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教育史上首次：俄中学生的教科书，将收录鲁迅的文章当教材

文|九维视角 文章结合权威信源时事，为个人观点，仅供读者参考

2026年10月22日，俄新社发了一条消息，很快被国内媒体转来转去。

俄罗斯总统顾问扬波利斯卡娅对记者说，中国作家鲁迅的短篇小说《一件小事》将被收入七年级文学统一教科书，十年级和十一年级的试用版教科书也会介绍鲁迅的生平与作品，把他和托马斯·曼、海明威放在同一个外国作家板块里。

往前推三天，10月19日，圣彼得堡，中俄人文合作委员会第二十七次会议，俄罗斯副总理戈利科娃和中国国务委员谌贻琴共同主持，戈利科娃在会上正式提议相互扩大两国文学作品在各自国家教育项目中的比例。

也就是说，鲁迅进俄罗斯课本这件事，不是某个出版社的灵光一现，也不是某个学者的个人趣味，它是在一个政府间高级别机制的会议桌旁边被敲定的。

苏联解体三十多年，现代中国作家的名字第一次出现在俄罗斯国家课程标准的框架里，这个时间点本身就值得停下来多看几眼。

先看选的是哪篇，《一件小事》写于1920年，全文不到一千字。

讲的是民国六年的冬天，“我”雇黄包车赶路，车夫不小心带倒了一个横穿马路的老妇人，“我”觉得她没受伤又没人看见，催车夫快走，车夫却把人扶起来，一步步走向巡警分驻所去担责任，坐在车上的“我”反而感到一种说不清楚的羞愧。

这篇东西放在俄罗斯七年级的课堂上，从教学操作的角度看几乎挑不出毛病。

篇幅短，情节简单，人物就那么两三个，语言也不绕，七年级的孩子读得进去。

更关键的是它的主题落点：一个普通人在没人监督的时候选择做一件对的事，旁边那个自认为有文化的人反而被照出了渺小。

道德自觉、自我审视、底层人的尊严，这些东西不需要老师额外补一大堆历史背景就能讲通。

选《狂人日记》或者《阿Q正传》当然更有分量，但对一个第一次在正式课程里接触中国现代文学的俄罗斯七年级学生来说，那两篇的门槛太高了，老师备课也吃力。

俄方选《一件小事》，是在文学分量和教学可行性之间做了一个很务实的取舍，这个取舍本身说明他们不是随便拿一篇来充数，而是真的想过怎么让一篇中国小说在俄罗斯教室里落地。

不过，真正值得琢磨的不是选了哪篇，而是为什么是现在。

戈利科娃的提议发生在中俄人文合作委员会第二十七次会议上，这个委员会不是清谈馆，它直接服务于两国战略协作的大框架。

2026年到2027年被定为“中俄教育年”，2026年5月20日双方领导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出席了开幕式，再往前，2025年12月31日两国元首在新年贺电里已经把这件事宣布了。鲁迅进课本恰好落在这个时间窗口里。

与此同时，俄罗斯中小学里学中文的孩子已经超过四万七千人，全俄学中文的人数超过十万，中文从2019年起就被纳入了俄罗斯国家统一考试的外语科目。

语言学习的人数在涨，考试通道在开，但课本里的中国文学内容几乎是空的，小学阶段有一些中国民间故事和童话，严肃的现代中国文学一直缺席。

语言教学跑在前面，文学教育没有跟上，这个落差不可能长期挂着不处理。

所以鲁迅进课本不是一个孤立的动作，它是中俄教育年这个大盘子里被推出来的一步棋，象征意味很浓，操作上又足够轻，不会引发太大的争议。

但恰恰因为象征意味太浓，反而需要把这件事的分量看清楚。

一个鲁迅，一篇不到一千字的小说，改变不了俄罗斯文学课程以欧洲经典为绝对主体的基本格局。

普希金、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契诃夫仍然占据着课本的中心位置，外国文学板块里莎士比亚、歌德、海明威这些名字的体量也远远不是一篇《一件小事》能比的。

鲁迅进了七年级的统一教科书，十年级和十一年级的试用版里也出现了他的名字，但到目前为止，这更像是在一个长期封闭的房间墙上凿了一个小孔，光透进来了，房间本身没有被重新装修。

