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制内老干部子女考不上编制，父母托关系安排做劳务派遣合同工

我在区人社局档案室干了二十三年，去年秋天，亲手把我女儿塞进了我们单位对面的街道办，劳务派遣，合同一年一签。

现在我每天上班，从我们家那栋老楼下来，过一条马路，就能看见她骑个电动车，车筐里放着一个蓝色文件袋，跟另外几个劳务派遣的小孩一起进进出出。我看了心里发堵，可我不敢说。

这事得从我闺女晓雯第三次考编失败说起。

那天出成绩，我在单位食堂正打饭，手机一响，是晓雯。她没有哭，就是声音很平，平得跟念文件似的：“爸，又差了零点四分。”

我当时端着不锈钢餐盘，旁边就是我们科长，他什么也没问，只看我一眼。我点了一下头，把盘子放下，说：“知道了，晚上回家说。”

零点四分。

你说这事怪不怪，我干了二十三年档案，什么材料没见过，什么章没盖过，可这零点四分，像一根细刺，插在我们家整整三年。第一年她差了两分多，第二名她差了一分一，第三年，零点四。

那一年她二十六岁，在区里的一个什么“社区服务指导中心”做临时工，一个月三千二，没有公积金，工资卡上写着“劳务费”。她妈每次去超市，看见那种打折的散装鸡蛋都要站一会儿，回来就说：“你说咱们晓雯这工资，什么时候能攒够首付。”

我老伴在区医院做护士，今年退休。她说话比我冲，冲完又后悔。那天晚上吃饭，她把炖排骨往晓雯跟前推了推，说：“要不算了，去你李阿姨那个医药公司，跑销售，累是累点，好歹是正经单位。”

晓雯把筷子一放：“妈，你认识几个人？你连我们街道那个主任姓什么都记不住。”

我老伴脸就白了。

我赶紧打圆场：“吃点，吃点，排骨凉了。”

我为什么不接话？因为我心里早就有一个想法，这个想法在肚子里转了小半年，一直没敢拿出来。我们单位对面就是街道办，我跟他们那边的副主任老马认识十几年，逢年过节一箱苹果一箱梨，关系算不上多铁，但话能递进去，事能问明白。前年我们单位清退临时人员，我还替他们跑过两个手续，老马欠着我一顿酒。

我心里盘算的是：劳务派遣。

不是正式编制，不是“凡进必考”那个通道，是三产公司签合同，派到街道干活，五险一金按最低档交，一个月到手三千五，年底象征性发点东西。好处就一个——体面。说出去，是在街道办上班的。坏处也一个——一辈子都转不了正。

我琢磨这事，没跟任何人说。连我老伴都没说。因为我知道，一说出来，她准得问一句：“你这不是把孩子往火坑里推吗？”

可她不懂。我做档案的人，看多了。这些年我经手的调动、招录、辞退材料，一摞一摞，我太清楚一件事：现在的孩子，尤其我们这种家庭出来的孩子，最怕的不是钱少，是悬空。晓雯这三年，天天在家看书，看到半夜，屋子里的灯亮着，我起来上厕所，看见门缝里透出的光，心里就跟被人攥着似的。她一不上班，二不交朋友，三不谈对象，人越来越瘦，话越来越少。她妈一唠叨，她就把门一关，一上午不出来。

我宁可她一个月拿三千五，在街道办收发文件、登记表格、跟着搞搞文明创建，白天有事做，晚上能睡着，我也不想她再坐在那个小书桌前，一年一年，把自己考没了。

可我也知道，这事不能我说，得让她自己想通。

那年国庆节，我们家请了几个老同事来吃饭。席间有人问起晓雯，我老伴嘴快，说还在考。老同事就叹气，说现在编制太难了，他家侄子研究生毕业都回来待业。我端着酒杯，把话头往旁边一拐，说：“其实我前两天在街道看见他们招劳务派遣，有几个小孩干得也挺好。”

晓雯当时正在厨房切水果，我听见刀在砧板上停了半秒。

客人走了以后，她出来收拾桌子，忽然问我：“爸，你说的那个劳务派遣，是干什么的？”

我压着心跳，装得很随便：“就是街道的辅助岗，文件收发、材料整档、数据录入，跟你现在差不多。你要问，我明天帮你问一句。”

她没说话，把碗摞成一摞，端进厨房。我以为她不愿意。谁知道第二天早上，我还没出门，她从房间里出来，头发乱着，说：“爸，你问吧。”

