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把全公司的钱，缝在一件马甲里

华润的历史文化展厅里，摆着一件粗布马甲。

土布，米黄色，洗过太多次，颜色发灰。夹层是双层的，里面隔出一排窄长的口袋。搁在旧货摊上，没人会多看一眼。

1942年的初春到深秋，它从香港走到了重庆。八千里，六个月。到地方的时候，缝在里面的钱一分没少。

缝它的人叫秦邦礼，无锡人，那一年34岁。他没念完书，14岁进钱庄当学徒，后来成了香港一家小贸易行的老板。

这家贸易行现在的名字，叫华润。他缝进马甲里的那两笔钱，是公司的全部家底。

兄弟两个，只能有一个继续念

秦家住在无锡中耆英里，是书香人家。兄弟俩年纪只差一岁，小时候同班读书。妹妹秦邦范比秦邦礼小三岁。

1916年，父亲患肺结核去世。家里随即断了进项，祖上留下的老宅变卖，一家人租族人的房子住，靠几亩田和一点存款放债过日子。

六年之后，兄弟两个里只能有一个继续念下去。念下去的是哥哥秦邦宪，党内后来都叫他博古。他考进上海大学，又去了莫斯科。

1922年，14岁的秦邦礼放下书本，进了无锡复元钱庄做学徒。家里需要一份进项，哥哥和妹妹还要念书。

他在钱庄学记账、验票、周转、看行情、跟人打交道，活计零碎。之后他加入无锡钱业职工会，当上了执行委员。这个身份让他结识了一批商人，也让他摸到了做生意的基本门道。

1927年4月，国民党在无锡清党，工会和农会被砸掉。11月，无锡两千多农民起义，秦邦礼参与其中。起义失败，他被列入“暴徒”，只能离开无锡去上海避难，在一家小店铺里当店员。

那一年他19岁。

两根金条交到手上，附带一个条件

1931年4月，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在武汉被捕，随即叛变。他在特科的位置太高，知道的太多，上海原有的联络点几乎全部作废。周恩来被迫停止工作，等候转移去苏区；陈云接手重建特科。

陈云开的条件很硬：老人不能用，暴露过的点不能用，还得有人从零撑起一条新线。特科的人要有地方接头，地下组织要有地方吃饭、落脚、打保单。

陈云要的新人，博古推荐了自己的弟弟。

陈云约见秦邦礼那天带了两根金条，算是“见面礼”。任务也说得清楚：拿这两根金条做本钱，开铺子，替党建新的秘密交通站，顺带为党筹经费。

秦邦礼在上海开了家米店，把无锡的大米运到上海卖。这是新特科的第一家铺子。

他确实是这块料。米店很快就有了盈利，组织点头后，他又开了一家家具店。家具是特制的，里面藏着夹层。有一次党组织正在店里开会，国民党警察突然来查，开会的人把文件塞进夹层，摆开麻将桌装作打牌。警察翻了一圈，什么都没找到，空手走了。过后秦邦礼以“家具被损坏要维修”的名义，派人把家具搬了回去，文件保住了。

一年之内，糖坊、南货店、文具烟纸店陆续开出来。1931年冬，他入了党。也就是从这个时候起，他对外用的名字是杨廉安。

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瑞金成立，上海和瑞金之间往来的人越来越多。从上海走瑞金，要经香港或广东，再走汕头、三河坝、大埔、永定、上杭、长汀这一线，以大埔为界，前段全是水路，后段净是山路。陈云把建联络站的事也交给了秦邦礼。

他在汕头开了“中法药房汕头分店”。这条线上走过去两百多名党员干部，很多是秦邦礼亲自护送的。

最难办的是李德。德国人，长相显眼，一路被盘查。秦邦礼给他换了几重身份：先扮游客，坐英国轮船到汕头，住进中法大药房；从汕头再出发，扮成考古学家；到大埔，又换成传教士，一身黑长袍，胸前挂十字架。就这么一站一站换，把人送进了苏区。

