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景呈现清朝山河：《清史地图集》的传承脉络与创新发展

江西地名研究

关注我们，获取更多地名资讯

历史地图的千年传承与《清史地图集》的应运而生

作为地理学的第二语言，地图不仅是地理学研究成果最直观的表达形式，也是推动地理学研究进步与创新的有效手段。早在西晋时期，裴秀就利用“制图六体”之法绘制《禹贡地域图》，该图是目前记载的最早的中国历史地图。唐贞元十七年（801年），贾耽又以其首创的“古墨今朱”双色注记之法绘制《海内华夷图》，该图所涉区域上溯《尚书·禹贡》所载的九州，下及唐朝疆域版图及其邻国，虽价值颇高，但可惜已失传。至北宋，税安礼编纂《历代地理指掌图》，该图在时间跨度上始于传说的帝喾时代，下则迄于北宋，共收录44幅地图，至今仍有宋、明刊本流传。20世纪初，著名沿革地理学家杨守敬以《大清一统舆图》为底图，编绘《历代舆地图》。该图的时间跨度自春秋至明朝，以一朝成一图为一组，绘出历代地理志所载县以上地名、一级政区界线，以及名山大川等自然地理实体，全书采用朱墨套印、古今对照的体例，较以往的历史地图更为详细实用，是中国传统历史地图中最重要的成果之一。从西晋裴秀用“制图六体”之法绘成的《禹贡地域图》，到20世纪初杨守敬绘刊的《历代舆地图》，中国历史地图的编绘传统已薪火相传1600余年。1600余年来，中国历史地图的绘制成果不仅数量浩繁、水平上乘，而且对传统沿革地理学的繁荣和发展起到了不可替代的弘扬与推动作用，这一贡献毋庸置疑。但客观来说，1600余年来中国历史地图的绘制也有些不足之处。就绘图区域而言，传统历史地图绘制多聚焦中原王朝的政区范围，对边疆民族地区的描绘极其简略或付之阙如，难以完整呈现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历史演进的空间特征；就绘图技术而言，传统历史地图缺乏较精确的地理底图作为支撑，且比例尺偏小、图面容量有限，所能承载的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要素相对较少，难以满足更精细化的研究需求。

直至20世纪80年代，谭其骧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以高精度的现代地图为底图，以19世纪40年代以前的清朝版图为基本范围，将中国历史上统一多民族国家的空间演变历程完整地绘制出来，极大地弥补了传统历史地图的不足。作为中国历史地理学史上的空前巨著，这部地图集不仅被认为是一部开创我国新型综合历史地图集编绘先河的著作，而且极大地推动了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学科发展。在该地图集的影响下，综合性、专题性、区域性历史地图集的编绘方兴未艾、蓬勃发展。历经十余年的打磨和沉淀，由华林甫担任主编，段伟、丁超、胡恒担任副主编的《清史地图集》面世。《清史地图集》不仅继承了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开创的学术传统，而且在诸多方面都有较多的创新。作为中国学术界首部断代历史地图集，《清史地图集》所彰显的独特学术见解和技术方法，大大推动了新时代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学科发展。

编纂理念的一脉相承与历史地图的创新表达

《清史地图集》的编纂指导思想承自《中国历史地图集》。作为当代历史地理学界第一部具有学术创新价值的断代历史地图集，《清史地图集》的编纂指导思想明确界定为：“《清史地图集》要在继承优秀学术传统的基础上努力创新，以清史研究为基础，研制既符合时代要求，又具有历史地理学学科特色的清朝历史地图集。”这一指导思想既是《清史地图集》的编纂者所怀之学术目标，更是他们的学术追求。

清朝疆域为我国现代国家版图奠定了基础。《中国历史地图集》之所以将1840年以前，也就是乾隆年间确定的清朝疆域，作为中国历史的疆域范围，在谭其骧看来，这一疆域范围是中国历史上数千年来民族交融、民族融合的必然结果，是历史自然演进所形成的，以这个空间范围作为中国历史的疆域范围绘制历史地图集才是最科学的，同时也更能准确地反映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从缔造到发展的空间演变过程。谭其骧在《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一册》的前言中明确指出，《中国历史地图集》的学术目标只有一个：“就是要把我国自从石器时代以来祖先们生息活动的地区的变化，在目前力所能及的条件下，努力反映出来，使读者能够通过平面地图的形式看到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伟大国家的缔造和发展的进程，看到在这片河山壮丽的广阔土地上，我国各民族的祖先如何在不同的人类共同体内结邻错居，尽管在政治隶属上曾经有分有合，走过艰难曲折的路途，但是却互相吸引，日益接近，逐步融合，最后终于凝聚在一个疆界确定、领土完整的国家实体之内，从而激发热爱祖国、热爱祖国各族人民的感情，为崇高的人类进步事业而工作。”这一崇高的学术目标和学术愿景为《清史地图集》的编纂者所继承。