我心里咯噔一下，说不出是松快还是难受。

老马那边很顺。

我中午特地绕过去，在他办公室坐了二十分钟。他先把茶泡上，问：“家里孩子？”

我说：“闺女，二十六了，考了三年。”

他说：“差多少？”

我说：“零点四。”

他叹口气，这个叹口气我听得出来，是真叹还是客气，我分得清。他这个是真心叹。然后他说：“老陈，这么跟你说，派遣这边名额也不多，得走个流程，我这边打个招呼，但话不能说得太满。孩子来了，先干着，工资不高，她自己得想明白。”

我说：“想明白了。”

他说：“你确定？我见过好几个，干半年就跑了，嫌没前途。”

我说：“先干着。总比在家耗着强。”

他说：“行，你等她简历发过来。”

我从他办公室出来，太阳很好，我站在街道办门口的台阶上，忽然想抽根烟。我戒烟七年了。那天我站了一会儿，没点，回单位把一摞待归档的材料从头翻到尾，一个字没看进去。

回家怎么跟晓雯说，我又斟酌了一晚上。她妈在旁边织毛衣，说：“你跟谁打电话呢，神神秘秘的。”我说跟同事。她说：“是不是又替晓雯张罗工作？你别瞎张罗，孩子有孩子的想法。”

我说：“她自己同意的。”

我老伴手一停，毛线掉在腿上：“她同意了？同意去打工？”

我说：“派遣。”

她说：“那不还是打工。”

我说：“好歹是街道。”

她把毛衣往沙发上一扔，说：“老陈，你这人就是好面子。你让她去街道打杂，一个月三千五，以后怎么办？对象怎么找？人家一问，你闺女在哪上班？街道。一细问，劳务派遣。你这不耽误孩子？”

我说：“那你说怎么办？在家再考三年？”

她说：“考不上就考不上，出去闯啊。你看人家楼下老周家的儿子，学的什么设计，现在在南方一个月挣一万多。”

我说：“你看周家在南方那个房租了吗？他上个月打电话回来跟他妈借钱。”

这句话一出口，我就有点后悔。我老伴不说话了，坐在那儿，过了半天才说：“我闺女又不是不能吃苦。”

我说：“她不是能不能吃苦的事。”

我没往下说。我心里那句话是：她是我们养大的，什么性子我知道。晓雯从小听话，成绩中不溜，不惹事，也没闯劲。让她一个人拎着箱子去南方，头三个月我都睡不着。这个话我不能当我老伴面说，一说就是打她的脸。

第二天晓雯把简历打印好，装在一个透明文件袋里，放在茶几上。我拿起来看，一张纸，薄得很。上面写着她那个三本学校，写着两次考编的成绩，写着在社区临时干过一年。我看了两遍，忽然觉得这张纸这么轻，轻得不像一个人二十六年的分量。

我送她过去那天是周一。

街道办在后院有个小楼，专门给派遣和临聘人员办公，他们自己叫“综合服务岗”。我去过，一张挨一张的桌子，电脑都是旧的，机箱嗡嗡响。晓雯穿了一件白衬衫，是她妈前一天晚上给她熨的。到了门口，我说我不进去了，你自己找李科长。她点点头，往里走，走了两步又回头，说：“爸，中午饭我不回家吃了。”

我说：“好。”

就这两个字，我站在后院看了她一会儿。她进楼的时候，跟一个戴眼镜的女孩子撞了一下，两人都往旁边让，晓雯还笑了一下。我一看那个笑，就知道她紧张，她紧张的时候笑得特别快。

我回单位，一上午没心思干活。中午我故意从后院那条路绕，看见她跟那几个派遣的小孩一起去食堂。她端着餐盘，站在人群里，个子不高，也不怎么说话。我心里那块石头跟石头下面垫了块布似的，踏实了一点，又不是全踏实。

头三个月，她干得挺好。

李科长见了我还夸，说晓雯做事细，交代的材料不出错。我心里高兴，但嘴上只能说“多担待”。回家她也不像以前那样蔫了，晚上有时候还念叨，说今天整理了多少份低保材料，说哪个社区的干部把表格填错了气得她想笑。她妈看她这样，态度也软下来，有一次还主动问：“你们那儿忙不忙？”

我心想，这就对了。什么编制不编制的，人先得活过来。

可好景不长，到了第二年春天，事情起了变化。

先是工资。说好三千五，七扣八扣，到手三千一。头一年年终还发了一千块钱过节费，第二年连这个也没了，说是上头有规定，派遣人员不参与单位福利。晓雯回来提了一嘴，她妈当时就炸了：“这什么单位？还有没有点规矩？”

