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能、神秀之外，禅宗也有过很高端的派系，为何没成为主流｜文史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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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遍照金刚

今人对禅宗传承耳熟能详的是五祖弘忍的弟子北宗神秀、南宗慧能，但慧能不说，即使神秀走的也不是高端路线，倒是五祖弘忍还有一个同门师兄弟牛头法融，此人开创的牛头禅在禅宗各派中逼格最高，但也正因为逼格高，对草根迎合度不够，未能传承久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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禅宗专题：

牛头法融崛起之因

同时在崛起的还有江南的牛头宗。这个宗门据考证应该与道信一派有交流，但并没有直接的师承关系，后来却被纳入道信门下的正统禅宗分支。

高逼格的牛头禅被人遗忘

为何这里能出现几乎与黄梅一系有分庭抗礼的影响力的宗门呢？主要还是南北朝时期的佛教基础很扎实。

在以金陵为中心，分布有北郊的栖霞山（摄山）、南郊的牛头山、东郊的钟山与东南方向稍远的茅山等多座佛教名山，地杰人灵，学术氛围浓厚。

这里本来就是魏晋南北朝的玄学重地，而龟兹国三藏法师鸠摩罗什及其高弟僧肇（肇论之类用玄学立论解释佛学，因此三论宗建宗开始就与玄学难以分离）等创建的三论宗又传播到南朝，此后，北朝逐渐衰落的三论宗在此重新发扬光大。

牛头法融出自润州的韦姓望族，19岁放弃儒道学问，在茅山著名的三论宗炅法师门下出家修习般若止观。但他对于三论学者善于论辩的传统不看好：“慧发乱纵，定开心府，如不凝想，妄虑难摧。”选择寂静的森林凝心宴坐，经20年的坚持，深刻领悟了楞伽大义。

隋末大乱，三论宗僧人只得四处藏匿避祸。624年唐初，房玄龄勒令江表僧众归于编户，法融还俗归本籍，风声过去后，再次出家。

643年，他在牛头山幽栖寺北岩下立茅茨禅室。过了几年，他的徒众发展到100余人，期间在牛头山的各佛窟寺，起早贪黑的抄阅所藏佛典、道书及经史医方，文思大进，“动若联珠”，“玄儒兼冠”。

647年，于岩下开讲《法华经》，又出幽栖寺讲《大集经》；

652年，被邑宰请至南京初建寺弘扬《大品》，听众上千。

次年，江宁令又请他出州讲解《大集》，这次听众更达到三千余人。

653年冬，睦州女子陈硕贞举兵反唐，称文佳皇帝，与官府互相攻伐。波及区域极广，造成很多僧尼逃难。法融说“祸福同之”，违背地方官命令，冒险收留他们。又“躬往丹阳，四告士俗”，一日往来负米两三次养活众人，“百有余日，事方宁静，山众恬然”。

656年，法融受司功萧元善邀请出山，入金陵初建寺，次年初圆寂，送葬者“万有余人”。山居名僧被召入城，不一定出于自愿，可能是官府羁縻山居禅众的一种方法。所以，法融在离山之际，与诸僧作死别的嘱咐，“禽兽哀号，逾月不止”，“大桐四株，五月繁茂，一朝凋尽”。

牛头山靠近金陵，有尚佛传统，又稻米丰盛，经济与社会条件充足，法融自谓“山寺萧条，自足依庇”。他之所以在僧俗中享有声誉，主要能在危难时刻收容并庇护逃僧。

他受学于《楞伽》和“三论”，行事带有“虚宗”的“无常”感。他弘扬的《法华经》提倡三乘归一；所讲《大品·灭诤品》给人的印象是“用心柔软，慈悲为怀”。无住、灭诤、慈柔、安忍成了法融的个性。

《大集经》玄理少，突出鬼神佑护和禁咒法术，便于在信仰万物有灵的底层民众中传播。因此，法融讲《大集经》时，吸引听众很多，但也被鄙视鬼神的三论宗人批驳。

综上，法融是兼容儒道医的禅僧及学者，有栖霞山三论学的遗风，与黄梅禅系的低调做人、不重读经讲经的禅风大相径庭。

牛头禅成于逼格，败于逼格

禅宗兴起的政治环境

牛头宗的传承传说是四祖道信传法融，形成牛头一系。法融以下是智严、慧方、法持、智威、慧忠六代传承。但经近代研究，这些人是否有传承关系很有问题，其中的法持更大的可能是从弘忍修学。

但牛头宗所说的这些祖师，有一个共同点，基本上都是润州人，都处于长江下游南岸，在当时都算“江左”人士。

按其记载，因住于山林，高僧们的高行能让草木山水感动，猛兽毒蛇遇禅师而被降服皈依，无情亦有情；圆寂后，大多都用自己的遗体供养山中鸟兽，应该除了慈悲为怀，还有万物有灵的思想在内。

这种带着神秘论的做法在三论经典中很少谈及，而在《华严经》、《大集经》甚至《楞伽经》中却能找到根据，对后世禅宗哲学的影响不小。

他们应该是想要利用这种万物有灵的思想来引导并阻止江南的淫祀血祭，而像智岩那样，将慈柔泽及疠人坊，人格就更伟大了。

智岩“曾住白马寺，后居“疠人坊”，为疠病者说法，吮脓洗濯，无所不为。654年，终于疠所，年七十八”。

这一地区的传统是都市佛教，以“兴福”——造寺、造像、布施及“义学”宣扬经论为主的。当时“义学”极盛,主要为“四经”——《维摩》、《大品》、法华》、《涅槃》和“三论”——《中论》、《百论》、《十二门论》，而禅慧修证更适宜山林。

辽东禅僧朗在齐建武(494-497 年)年间，到江南来，住在摄山。他学识渊博，擅长讲经并持戒律，特别是华严、三论。梁武帝深见器重，派了10人上山去跟着修学，有成就的只有“止观僧诠”1人。

僧朗与僧诠，都住山禅讲兼修，不出山弘化。僧诠门下有四大弟子——兴皇法朗、禅众慧勇、长干僧辩、栖霞慧布。朗、勇、辩等3位，在僧诠去世后，都出山宣扬义学，促成了陈代三论宗的兴盛。

而最得意的弟子慧布，仍住栖霞山，他不反对出山宣扬经论，但自己却“摄心奉律，威仪无玷。常乐坐禅，远离喧嚣。誓不讲说，护持为务”。‘’据传，他曾到北方去见到了二祖慧可等禅师印证自己所学，谈论“连彻日夜”，有浓厚的清谈玄学风格。

牛头宗与达摩禅系有频繁的接触，文献可见：慧布与慧可，智岩与僧璨，善伏与道信，至四祖道信吸收了文殊般若，江东般若系禅师也一再与达摩系的禅师有接触。在长期的接触交流中，两大系统自然而然的逐渐融合起来。

这两大宗派的形成都是与当时社会大环境息息相关。

朝代的更迭，北朝的灭佛及战乱等各种天灾人祸造成大量人口进入禅僧行列（绝大部分是不被朝廷承认的私度僧侣）。

东山宗（四祖、五祖）与牛头宗的祖师（如牛头法融）能依山林建立起能养活护佑这些僧众的团体，这与早期的宗派（如三论宗）需要朝廷供养才能存在大为不同，可以自食其力，养活自己。而逃难加入僧团的人源源不断，所以说兴起是大势所趋。

北朝灭佛促进禅宗崛起

有了稳定的生存保障之后，与之相适应的修禅理论及实修方法也逐步稳固下来，就形成了一个在朝廷及民众中皆影响力巨大的新宗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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