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宣和年间，沂州沂岭，李逵背着双目失明的母亲赶路，临时下山取水，回来时只见青石旁血迹斑斑。几只老虎已经退入林中，母亲却没了踪影。这个场面，决定了李逵打虎故事的底色：不是扬名，而是一场迟到的复仇。
李逵随后追入山林，连杀四虎。论数量，他确实超过了武松；论兵器，他手中有朴刀和腰刀，出手也极其凶狠。可《水浒传》里的名声，从来不只看谁杀得多，还要看这件事以什么方式发生，又由谁来讲述。
武松打虎发生在阳谷县景阳冈。那只吊睛白额大虫早已伤人多次，县衙张榜示警，附近百姓谈虎色变。武松饮酒上冈，明知前方危险，仍然独自迎上去，赤手空拳将猛虎打死。
这就使他的行为带上了明确的公共意义。武松不是为私人悲痛而杀虎，而是在官府无力、百姓畏惧之时，除掉了盘踞山冈的祸患。景阳冈的老虎越有名，武松的功劳便越容易被传播。
反观李逵，他走的本来就是一条危险的小路。朱贵曾提醒他，山中有虎，也有拦路的盗贼，可李逵只把这些话当成耳旁风。他把母亲放在岭上一块大青石旁，自己下山找水，偏偏就在这段空当里出了惨剧。
有人说，李逵是为了接母亲上梁山，足见孝心。话不能只看表面。宋江接宋太公，是担心父亲继续留在原籍受牵连；李逵接母亲，则有几分看见宋江父子团聚后心里不平，想让母亲也到山寨享福的意味。
李逵多年没有回家。服刑江州时，他并未急着探母，反而长期依附戴宗，在牢城中混日子。李达替他承担牵连，老母亲也因思念儿子哭坏了眼睛。这样的经历，让李逵接母亲这件事显得既有亲情，也夹杂着冲动和补偿。
母亲遇害后，李逵的反应同样复杂。他杀虎报仇，确实勇猛；但收拾遗骨却拖到第二天，先在庵中睡了一夜。原著没有把他写成周全细致的孝子，而是写成一个情绪来得猛烈、做事却常常鲁莽的人。
“是哪个害了我娘？”
“正是这山中的恶虎。”
这类对话并非重点，重点在于李逵面对的不是一只虎，而是母亲已经被吞食的事实。于是，四虎之数越大，悲剧色彩反而越重。梁山众人即便听见他的战绩，也不可能像庆贺一场胜仗那样高声叫好。
武松的故事则完全不同。景阳冈打虎之后，阳谷县有现成的官府公告、受害者和围观者，县令还以赏钱和职位予以确认。武松从一个过境的行者，变成了县里的都头，身份随之发生变化。官府的认可，使这件事获得了公开的名分。
更有意思的是，武松本人也不断重复这段经历。到了孟州，他向施恩谈及景阳冈，夸说自己三拳两脚打死大虫；后来醉打蒋门神，又把打虎旧事搬出来壮声势。宋江向孔明、孔亮介绍他时，也特意说起景阳冈打虎。
名声需要事实，也需要叙述。武松打虎有明确地点，有官府背书，有众人见证，还有武松自己反复讲述。李逵打虎却发生在偏僻山岭，见证者只是猎户；他又是逃亡中的罪犯，不敢报出真名，只说自己叫“张大胆”。
对沂水县一带的官府而言，李逵是需要捉拿的江湖凶徒，四只老虎并不能替他洗去罪名。猎户即使相信他杀虎，也未必愿意为一个通缉之人传扬姓名。至于梁山，李逵说出此事时，众人想到的首先是他母亲惨死，而不是他的刀法有多高。
还有一个不可忽略的差别：武松是徒手搏虎，李逵则依靠刀械。两人都勇猛，但在民间叙事中，徒手击杀猛兽更容易被塑造成胆识的象征；持刀连杀四虎虽然惊人，却更像一场惨烈厮杀。
所以，“打虎英雄”并不是简单的数量排名。武松打死的是一只人人知晓、官府悬赏、百姓畏惧的恶虎；李逵杀掉四虎，却是在母亲遇害之后完成复仇。一个故事留下的是除害立功，一个故事留下的是亲人惨死。
在《水浒传》的江湖传播中，武松有姓名、有现场、有奖赏，也有反复讲述；李逵只有血迹、遗骨和一个不敢使用的假名。四只老虎压过一只老虎的数量，却压不过“景阳冈打虎武松”这句话一遍遍传开的声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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