晓雯说：“妈，本来就不该有。”

我老伴说：“那你干它干啥？”

晓雯就不说话了，低头扒饭。

再是事。街道的活越压越多，文明创建、防汛值守、各类台账、周末加班。派遣的人手不够，正式编制的又使唤不动，最后全落在他们几个小年轻身上。有一次晚上十一点，晓雯给我打电话，让我拿车钥匙，说创城要连夜搬东西。我开车过去，看见她跟另外两个派遣的小孩，在路灯底下搬那种几十斤的铁架子。她看见我，先笑，说：“爸你回去吧，我们弄完就回。”

我没回，我站在那儿帮他们扶了扶。搬架子的时候我看见她手背上一道划痕，问她，她说没事，是纸箱划的。我到家都快一点了。她妈没睡，坐在客厅，看见我回来，说：“这哪是人干的活。”

第二天我碰到老马，我就问了一句。老马也无奈，说：“老陈，你又不是不知道，正式的不能动，只能使唤他们。我也没办法，上面压下来。”

我听懂了。我这个人，一辈子在体制里待着，太听懂了。派遣这两个字，意思就是活你干，好处你靠边。我以为我懂，可事情真落到自己闺女身上的时候，那个懂字是凉的。

真正让我们家炸锅的，是那年夏天的一件事。

街道有个正式编制的名额空出来了，是事业编的一个岗位。消息一出来，后院那几个派遣的孩子都活了。晓雯晚上吃饭，第一次主动说起这事，眼睛是亮的：“爸，我们李科长说，这个岗在咱们街道内部，我符合条件，可以试一下。”

她妈筷子一放：“那不还是考？”

晓雯说：“考，但不一样，是面向我们这些在岗的。”

我说：“你报名。”

她说：“报了。”

那几个星期，她晚上又开始看书。跟以前不一样了，以前是死磕，现在是有盼头。她把她妈熨好的衬衫又翻出来，说面试那天穿。

结果出得很快。

她没进。选上的是隔壁办公室一个姑娘，也是派遣，她舅舅是区里另一个部门的。晓雯考了第二。这第二跟当年那个零点四，是一样的味道，都是差一份，都是差一口气，只是这回，她连哭都没哭。

那天晚上她早早回房，门关着。我跟她妈坐在客厅，电视开着，谁都没看。她妈说：“你看，我说什么来着，这种地儿，去就是给人做陪衬。”

我说：“你少说两句。”

她说：“少说两句？我说错了吗？派遣派遣，派进去就是给人家垫脚的。你倒好，当初还想方设法把她往里送，你是不是老糊涂了。”

这句话像根针，扎得我一晚上翻来覆去。我错了吗？我把她送进去的时候，想的是让她有事做，让她白天能够见着人。可我没算到，这个小楼，这些活，这个差一份的结果，会把她架在一个不上不下的地方。她既进不了那个门，又不想退出来。她开始谈对象都困难，介绍人一问工作，她说街道，人家说不错；再一细问，人家说哦，派遣啊。她回来跟我说，爸，那个“哦”字，真难听。

到第二年年底，我才发现一个更麻烦的事。

我们单位的刘局，他儿子也在下面一个单位做派遣。

刘局比我大两岁，退居二线了，人很和气。他儿子我见过，大学学的是机械，回来考了两年，没考上，后来进了区里的什么服务中心，也是派遣。我们俩有一次在楼梯口碰上，他问我：“你家闺女是不是也在街道那边？”我说是。他笑笑，说：“咱们这拨人，都这样。”

那个“都这样”，他说得很轻，我听着很重。

后来有一次工会活动，我们一桌吃饭，酒过三巡，刘局话就多了。他说他儿子在家难受，跟媳妇吵架，媳妇说你不是有个当局长的爹吗，局长的儿子也考不上？刘局把酒杯一放，说：“考不上就是考不上，我能替他考？考试面前，我这个爹是虚的。”

桌上有人笑，有人点头。我笑不出来。因为我想起一件事：我当初帮晓雯问派遣的时候，心里是不是有那种“我这个爹还能说得上话”的感觉？有没有？有。我不骗自己。我帮她争取名额那天，我给老马送了两盒茶叶，那两盒茶是我外甥从福建带回来的，我一直没舍得喝。送的时候我心里想的是：我这个当爹的，总算还能替闺女办点事。

