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剧《VIVANT》何以沦为“认知投毒”？看懂银幕背后的意识形态暗战

堺雅人主演的日剧《VIVANT》（《别班》）剧照

2026年10月下旬，一部由日本知名演员堺雅人主演的TBS电视台重头谍战剧《VIVANT》（《别班》）第二季，突然在中国互联网上激起了千层浪，连央视等官方媒体都罕见地直接下场点名批驳，斥责其对观众进行“认知投毒”。

如果只看演职员表，这是一部制作精良、大牌云集的商业类型片；可一旦掀开剧情的盖子，里头的荒诞感足以让任何一个懂点近代史的人倒吸一口凉气。编剧在剧里虚构了一个粗鄙落后的“中国秘密组织”，设计中方人员对日本情报人员实施切指、刺穿腹部等残忍酷刑，而日本自卫队秘密情报组织“别班”，反倒被包装成了悍不畏死、替天行道的正义化身。最讽刺的地方在于，剧里安在中国人头上的那些酷刑手段，恰恰是当年侵华日军在中华大地上对抗日志士和平民犯下的真实暴行。

堺雅人剧照

面对铺天盖地的批评，舆论场上也冒出过几种不以为然的声音：不过是一部虚构的商业电视剧，至于这么纲上线、反应过度吗？文艺作品不就是图个乐子吗？

这话听起来似乎颇有几分“豁达”，但放在真实的历史长河里，却天真得有些危险。历史无数次证明，总有一部分披着文艺外衣的作品，从诞生的第一秒起就不是为了让你消遣的，它们是装了消音器的枪，专门用来在公众的脑海里重新塑造记忆、定义善恶。

一、藏在胶片里的枪

在这个星球上，把电影胶片当成意识形态重炮使唤得最炉火纯青的，莫过于大洋彼岸的美国和当年的苏联。

二战硝烟刚散，昔日并肩反法西斯的美苏盟友迅速翻脸，冷战铁幕轰然落下。这场没有直接热战的世纪博弈，很大程度上是在银幕、剧院和书页之间打响的，只不过美苏两家的打法截然不同。

冷战时期苏联反美宣传海报

苏联的路子，是一场由上而下、主要面向国内民众的“心理筑墙工程”。在苏共中央的统一部署下，文学、戏剧、电影与漫画齐上阵，核心任务只有一个：把昔日战友美国的形象彻底改写为“国家公敌”。早年高尔基在《在美国》里描绘的“傲慢、拜金、毫无文化”的美国人形象被重新翻出，时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马林科夫更直接定调，称美帝国主义的扩张野心已远超当年的德日法西斯。

苏联老电影《易北河会议》（1953）剧照

怎么让刚刚经历卫国战争浩劫、对纳粹恨之入骨的苏联老百姓迅速建立对美国的敌意？最省力的办法就是“移花接木”。在苏联电影《易北河会议》里，美国被直接塑造成庇护德国纳粹分子的“纳粹继承人”；而在讽刺漫画《最近的疯子》里，画师干脆给每一个美国人嘴唇上方都加上了一撮希特勒式的标志性小胡子。更有意思的是，苏联编剧在很多反美文艺作品里，特意把主角设定为善良正直的普通美国人，让他们在反抗邪恶美国政府的斗争中惨遭迫害、悲壮失败，以此向苏联民众证明：那个大洋彼岸的政权已经烂透了，连他们自己国内的好人都容不下。

如果说苏联的文艺宣传像是一把往内扣的铁锁，那么美国好莱坞的电影工业，就是一把撬动全球认知的万能钥匙。

美国人很少在电影里让主角扯着嗓子背诵政治口号，他们更擅长把美式价值观融进爆米花的香味里。从孤胆英雄拯救世界的个人英雄主义大片，到展现中产阶级精致洋房与自由恋爱的都市剧，好莱坞在全世界几代年轻人的潜意识里种下了一个等号：美国式的生活就是现代文明的标尺，美国大兵的枪口永远指向邪恶。

