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
据媒体报道，“大衣哥”朱之文称长期遭黑粉举报，十几场演出取消，对方建起群组，只要他去外地商演，就集中向文旅部门、主办方投诉，统一称他是“劣迹艺人”；还有人跑到现场干扰。无奈之下，“大衣哥”朱之文已回家种地。
投诉举报制度设立的初衷，本是为了畅通群众监督渠道，维护合法正当权益。可现实之中，部分人把投诉当成“免费纠缠工具”，披着合法维权的外衣，宣泄个人情绪、满足利己诉求。或是一点不顺心就发起举报，或是罔顾事实捏造问题，把投诉平台当成情绪宣泄场。从送1.9元汽水转头举报药房工作人员收礼，到四川宜宾女摊主因网络差评不堪压力跳河轻生；从“大衣哥”长期遭黑粉举报，到西南某基层教育局收到128条教师举报、仅7起基本属实，一桩桩一件件“老实人”吃亏的案例，让人们看到，恶意滥诉的危害已远远不止个案是非。
“谁投诉谁有理”的“病根”不在于投诉者有多高明，而在于投诉成本与后果的严重失衡，以及部分考核机制的错位。投诉者动动手指、打一通电话，几乎不付出任何代价；被投诉者却要停下手里的工作，在“自证清白”中耗尽心力。大衣哥的“黑粉”建群盯行程，演出到哪里，举报就跟到哪里，即便此前曾在法庭上写下保证书，依然照举不误。教师被不实举报后，有的要在大会上复盘检讨，有的连批评学生前都得先斟酌措辞，最终“不敢管、不敢教”。这种失衡的另一端，是部分地方考核导向的扭曲。“接诉即办”成为标尺，满意率、投诉量被简单等同于工作成效，基层怕扣分、怕排名，便倾向于“不管有没有错，先让人道歉再说”，这让不实投诉的代价微乎其微，客观上助长了滥用投诉的歪风。
“谁投诉谁有理” 其“病害”不浅，严重点说，是在侵蚀治理根基与社会信任。首当其冲是公共资源被空耗，基层工作人员被迫在大量虚假、无理工单里反复核查、反复答复，挤占了处置真实民生难题的精力。更深一层是寒蝉效应蔓延：教师不敢严管学生，医护束手束脚，个体商户、普通劳动者动辄被无端举报，时刻承受精神重压。宜宾摊主的悲剧，正是这种压力极端化的写照。当诬告者只需轻点鼠标就能制造麻烦，恪尽职守、安分经营的老实人被动承压，好人担惊受怕、违规者成本低廉，社会互信一点点被消耗，监督制度的公信力也跟着打折扣。
公共资源不是为了让“老实人”吃亏。治理“谁投诉谁有理”乱象，关键要划清权利的边界。第一，优化考核指挥棒，改变单纯 “以量论绩”，把诉求真实性、核查质量、办结实效纳入评价，建立前置甄别过滤机制，对重复、模板化、明显无依据的诉求分类处置，减少无效工单流转。第二，健全澄清与保护机制，对核查后认定不实的举报，及时为被诬告者公开正名，消除负面影响，给老实人撑起 “保护伞”。第三，明确惩戒红线，对刻意捏造事实、反复恶意诬告、借投诉敲诈胁迫的行为人，依规依法追责，打破 “乱投诉零代价” 的困局。
权利从来不是没有边界的特权，公共资源理当守护公平正义。投诉监督，是群众的正当权利，但绝不是伤人的工具。治理“谁投诉谁有理”乱象，不让老实人吃亏，就是要让投诉回归有理有据的轨道，让维权者有底气，让滥诉者无空间，守护好每一个人寻求公平对待的通道。
闪电新闻记者 刘国栋 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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