这感觉挺暖的，也挺凉的。因为办成的，只是一个派遣。

转机出现在第三年开春。

事情来得很突然。我们区搞机构调整，街道这边合并了两个科室，几个派遣要被清退。晓雯也在名单上。

那天她回来得很晚，一进门就往沙发上一坐，说：“爸，我被裁了。”

我正在看报纸，手一抖。她妈从厨房出来，围裙都没解：“什么？说裁就裁？”

晓雯说：“合同到期，不续了。李科长说上头有指标，清理冗员，先清派遣。”

我老伴当场眼泪就下来了：“干了三年，说不要就不要？这不是把我们当什么了？”

晓雯反倒没哭，说：“妈，人家从第一天就说了，合同工，一年一签。”

那天晚上，我们三个吃得很少。我脑子里翻来覆去，想的倒不是她丢了工作，而是我当初那句“好歹是街道”。这句“好歹”，到了今天，连好歹都不是了。

第二天我去找老马，老马也很为难，说指标是硬指标，他保不了。他说：“老陈，这事我知道你难受，我这边也压着好几个孩子。这么着，我看看别的街道有没有空缺，我帮你问问。”

我谢了他，回家路上，心里全是空落落的。我没敢跟晓雯说她还有下文，怕万一办不成，又是一层失望。

在家晃了半个月。这半个月，晓雯倒没像第一年那样天天坐着看书，她开始上网看招聘，投了几家。有一家做建材的私企让她去面试，把她高兴了一下，回来跟她妈说了半天。面试完了，人家让她等通知，等了两个星期没有下文。她也不好意思天天问。

我老伴这时候态度变了，天天叹气，说：“当初就应该让她出去闯，非安排进什么街道，耽误三年。”

这话每天说一遍，我不接。有一天晚上她又说，我实在忍不住，回了一句：“你以为出去闯就顺当？你闺女什么情况你自己不清楚？”

她说：“我怎么不清楚？就是因为你清楚，你才把她圈在身边。老陈你是怕，你怕她走远了混不好，你觉得丢人。”

这一句把我噎住了。她说完也愣了一下，可能自己都没想到会说这么重。

那天晚上我没睡着，翻到后半夜。我承认，我老伴那句话戳到我了。我怕的到底是什么？怕孩子吃苦？怕孩子飞远了不回来了？还是怕人家问起我闺女在哪高就，我说出来不体面？我这个人，在机关待了这么多年，我这个人的毛病我自己最清楚，就是太在意“体面”这两字。当初送晓雯去街道，一半是为了她，那一半里又有一大半，是为了我自己的那点安心。

事情后来还是老马那边落下来的。

区里另一个街道，缺一个做档案的派遣，老马给我透了信，让我闺女去谈。我回家一说，我老伴冷笑：“还派遣？”

我说：“先去，压着空档。”

我老伴说：“你闺女这三年，就在这些派遣里打转，你就这么甘心？”

我没跟她吵。我找晓雯单独说了。

我说：“闺女，爸先跟你交个底。这个活，还是劳务派遣，还是不转正，你要是不愿意，爸不勉强。你要愿意，就先干着，骑驴找马。”

她坐在床边，头发用夹子夹着，沉默了一会儿，忽然问我：“爸，你当初让我去街道，是不是也觉得我考不上？”

我心里一紧。我想说不是，可话到嘴边，我改了：“爸当时觉得，你不能再在家耗着了。至于考不考得上，爸没想那么远。”

她说：“你跟我说实话，你是不是怕我出去丢你的人？”

我没想到她问得这么直。我看着她的脸，那张脸瘦了，但眼睛很平静，我忽然意识到，这三年我没白送她进那个小楼，她不一样了，她敢问我要一个实话了。

我说：“有。爸有这个毛病。但主要不是这个。”

她说：“那是什么？”

我说：“爸是怕你一个人在外头，要是撑不住，回头一看，家里没人给你兜着。爸这辈子没什么本事，兜个人，还是兜得住。”

她不说话了。过了好半天才说：“行，那就去。我先干着。”

新单位离家远了，要坐四站公交。她照样每天拎着那个蓝色文件袋，风雨无阻。

我看得出来，她还是想考。她白天上班，晚上回来还偶尔翻书，但跟以前不一样了，她不再熬夜到一点，也不再在她妈面前绷着。她跟她妈的关系反而好了点，有一次我听见她跟她妈说：“妈，你就别操心我了，我好歹有工资，你退休金留着买点好吃的。”