从教员变成老板

1935年秋，秦邦礼跟着陈云去了莫斯科，进列宁学院学习。1937年回国，在延安中央党校教务处工作，因为有留苏经历，又兼了马列学院的课，教联共（布）党史。

1938年夏天，这位年轻的教员被叫进了陈云的窑洞。陈云当时是中央组织部部长。谈了很久，出来的时候，军装脱了，任务领了：去香港，隐蔽经商。

从延安到香港两千多公里。他在香港干三件事：协助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把党组织带到香港的外币，以华侨捐款的名义兑换成法币或银元汇回；按上级的采购清单买根据地急需的物资。

1938年夏秋之交，联和行在香港开业，老板杨廉安。门面很小，注册资金也很少。公开的业务是经营南北杂货，实际做的是往陕甘宁边区采购。西药、医疗设备、电子管、X光机、鞋袜、军毯、运输车、发电机，缺什么就经营什么。

离联和行五百米的皇后大道上，是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挂牌“粤华公司”。募来的钱物大部分走联和行的账，再经武汉、重庆转运前线。

从1938年夏到1941年秋，经联和行运往内地的医药器械有一百二十多吨，捐款五百万美元。

1939年3月，港英警察突然查封了粤华公司，办事处的人也被盯上了。接收捐赠、转运物资这些事，一下子全落到秦邦礼头上。

也是这个时候，办事处给他找了个助手，叫黄美娴。这个人后来成了他的妻子。

钱缝在身上，人走进难民堆

1941年12月8日凌晨，日军进攻香港。几天之内英军投降，香港沦陷。

联和行和中央失去了联系。账上还剩下两笔钱：保卫中国同盟存在这里的资金，和党的经费。这家公司当年的全部家底，就是这些。

秦邦礼做了一个决定。他把钱缝进了那件马甲。

土布，双层夹里，隔出一排窄长的口袋。他把钱一张张卷成小卷，一个口袋塞一卷，缝好，穿在衬衣外面，再套上外套。

光是穿在身上还不够。他把西装脱了，换成难民的装束，走进徒步向西的逃难人群里。西装是老板的行头，难民不会穿西装。

路线是从香港到广州，过南宁，过桂林，翻整个贵州，跨珠江、西江、长江，越南岭、武陵山、大娄山，最后到重庆。一路上他扮过难民，扮过和尚，扮过乞丐。

从初春走到深秋。六个月，八千里。

到了重庆，他把马甲脱下来，把钱取出来，分文不少，交了上去。

同一座城里，彼此不能认识

香港和重庆之间，跑着的不止联和行一条线。

上海还有一家广大华行，老板叫卢绪章。1933年成立时，它只是几个青年办的医药邮购小公司。1940年夏天，卢绪章在重庆红岩村见周恩来，从那时候起，这家公司成了党的地下机构，直接归周恩来领导。

周恩来给他定的第一条规矩，身份不许暴露，对自己的父母妻子也不行。

卢绪章守了这条规矩。有一次他在家里让妻子帮忙把一批支援前线的药品搬上车，妻子看着满头大汗的丈夫，问了句，你卖药做生意，为什么非要半夜三更，还要总经理亲自动手装车，你……你……你莫非是共产党吧。

他压住话头，说八路军抗日出大价钱买我的药，我是中国人，怎么能不卖。你千万不要对别人说。妻子没再追问。

这两条线彼此不知道对方存在。1942年春出了件事，能说明这个规矩为什么这么定。韶关地下党急需八万五千元法币经费，南方局让卢绪章送，他化名“重庆老孟”跑了一趟，钱交出去了。回到重庆不久，消息传来：收钱的那个联络员被捕，叛变了。