真正值得观察的指标在后面：七年级统一教科书里鲁迅占多少课时，十年级和十一年级的试用版会不会变成正式版，后续有没有第二篇、第三篇中国作品跟上来。

如果三五年之后，俄罗斯课本里的中国文学仍然只有这一篇《一件小事》，那它的意义就停留在“第一次”这三个字上，是一个有纪念价值的起点，但不是一个有实质影响的转折。

还有一个不太被拿出来说的层面：不对称。

中国学生读普希金、高尔基、契诃夫、奥斯特洛夫斯基，读了几十年，从初中到高中，俄罗斯和苏联文学在中国语文教材里的存在是结构性的，不是点缀性的。

反过来，俄罗斯学生在此之前几乎没有在正式课程里接触过任何一位中国现代作家。

这种不对称不是一天形成的，它有很深的历史惯性。

俄罗斯文学教育里欧洲中心主义的传统根深蒂固，苏联解体之后重建教育体系，重心放在本国经典上，外国文学板块基本被欧美经典占据，非西方文学长期处在边缘位置。

现在俄方主动打开一个口子，把鲁迅放进来，背景是2022年之后俄罗斯与西方关系的全面断裂，文教领域不可能完全置身事外。

让俄罗斯下一代在课本里读到中国作家，客观上是在国民教育的层面给“了解中国”留出一个制度化的位置，这个位置哪怕很小，也比完全没有要好。

但也要清醒地看到，这首先是一个战略动作，文学价值是它成立的条件之一，但不是唯一的驱动力。

鲁迅被选中，既因为他是中国现代文学绕不开的名字，也因为《一件小事》足够“安全”，不涉及复杂的政治阐释，老师不需要冒险，学生不需要被预先灌输一大堆立场。

这种“安全”是好事，它降低了落地的阻力；但它同时也划出了一个边界，说明目前俄方愿意触碰的中国文学，是道德叙事层面上的鲁迅，而不是批判锋芒层面上的鲁迅。

从更日常的角度看，这件事对两国普通人的心理影响可能比对课堂的实际影响更值得留意。

一个俄罗斯七年级学生的家长，翻开孩子的文学课本，看到鲁迅的名字和《一件小事》的俄文译文，他接收到的信号不是“中国文学有多伟大”，而是“中国文学被我们的教育系统承认了，它是孩子需要知道的东西”。

这种承认的分量，比任何一次文化展览或者作家互访都更实在，因为它进入了国民教育的基础设施。

反过来，在中国这边，这件事被报道之后引起关注，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很多人下意识地拿它和中国课本里的俄罗斯文学做对比，发现原来我们读了人家那么多，人家才刚开始读我们一篇。

这种对比本身不一定是坏事，它让人看清楚文化交流从来不是对等的，它跟着语言热度走，跟着战略需求走，跟着教材编写周期走，跟哪一方的文学更优秀没有直接关系。

鲁迅不需要一篇《一件小事》来证明自己的分量，但俄罗斯的课程体系需要这第一步来打开后面可能的路。

归根到底，这件事的主题不在鲁迅，也不在《一件小事》写得有多好，而在一个更朴素的事实上：两个大国在教育层面试图把对方的文化放进自己下一代的视野里，而文学课本是这件事最慢、最笨、也最难绕过去的通道。

课本不是新闻头条，它一年一年地印，一届一届地发，一个名字一旦进去了，就会在成千上万个教室里被反复念到。

鲁迅进了俄罗斯七年级的统一教科书，这件事的实际影响可能要到三五年后才会在课堂里显出来，也可能因为后续没有跟进而停留在象征层面。

但有一点可以确定：2026年10月，在圣彼得堡的那场会议之后，俄罗斯的中学文学课本里第一次有了一个现代中国作家的名字，而这个口子一旦打开，关回去的成本比打开它要高得多。

至于后面是继续拓宽，还是就此停住，不取决于鲁迅，取决于中俄关系接下来怎么走，也取决于俄罗斯教育系统里那些真正决定课本厚度的人，愿不愿意给“外国文学”里的非欧洲部分多留几页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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