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为何总在“燃烧”？｜GBA编译

译者按 ·2026·10·26

10月17日，法国刚经历了一场席卷全国的大示威。巴黎共和国广场火光冲天，香榭丽舍大街的奢侈品店、手机店被洗劫，里昂、里尔、马赛、波尔多、斯特拉斯堡无一幸免。超过2400人被捕，近千名警察和宪兵受伤，至少3000家商铺遭劫掠；19 日多城实施局部宵禁，卢浮宫宣布24日临时闭馆。马克龙不得不发表电视讲话谴责暴力。

为什么法国似乎成为了“抗议之国”？爱丁堡大学当代史教授埃米尔·沙巴在《外交政策》刊发的这篇文章中给出了一个更为真实的答案。正如作者指出，当政党软弱、工会式微、议会在“戴高乐体制”下沦为附庸，“在选票之外，抗议是法国人少数能让自己的声音被听见的方式之一”。

本文原载于《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原题为“Why Is France Perpetually Rioting?”，囿于篇幅，有所删减，供读者参考。

我开始研究当代法国是2006年就读研究生的时候。当时的法国仍未从城市暴力风潮中缓过神来。两名少年为躲避警察，躲进一座变电站，不幸身亡，骚乱由此而起。2005年年底的数周里，愤怒的年轻人抗议警察暴力、种族主义、社会不平等，以及法国社会契约中一再落空的承诺，整个国家陷入火海。

二十年过去，世界看到的法国并无二致。一场由中学生发起的抗议，升级为全国性的绝望呐喊。在这期间，夹杂着抢劫、例行公事般焚烧公共建筑，以及配备烟雾弹和催泪瓦斯的防暴警察所施加的一连串暴力。

同样不出所料的是，评论员、政客、电台名嘴与活动人士蜂拥而至的“即时高见”。人人都想从这场暴乱景观里分一杯羹。这些言论大体不出两类：或是关于“法国人”的无尽陈词滥调（视立场而定，他们要么格外富于革命精神，要么格外病态），或是彻头彻尾声称移民入侵正在摧毁法国乃至西方文明。

对我们这些大半职业生涯都在研究当代法国的人来说，这种一拥而上的评论令人疲惫。但这至少突显了我们这一研究领域的标志性问题：为什么法国似乎成为了“抗议之国”？为什么人们至今仍会关心一个早已不再是世界强国的欧洲中等国家所发生的事情？

2026年10月，抗议者在马赛与法国共和卫队军官对峙时高举法国国旗（图源：法新社）

法国为何总在“抗议”

第一个问题——抗议为什么无处不在——并不好回答，但事实确实如此。据武装冲突地点与事件数据库（ACLED）统计，近年来法国平均每天约有20场抗议。它们往往规模不大、限于一地，有时也会演变成全国性运动，有数十万人参与。

在法国，抗议是每个人都可以参与的活动，不是只有年轻的左翼活动人士才会走上街头参与游行。过去50年中一些规模最大的抗议运动都是由右翼领导的，其中最著名的当属1984年反对私立学校改革以及2013年反对同性婚姻的大规模示威。

要形成一种横跨政治光谱的抗议文化，需要两个基本要素：将反对不公的斗争政治化，以及对街头力量的信念。而这两大要素在法国都由来已久。

“对任何被视为不公之事都必须政治化——且这种政治化可以采取起义暴力的形式”这一观念，在法国有着悠久而显赫的渊源。毕竟，正是法国人首先向世界展示了由意识形态驱动的革命起义是什么样子。法国还向世界留下了“右派”与“左派”这一历久不衰的区分，这种划分已成为全球议会内和议会外政治的基本坐标。自1789年以来，法国人一次又一次地让抗议活动产生了超越其各组成部分总和的影响。