敌人带着叛徒，到重庆满城找“老孟”。

地下党讨论之后，让他先离开重庆。战时买机票要军政界要人的身份，他手里正好有一张国民党方面给的“少将参议”证明。凭这张证明买到机票，飞去了昆明。

一条线被撕开了口子，破了的是这一条。联和行那边，什么都不知道，照常开着铺子。

那几年，这样的人在好几座城市里都有。上海有，香港有，重庆有。他们各自开着自己的铺子，互相不知道对方的存在，也不知道彼此的姓名。

哥哥交出去的东西

1931年，博古24岁，接手临时中央。他清楚自己不懂军事。

1933年到苏区后，他向共产国际远东局要求，把在远东局工作的德国人李德调来当军事顾问。请求批准了。李德本来只有建议权，没有决定权，但博古不懂军事，实际把军事指挥的权交到了李德手上。

第五次反“围剿”，广昌守了18天，红军伤亡5500多人。彭德怀当面反对死守，意见没有被听进去。

1935年1月，遵义老城子尹路一幢两层花园洋房，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开了三天。博古做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讲的是敌我力量悬殊，失败不可避免。毛泽东、张闻天接着发言，把批评提到路线的高度。

会开完，他的最高军事领导权被撤销了，总负责的职务还留着。但所有人都知道，这个职务也留不久。

2月5日，红军走到川滇黔交界一个叫“鸡鸣三省”的地方。这里三省交界，天亮鸡叫三省都听得见。周恩来找到博古的住处，两人都明白是为什么来的。

博古先开了口。他说他想到过会有这一天，问谁来接替。周恩来答，洛甫。博古说好，明天就让小康把东西挑过去，今后有什么事，尽管吩咐他去干。

那两副挑子挑着中央的印章和文件。第二天送到了张闻天的驻地。

后来他接到总政治部代理主任的任命，说思想上想通了，不会背任何包袱。

办报不是发配

交权之后，博古没有退出。1937年他当中共中央组织部长，之后任中共驻南京代表、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主任，1938年是南方局常委兼组织部长。

1941年，他去办了一张报纸。

办报是他自己要的。1940年11月，他跟毛泽东、张闻天谈，建议在延安办一张日报，再办一个强有力的通讯社。第二年春天中央商谈这件事，他主动请缨，说最好能让他办报。3月19日政治局开会，他又提议把《新中华报》和《今日新闻》合并。

4月16日，中央决定筹办这份机关报，定名《解放日报》，博古任社长兼主笔。5月14日，他在清凉山主持第一次编辑部会议，提出要把它办成战斗的党的机关报。第二天，毛泽东为中央书记处起草通知：一切党的政策，将经过《解放日报》与新华社向全国宣达。

5月16日创刊，毛泽东题写报名。

创刊初期挨了不少批评。毛泽东批评当时的报纸不是党报，而是社报，是在替外国通讯社做义务宣传员。1942年3月31日，博古在杨家岭召集七十多人开座谈会，会上他作自我批评，说报纸没尽到应尽的责任，自己要负主要责任。

4月1日改版，头版头条换成边区参议会减轻群众公粮负担的决议。改版的社论《致读者》是他自己写的。里面说，改革的目的，要使《解放日报》成为真正战斗的党的机关报。

9月，毛泽东给负责宣传工作的同志写信，说今日与博古谈了半天，报馆工作有进步，可以由不完全的党报变成完全的党报。

1944年2月16日，《解放日报》出到一千期，博古写社论总结，说重要经验一言以蔽之，就是“全党办报”四个字。

1935年，他手里握着几万人的去向。1941年往后，他管的是版面、社论、通讯员名单和校对。

1946年2月，他作为中共代表去重庆参加政协宪草审议。4月8日，和王若飞、叶挺、邓发等人同机返回延安，飞机在山西兴县黑茶山撞山，机上十七人全部遇难。他39岁。

口袋还在

秦邦礼活到1968年，60岁。

那件马甲后来被收进了华润的历史文化展厅。夹层的口袋还在，一个挨着一个，都空着。

一个人把钱缝在身上，走八千里路，这件事在当年的档案里大概只占一行字。

这家公司今天做的事，是发电、供气、盖楼、开银行、卖药、酿啤酒、卖水、开超市。999感冒灵、东阿阿胶、雪花啤酒、怡宝、华润万家，都是它的。

它的起点，是1938年香港一间七八平方米的阁楼，三个人，公开业务是卖南北杂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