HBO历史剧《切尔诺贝利》剧照

即便到了今天，这种隐性政治宣传的手艺依然老辣。比如前些年美国拍的苏联历史剧《切尔诺贝利》，镜头语言克制得像一部严谨的纪录片，通篇没有一句直接辱骂苏共的台词，却通过剧中人物的绝望、官僚的瞒报与阴郁压抑的色调，不动声色地将整个共产主义体制涂抹成反人类的怪兽。当观众为剧中的悲剧唏嘘落泪时，根本不会察觉自己已经在不知不觉中咽下了导演精心调配的政治药丸。

二、从满映到神风片

比起美苏两个超级大国，日本在利用影视作品操弄历史认知这件事上，不仅起步极早，而且骨子里多了一份颠倒黑白的阴柔与执拗。

把日历翻回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伪满洲国。当年日本关东军除了用刺刀和机枪弹压东北抗日军民，还极其看重一样武器——电影院里的银幕。在伪满洲国刚搭起台子时，日本人先是拍了《满蒙破邪行》《辽西扫匪》等所谓的纪录片；等到“株式会社满洲映画协会”（简称“满映”）成立后，大批由日本导演和编剧操刀的娱乐故事片便流水线般地涌进了东北各大影院。

伪满映影片《支那之夜》剧照

这些老胶片里装的是什么货色呢？在这些电影的镜头下，祖祖辈辈生活在这片黑土地上的中国人，被刻意塑造成愚昧麻木、贪婪虚荣的群像，而持枪闯入的日本人则成了满怀慈悲的“教育者”与“开化者”。在满映拍的电影《烟鬼》里，一个充当伪满缉烟警察的儿子亲手枪杀了自己的亲生父亲，日本上司过来安慰他，这位儿子却面不改色地回答：“没事，我只是打死了一名国家公敌。”而在另一部由李香兰出演的著名影片《支那之夜》里，编剧的脑洞更是荒唐到了极点：一个在战火中双亲皆亡、对日军恨之入骨的中国姑娘，被日本船员救起后，竟在挨了日本男人一记耳光后幡然悔悟，死心塌地爱上了这个侵略者。

你看，将侵略美化为“拯救”，将残暴包装成“温情”，这套把戏日本电影人在八十多年前就已经玩得驾轻就熟了。

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军国主义的刺刀虽然被折断了，但那套利用文艺作品洗白罪责的幽灵却从未散去，反而在战后日本右翼势力的庇护下借尸还魂。

二战末期日本神风特攻队飞行员合影

二战末期，穷途末路的日本军部曾逼迫大批年轻飞行员驾驶装满炸药的战机，搞“一人、一机、一弹、一舰”的神风特攻自杀式袭击，那本是军国主义挟持愚民殉葬的疯魔罪证。可在战后日本右翼政客与电影人的镜头里，这些被洗脑的炮灰却摇身一变成了感天动地的悲情英雄。2005年，极右翼政客石原慎太郎亲自操刀，主导拍摄了右翼历史片《吾为君亡》，公然为神风特攻队招魂，大肆宣扬武士道精神；几年后，另一部制作精良的商业大片《永远的零》更是赚足了日本观众的眼泪，把侵略战争的帮凶洗白成“为了保护妻儿而不得不赴死”的好丈夫、好父亲。

日本右翼商业大片《永远的零》剧照

三、被篡改的年轻记忆

如果我们把视线从电影院挪开，放到战后日本社会的大背景里去审视，就会明白今天《VIVANT》这类神剧的出现，绝不是某个编剧一拍脑门的偶然失误，而是日本右翼势力几十年如一日深耕细作结出的恶果。

今天很多去过日本、或者接触过日本年轻人的学者都有一个共同的感受：现在的日本年轻一代，绝大多数对当年侵华日军在南京、在东北、在华北干过的那些惨绝人寰的暴行一无所知。甚至在這次《VIVANT》引发中国网民强烈抗议后，不少日本网民的第一反应不是愧疚，而是莫名其妙地觉得“中国人太敏感”。