但这种不满的政治化并未凝结为稳定的制度。自1789年法国大革命以来，法国经历过多个共和国与多个专制政权。与其它西方国家相比，它的中间组织相对薄弱，既没有强大的政党，也没有强有力的工会。法国的工会入会率长期远低于欧洲其它国家。人们普遍以为法国人动辄“罢工”，实情恰恰相反：民众抗议之所以能迅速成形，正说明那些本可疏导不满的制度太过虚弱。

至少一个世纪以来，法国国家机器头重脚轻、技术官僚化。以二战后重建的宏大规划为例，它们由中央政府拟就，并无真正意义上的民众协商。而作为如今宪制安排基础的“第五共和国”（即半总统半议会制），在1958年设计之初便明确带有反民主色彩——抬高总统权威，令法国议会居于附从地位。

这一切意味着，在选票之外，抗议是法国人少数能让自己的声音被听见的方式之一。昔日斗争的记忆代代相传。年长的活动人士向年轻同伴讲述自己第一次抗议的经历，父母走上街头支持子女，教师与学生站在一起。任何一个合格的法国抗议者都明白，抗议的符号、语言与力量，能跨越数十年乃至数百年而回响不绝。

而它有时确实奏效，抗议者真能如愿，改革真会被撤回。每一届法国政府都清楚也畏惧“街头力量”那严厉、不留余地的裁决。

这也是法国政府常常先发制人、以暴力乃至血腥镇压应对的原因之一。从1871年镇压巴黎公社到今日的警察暴力，法国当局往往先开枪、后问话。它们对21世纪的降级处置策略出奇地抗拒，至今仍按19世纪关于“非理性暴民”的观念行事，从中学生到足球迷，都被视作潜在威胁。

然而，这些只会让抗议者更加坚定。有人索性诉诸暴力，与轻罪犯一道打砸公私财物；也有人站在防暴警察面前拍TikTok视频，嘲讽一个视本国公民为永久麻烦的国家。

当然，当代许多抗议运动都会经历类似的循环。就在法国抗议进行的同时，数十万印度年轻人也在发起自己的运动，抗议另一个威权国家——他们得到的回应同样强硬。

2026年10月，在阿尔巴尼亚首都地拉那，由学生领导的抗议运动发起的反政府示威活动中，防暴警察坚守阵地（图源：法新社）

世界为何仍在注视法国

那么，法国的抗议为何仍能不断攫住公众的想象？

其中一部分无疑与一种想象有关，尤其在“盎格鲁世界”（Anglosphere）：人们习惯把法国设想成一个动荡的反乌托邦。19世纪英国政治在很大程度上建立在一种“稳定”神话之上，并以之与法国的革命动荡形成正面映照，而这种对法国的刻画至今仍大有市场。晚近的例子是，保守主义大知识分子罗杰·斯克鲁顿（Roger Scruton）几乎把自己全部的政治观都归因于1968年五月他在巴黎的经历。

然而，除偏见与国族刻板印象之外，还有更深层的东西。尽管全球地位已大不如前，法国仍得以维持其在政治光谱两端作为欧洲激进政治先锋的地位。巴黎的抗议者，比如那位因一段雄辩的左翼政治颂词而迅速走红的少年埃尔万（Elwan Benoît），似乎比别处的同龄人更善于表达，而其革命符号的强度又赋予他们全球性的吸引力。

当代极左翼的抗议意象有相当一部分源自法国，这绝非巧合。全球极右翼最响亮的旗号之一“大替代理论”（Great Replacement）同样出自法国，声称一小撮自由派精英正图谋以移民替换本土人口。

虽然抗议并非法国人的专利，但在把抗议“包装”成可供公众消费的产品这件事上，法国人下的功夫比谁都多，而他们的理念也持续塑造着世界各地的政治运动。仅凭这一点，巴黎、里昂和马赛街头正在发生的一切，就值得我们仔细端详。

本文作者

Emile Chabal

爱丁堡大学当代史教授。

本文译者

周宇笛

GBA学术编译组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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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对｜周宇笛

排版｜许梓烽

初审｜覃筱靖

终审｜冯箫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