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
1940年的枣宜会战中，重庆的长江门户宜昌最终还是丢了。在战后的分析会上，陈诚的死对头何应钦站起来大发雷霆。他认为，让陈诚去驾船，他把船员丢了，把船砸了，处分了将领，难道他自己就一点没责任吗？
何应钦在此认为，陈诚作为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必须要担负责任。而由于之前他和李宗仁关系还比较不错，一时也没撕破脸皮，直接称李宗仁有责任。但字里行间也有所指了。
得失之间
兴废由人事，山川空地形。宜昌一失，重庆震动。宜昌距重庆不过四百八十公里，是长江上游最后一道咽喉。日军占了宜昌，等于在重庆的门槛上架了一门炮。
不过，不幸中的万幸是在宜昌彻底丢失之前，卢作孚的民生公司已经完成了一场被称之为中国版敦刻尔克的大撤退。
一百五十余万人员和一百余万吨物资被抢运入四川境内。
这些兵工厂和机器设备后来在西南各地重新运转，每月能造出三十万枚手榴弹、七万发迫击炮弹。
如果宜昌再早丢两个月，这些东西就全完了。
所以，从战略上说，宜昌的丢失是重大打击，但好在大后方的工业底子保住了，这为后来的持久抗战留了一口气。
谁之过也
对于宜昌之失，苏联军事总顾问福尔根给蒋介石写了一份报告，措辞相当不客气。他说第五、第九、第三战区在作战中完全没有协同，第九战区按兵不动，让日军从容从武汉南部抽调兵力加强第五战区方向，结果遂使敌占领宜昌。
苏联人福尔根甚至直接点明：“敌占领宜昌，乃第九战区消极不动所致。”
但是这一切，李宗仁的误判才是起点。他在情报已经显示日军从信阳和武汉抽调兵力的情况下，仍然坚持认为宜昌不是目标。这种经验主义的判断，直接导致了江防主力的错误调动。
陈诚的问题在于，他接手的是一个已经被掏空的防区，而他在日军撤退时没有抓住稍纵即逝的反击窗口。
平心而论，宜昌的丢失不是一个环节出了错，而是从重庆的判断，到战区的部署，再到前线的应变，整个体系都在关键时刻掉了链子。
蒋介石在事后对陈诚说了一句话，被陈诚记在了回忆里。他说：“宜昌守不住，早已在我意料之中。当时五战区的情况就是那样，我是因为没办法了，才叫你去抵挡一阵子的。”
蒋介石知道宜昌守不住，但还是要派人去守，因为不守没法交代。
战后追责时，郭忏被押到重庆接受军法会审。何应钦主张枪决郭忏，目的是把矛头引向陈诚。
何成浚和陈调元这两个老资格的军法官员看穿了局势，主张从轻处理，郭忏关了一个多月就回了家。
第十八军军长彭善以“作战不利”的罪名被撤职，此后再未获重用。
陈诚这边，“三昌将军”的外号算是坐实了，武汉、南昌、宜昌三座城的丢失都算到了他头上，可他向蒋介石自请处分，蒋介石最终还是没给。
至于战后追责的风波，表面上是追谁丢了宜昌，实际上也是各派系借着这件事在大做文章。
何应钦和陈诚之间的梁子，从黄埔时期就结下了。宜昌丢了，正好成了何应钦敲打“土木系”的好机会。
但蒋介石的态度是非常清楚的，陈诚是他的人，处分陈诚等于承认自己用错了人。
于是在这样的情况下，郭忏成了那个被推出去的人，一个江防司令，部队被调走了，城丢了，他背了锅。
有人事后问郭忏，为什么不申诉，说清楚是李宗仁的命令。郭忏笑而不语，他心里明白，在那样的场合把李宗仁供出来，自己只会死得更快。
这就是当时国民党军队内部的真实生态，仗打输了，责任往下压，压到谁头上算谁倒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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