为什么会这样？因为这一代日本年轻人的历史记忆，早就已经被两把剪刀彻底修剪过了——一把剪刀叫历史教科书，另一把剪刀就叫通俗文艺作品。

日本初中历史教科书（韩联社资料图

早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日本经济腾飞、谋求政治大国地位之时，日本政府和右翼势力就开始有计划地篡改中学历史教科书。他们用了一套极其狡猾的“春秋笔法”：在谈及战争起因时，把日本发动侵略战争归咎于美国、英国、中国和荷兰组成的所谓“ABCD包围圈”封锁了日本的石油与贸易，把自己打扮成“为了搏一条生路而被迫自卫”的可怜虫；而在讲述战争灾难时，对日军在亚洲各国的屠杀与细菌战轻描淡写甚至直接抹去，却连篇累牍地渲染冲绳战役的惨烈和广岛、长崎原子弹爆炸的悲惨。

谎言重复了一千遍，在温室里长大的孩子就会把它当成真理。课堂上的教科书负责抹去侵略的罪证，课堂外的电影、电视剧和动漫则负责不断强化日本人“纯洁、悲情、受害者”的自我感动，同时配合右翼政客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不断鼓噪的“中国威胁论”，将崛起中的中国描绘成咄咄逼人的假想敌。

在这样一套严丝合缝的认知闭环里泡上几十年，日本社会对中国的历史亏欠感被稀释得一干二净。于是到了2026年的《VIVANT》第二季里，编剧才会如此心安理得地干出“倒打一耙”的事——把当年日本侵略者切人手指、刺穿腹部的兽行，原封不动地安到现代中国人身上，让银幕前的日本观众在紧张刺激的谍战配乐中，顺理成章地接受“中国人残忍野蛮、日本自卫队越境搞情报是替天行道”的心理暗示。

四、脱下文艺的伪装衣

更有意味的一个细节是，就在《VIVANT》第二季热播期间，向来以极右翼立场著称的日本政客高市早苗，竟然公开在社交媒体上为这部剧站台，点名表示自己一定要追看。

政客与银幕的这一唱一和，其实已经把那层“纯属娱乐”的窗户纸捅得粉碎。

日本政客高市早苗

当然，作为历史研究者，我们在剖析这一现象时，依然要保持足够的理性与克制。指出部分影视作品承担着意识形态争夺与舆论战的功能，绝不等于我们要患上“迫害妄想症”，更不意味着要把所有的跨国文化交流一棍子打死。一部优秀的宫崎骏动画、一部探讨社会温情的家庭伦理剧，依然值得我们去欣赏和尊重；把一切文艺作品都政治化，既不客观，也缺乏大国国民应有的文化自信。

但尊重艺术创作的自由，绝不等于要在恶意操弄历史的“认知投毒”面前装聋作哑。

文艺作品最可怕的力量，恰恰在于它的“润物细无声”。一份冷冰冰的政治声明，普通人看完转身就忘了；可一部有大牌明星出演、有跌宕剧情包裹的热播剧，却能让数以百万计的观众在毫无防备的消遣中，把虚构的偏见当成真实的记忆存进脑海。当年的“满映”如是，冷战时期的美苏政治电影如是，今天将日军侵华酷刑嫁接给中国人的《VIVANT》亦如是。

看清了这一层历史肌理，我们就会明白：今天中国官媒与网民对一部失实日剧的严正批驳，绝不是什么“反应过度”，而是对历史真相与民族尊严最起码的守护。

文史君说

胶片本身没有立场，但操作摄影机的人永远站在特定的历史坐标里。从冷战银幕上的美苏暗战，到战后日本右翼数十年如一日用光影涂改战争记忆，历史一再提醒我们：真正的舆论战，往往就藏在客厅的电视屏幕和电影院的爆米花桶旁边。我们不必做看什么都疑神疑鬼的惊弓之鸟，但当有人试图用戏剧的油彩把侵略者的血手印抹到受害者脸上时，大声揭穿它的画皮，是我们对历史唯一的诚实。

参考资料

崔祖桢：《苏联对内宣传中的美国“敌人形象”（1946-1953）》，湘潭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20年。

张品：《后冷战时代的俄罗斯反美主义》，华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年。

丁亚平：《中国电影通史》，中国电影出版社。

（作者：浩然文史·文史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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