在《中国历史地图集·第八册》清时期卷中，清朝全国图与各省分幅图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该卷涉及全国图、分幅图、扩大图、插图四类图组，研绘各类地图合计39幅，其中全国图2幅，各省、将军、办事大臣辖区和内蒙古盟旗分幅图26幅，两项合计28幅，约占该卷图幅总数的四分之三。而《清史地图集》收录全国图4幅、省域图27幅，两组图合计31幅，若与《中国历史地图集·第八册》中全国图和各省分幅图相比较，《清史地图集》的此二类图幅数量虽仅多出3幅，但其在继承《中国历史地图集·第八册》编纂指导思想下的创新学术实践却一目了然。《中国历史地图集·第八册》的全国图是以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的清朝疆域政区为标准绘制的，其主旨是通过两图的对比，呈现清朝前、后疆域与政区的盈亏。与《中国历史地图集》的设计、研究思路不同，《清史地图集》的编纂者在处理这一问题时，为完整地展现有清一代疆域、政区发展的动态性与全面性，研制了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清初直省府厅州县的专题图和乾隆六十年（1795年）、道光二十年（1840年）、光绪二十年（1894年）、宣统三年（1911年）的清时期全国图，共计5幅地图。《清史地图集》的编纂者之所以选择上述 5个时间断面为标准年份绘制图幅，在于：首先，以康熙二十四年的直省府厅州县图，反映清初行政区划的沿革状况；其次，以乾隆六十年图中1300余万平方千米的清朝陆地面积，反映中国历史上版图疆域的极盛时期；再以道光二十年鸦片战争爆发后的全国图，反映中国社会性质的转折性变化；然后，以光绪二十年的全国图，反映近代以来国土的沦丧与疆域缩减；最后，以宣统三年的全国图，反映有清一代疆域、政区的最终状态。《清史地图集》中全国图的设计思路与指导思想，虽不以《中国历史地图集》的疆域、政区前后对比为断，却将清朝历史发展视为完整的统一整体，以清初直省府厅州县图认识从明朝两京十三布政使司到顺治朝十五省、康熙朝十八省的来龙去脉，以4幅全国图反映清朝疆域从开创到统一、全盛乃至近代又有所收缩的发展历程。这种前后对比的地图语言，显然是在继承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中提出的中国历史地图编绘“唯一的学术目标”的基础上有所创新和推进。如果说《中国历史地图集》反映的是中国历史进程中的空间全貌，那么《清史地图集》作为断代历史地图集，展现的便是一个个“连续的 剖面”。《清史地图集》中的每一个“连续的剖面”都是围绕谭其骧提出的中国历史地图编绘“唯一的 学术目标”展开的。因此，《清史地图集》在编绘 过程中精准把握了继承中国历史地图研究的学术传 统与现实创新之间的关系，这一点通过《中国历史 地图集·第八册》与《清史地图集》中的全国图 的比对，便可看到端绪。

谋篇布局的多维革新与政区界线的精准复原

为反映有清一代地理面貌的变迁，《清史地图集》在谋篇布局和宏观设计上匠心独运，分为全国、省域、专题3个图组，累计承载各类地物4万余个（只统计图幅的主区，不含邻区）。若将其与《中国历史地图集·第八册》中的相关部分作比较，其创新之处也颇为突出。就数量而言，《中国历史地图集·第八册》共收录全国图2幅、分幅图26幅、扩大图5幅、插图6幅，合计39幅。而《清史地图集》为反映有清一代历史面貌的空间变迁，共研制、编绘了72幅历史地图，数量是《中国历史地图集·第八册》的近2倍。除全国图、省域图及近代失地与租借地图三类图幅为两部地图集共有内容外，《清史地图集》的创新之处集中体现在三类新增图幅上：

其一，增设12幅局部区域放大图，包括顺天府、直隶中南部、承德避暑山庄及其附近、归绥地区、关中及其附近地区、太湖流域、皖江地区、广州府城附近、广东省海南岛及其以北的大陆地域、四川中部、拉萨日喀则地区、新疆中部。这类局部区域放大图或彰显有清一代辽阔的海疆与广袤的陆疆，或展现人口密集、经济发达区域的繁盛，或凸显有清一代重要行政区域的稳定。

