又熟悉部分交通线。能够把部队带出去、再带回来，本身就是对指挥能力的检验。
后来，西北野战军在青化砭、羊马河、蟠龙等战斗中连续打击敌军，逐步扭转了陕北战场的被动局面。罗元发率领的第六纵队也参加了多次作战，在运动战中不断磨合，部队由守备力量转为能够独立担负作战任务的野战部队。
当初那句“想回前线”，并没有按照他原先设想的方式实现。更大的战场，恰恰从延安周边和陕北山沟里展开。对罗元发来说，从教导旅旅长到第六纵队司令员，变化发生得很快；而这段经历，也说明当时所谓前方与后方，往往只隔着一纸命令，真正的战场会随着形势突然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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