她妈听完，转头就哭了。

现在说回今年夏天。

我们区又考了一次，事业编，岗位里有一个跟她现在做的活对口。她又报了，这回是第四次。

出成绩那天，我正在单位整理一批老档案。手机响，是晓雯。我接了，就听见她在那头说：“爸，进面了。”

我手上一摞纸差点掉下去。我说：“多少名？”

她说：“第三。招一个，进面三个。”

我知道，第三名进面，基本是陪跑。她也知道。但她声音是笑着的。她说：“爸，我这次不紧张了。真进了就进了，没进我接着干。”

我说：“好。”

她说：“爸，那两盒茶叶，你还有吗？”

我一愣：“干什么？”

她说：“我请李科长喝了，人家一直照顾我。我想再买两盒，送不送的，我先备着。”

我拿着电话，鼻子忽然有点酸。我那个不会来事、见人就低头笑的闺女，现在跟我说“我先备着”了。

面试那天，她还是穿那件白衬衫。三年了，那件衬衫洗得有点发软，但熨得平平整整。她出门前，站在门口换鞋，她妈拿着梳子追出来：“头发，头发后面翘着呢。”晓雯说：“哎呀妈，我都要迟到了。”

我站在客厅里看她们娘俩，忽然想，假如这回还是不成，假如我闺女这辈子就在这个派遣的小楼里来来回回，我这个当爹的，认不认？我想我得认。因为那个小楼给她的，不只是三千块钱，是她从考场的独木桥上走下来，重新落回地面的那几年。这话听着像给自己找台阶，但确实是这样。

面试结果还没出来。这篇文章写下的时候，我闺女还在那个新街道里，帮人复印东西、整理台账、接投诉电话。上周她回家吃饭，说起新来的一个派遣小孩，比她还小两岁，爸妈都是外地的，考了两年考不上，托了个人进来。晓雯说：“我看那孩子，跟我头一年一模一样，眼睛都不敢看人。”

我说：“你带带人家。”

她说：“我带她干什么，我自己还是个派遣呢。”

她嘴上这么说，第二天回来跟我说，她把整理档案的注意事项打印了一页，给那小孩了。

她妈听见了，从厨房探出头来，说：“你倒会当师傅。”

晓雯说：“我这三年不是白干的。”

这句话，说得挺平常。我把那句“我这三年不是白干的”在心里咂摸了一晚上。当初我把她送进去，心里是有惭愧的，觉得是我这个当爹的，拿一个不上不下的位置，把孩子的路给圈住了。现在我想，路是她自己的，那三年，她也不是白走的。她摔过，被清退过，被那个“哦”字刺过，被那份差几分的成绩单磨过，磕磕绊绊，总算从考场的影子里，往生活这边挪了一步。

至于这一步算不算闯社会，我不敢替她说。我自己这二十三年，也算不上闯出什么名堂，从一个科员干到档案室管理员，档案柜从三组变成七组，我这个人，也是被日子一点一点推到今天的。我们这辈人里头，像我这样的，不少。帮孩子问一句劳务派遣，递两盒茶叶，看孩子进那个小楼，天天过一条马路都能见面，心里觉得踏实，又觉得不是滋味。

我有时候中午站在单位门口抽烟，虽然我只在台阶上站那么一会儿，不点火。看着对面街道后院进进出出的那几个小年轻，我就想，这日子到底算谁的。我们这些当爹妈的，能替孩子把一扇小门推开一条缝，可门里那条路，是人家的。人家走得慢，走得委屈，走得不甘心，你也不能替人家走。

前两天下班，我在楼下碰见老马。他问：“你家晓雯那个面试，有信没？”

我说：“还没。”

他说：“不管成不成，孩子现在挺稳当。”

我说：“托你的福。”

老马笑了笑，说：“老陈，你说咱们这拨人，帮孩子找这么个位置，是帮了他们，还是耽误了他们？”

我没接话，跟他站在门口，各自看着马路。晚高峰，电动车流过去一波。

过了会儿我说：“老马，我姑娘跟我说，她这三年不是白干的。”

老马点点头，说：“那就行。”

那就行。

这话是自我安慰，还是真行，我不敢下结论。我只知道，今天晚上她下班回家，还会把她那个蓝色文件袋放在鞋柜上，还会在饭桌上说她们那儿谁把表格填错了。她妈还会唠叨她找对象的事，她还会说“妈你别急”。然后她回屋，有时候看书，有时候看手机。

我们这个家，就还是这么过着。

本文为虚构故事，人物、情节和场景均为艺术创作，如有雷同纯属巧合，请勿对号入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