其二，清代城市图也是《清史地图集》中的创新设计，《清史地图集》选取了京师、盛京、天津、上海、广州、武汉6座城市，制成7幅城市图（其中京师2幅），以反映清代城市从康熙、雍正、乾隆时期到同治、光绪、宣统时期所发生的根本性变化。

其三，专题图是《清史地图集》中除12幅局部区域放大图、7幅清代城市图外，又一组具有创新价值的图幅。专题图在设计理念与指导思想上，选取在清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并且能够以地图形式给予表达的主题，其中包括康熙朝柳条边图，乾隆朝漕运图、北部边疆卡伦图、八旗驻防分布图，嘉庆朝驿路图，晚清黄河下游改道图，晚清全国通商口岸地图、铁路图、邮政图等。与此同时，为了让读者了解晚清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了解清末人们对域外的认知，编纂者研制、编绘了清末国家与地区地图。该图将晚清中国置于世界大格局下，其意义更是非同寻常。

武汉三镇

标准年份：宣统三年

该图为清末武昌、汉阳、汉口三地的城市总图。清代，武昌为湖北省城、武昌府城、江夏县城，汉阳为汉阳府城、汉阳县城，汉口原为汉阳县所辖汉口镇，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改设为夏口厅。三城镇同位于长江和汉江交汇处，隔江鼎立，故晚清即统称“武汉三镇”。该图内容涵盖了山丘、湖泊、河流、行政衙署、县界、经济部门、军事部门、文教、宗教场所、医疗机构、历史文化景点及主干街道、租界和铁路交通线等自然和人文要素，从整体上直观展现了清末武汉三镇的面貌。

《清史地图集》中有省域图27幅，包括光绪二十年台湾省地图和宣统三年直隶、奉天、吉林等26个省级政区地图。图幅绘出清朝各个省域的地理状况，包括山岭、河流、湖泊、伏流河等自然地理要素和各级职官驻地、聚落、市镇等人文地理要素，完整展现宣统三年县级及以上的政区建置。与《中国历史地图集》中的省域图相比，《清史地图集》的省域图不仅在自然地理要素、人文地理要素的数量上超越了现有清史地图成果，更在精细度、准确度上显著提升，还创新性地再现了整个清朝历史进程中自然、人文各地理要素的空间演变过程。

由于时间和条件的局限，《中国历史地图集·第八册》虽已绘出府级政区界线，但没有绘出中国历史上基本政区单元——“县”的边界，而这一学术缺陷为《清史地图集》所弥补。《清史地图集》编纂者创造性地提出并采用“界邻点穿线法”，成功地复原了清朝县级政区的边界。《清史地图集》前言中以湖南湘乡县和山西高平县的县界绘制为例，介绍了“界邻点穿线法”的操作设计。湘乡县有6个邻县，共确定138个界邻点；高平县有5个邻县，共确定134个界邻点。宣统三年，全国有县1382个、散厅89个、散州146个、旗175个，共计有县级政区1792个。如果每县以130～150个界邻点计算，仅27幅省域图的县界确定工作，其工程量之浩大、基础研究工作之严谨精细，可想而知。在《清史地图集》的27幅省域图中，不仅省级、府级政区的界线被一一绘出，特别是依据“界邻点穿线法”所绘出的县级政区界线覆盖除青海、西藏以外清朝所有省级地域内的1000余个县域，这就大大提高了历史地理研究的空间辨识度，从而提高了《中国历史地图集》政区界线的研究精度和准确度。这一创新之举不仅值得充分肯定，更为未来中国历史地图学新技术手段的完善与优化提供了极具借鉴意义的实践范例。

总之，《清史地图集》是一部具有学术创新价值的断代历史地图集，它的面世将推动中国历史地图的研究与编绘工作迈入更为精细、更为系统的新阶段，而中国历史地图的创新性发展，也将会大大提高中国现代历史地理学的学科研究水平。

作者：陈隆文

来源：《地图》2025年第6期

选稿：宋柄燃

编辑：江 桐

校对：郑雨晴

审订：刘宇欣

责编：杜佳玲

（由于版面内容有限，文章注释内容请参照原文）

微信扫码加入

中国地名研究交流群

QQ扫码加入

江西地名研究交流群

欢迎来稿！欢迎交流！

转载请注明来源：“江西地名研究”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