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法责任追究很严厉，法官们会害怕吗？

作者：黑马诗语

10月21日，最高人民法院举行《人民法院司法责任追究条例》新闻发布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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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例》明确规定，司法责任追究的对象，包括审判人员，法官助理、执行员、书记员、司法警察、司法技术人员等审判辅助人员，还包括对审判工作负有监督管理职责的院庭长。

《条例》明确指出，司法人员应当对其履行审判职责的行为终身负责。司法责任追究的范围，既包括在职的司法人员，也包括已退休、调离、辞职、辞退、开除的司法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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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法院司法责任追究条例》不仅对在职的司法人员追责，对辞职、辞退和开除的司法人员也要追责。一句话，凡在法院工作过的司法人员，当官的也好，当兵的也罢，只要干了坏事，就算逃到天涯海角，也要被弄回来追究该承担的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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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追责的条例看似很严厉了，可法官们，会害怕吗？

近些年来，司法判决里除了冤假错案层出不穷外，“葫芦僧判葫芦案”的丑闻也是屡见不鲜。

在全国比较典型的，引起轰动的假案冤案就有以下这些：

呼格吉勒图案：1996年，18岁的呼格吉勒图被法院认定犯强奸杀人罪并被执行死刑。2005年真凶赵志红供述该案后，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宣告其无罪。

聂树斌案：1994年发生的一桩强奸杀人案，法院认定系聂树斌所为，后聂被判处死刑并执行。事隔多年后，经最高人民法院指定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异地复查，2016年宣告其无罪。

张辉、张高平案：2003年叔侄二人因强奸杀人被判刑，经重新鉴定现场物证后排除不是两人所为。2013年，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宣告叔侄二人无罪。

念斌案：2006年发生的一桩投毒致人死亡案，念斌多次被判死刑。2014年，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以证据不足宣告其无罪。

赵作海案：1999年被法院认定杀害同村人，2010年“被害人”赵振晌返回村里后，赵作海被宣告无罪。

佘祥林案：1994年被控杀死妻子，2005年妻子张在玉返回家中后，法院才宣告其无罪。

陈满案：1992年被控杀人放火，羁押23年后，经最高人民法院指令再审，2016年被宣告无罪。

张玉环案：1993年被控杀害两名男童，羁押约27年后，2020年，江西高院以证据不足宣告其无罪。

杜培武案：1998年两名警察遇害，杜培武遭刑讯逼供后被迫认罪，后真凶落网，相关枪支也被找到，法院宣告其无罪。

刘忠林案：1990年被指控杀人，长期羁押后，2018年吉林高院宣告其无罪。

这些案件暴露的问题，主要包括轻信口供、忽视无罪证据，在物证缺失的情况下法院仍然定罪，直接“刑讯逼供”和“疑罪从有”地判决。

最惨的是呼格吉勒图案和聂树斌案，冤案翻回时，当事人已冤死在了死刑的枪口下；赵作海案和佘祥林案则属于“被害人重新出现”后，原判决再也无法自圆其说，不得不翻案。

法官为啥敢这样判决呢？我想，最大的疑问，就是法官的良知已经死了！

——只有法官良知死了，他们才会认为，普通人的命，就是在法庭上敲两下法槌的事。

为啥时下的老百姓会觉得官司难打，不仅“赢了官司输了钱”，常常还会“人财两空”？

用通俗的话来说，这都是法官“自由裁量权过大”和“装逼模样”作用造成的恶果。

“自由裁量权”过大，那自不必说了。

法官们的“装逼模样”，又是咋回事呢？

——法官用啥来装逼？当然是用法律来装逼！

我认识的一桩案件，乙忽悠甲签了一份假协议，最后乙通过这份假协议到法院告了甲，法院既然在不讲事实、不讲证据的情况下，“无中生有”地通过“三审”把甲的60万判给了乙，最后还美其名曰称——凭文字理解判决！

看了，不由让人心中一阵“咯噔”……

法院不仅是主持公平正义的国家司法机关，更是讲事实、讲证据的专门司法机构。

协议签了，正是因为双方有“不同意见”，才到法院寻求公道。

可法院倒好，仅凭一纸“假协议”上的文字，就判走了甲方60万，如此简单的判案方式，还要法院何干？

事后，法官还振振有词——签字画押的“协议”，就要负法律责任！

看看，多高大上的说辞：表面不仅维护了法律的尊严，还“自圆”了法官利用法律来“装逼”的模样。

该案奇葩的是，甲方不仅有详实的事实，还有充分的证据来证明乙方所谓的“60万”系“无中生有”，可几年过去了，甲方一直到处申冤叫屈，该案呢，却一直未得到改判。

这背后到底藏了什么秘密呢？

我想，最大的秘密是：一旦“三审”法官的“装逼面具”被撕开，丢丑的不止是法律的形象，这滥用司法裁决权造成的恶劣后果，才是法院怎么也抹不掉的一坨脏东西！

这坨脏东西一旦曝出来，会很臭很臭……

只要法院不下决心承认这坨脏东西存在，该案就很难迎来改判的机会。

今天，最高法的“追责条例”出台了，会顺势把这坨“脏东西”也追出来吗？

或许，相关法官会害怕主动站出来“自首”——毕竟，只要《条例》严格执行，臭味被曝出来，那就是迟早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