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讯！联合国安理会通报全球：去年逾2.4万名儿童在冲突中遭严重侵害，创历史新高，引发国际关注

30年救了22万孩子，数字却创了新高：伤害孩子的人，第一次换成了“该保护他们的人”

联合国安理会10月26日的通报里，有一组数字放在一起读，会让人停住。

任务设立30年，超过22万名儿童被帮助脱离武装力量和武装团体。这是一个真实存在的成绩，背后是40多份行动计划、监测机制、移交民事儿童保护机构的漫长工作。但同一份通报给出了另一面：2025年，联合国核实38558起严重侵害儿童行为，涉及24174名儿童，创下1996年该任务设立以来的最高纪录。

救出来的孩子是22万，正在被侵害的孩子是2.4万。两条曲线没有朝同一个方向走。

而这份报告里最值得停下来看的一句话，不是“最高纪录”，是“首次”。2025年首次出现政府军队对经核实的严重侵害儿童行为负有多数责任，超过了非国家武装团体。负责儿童与武装冲突问题的秘书长特别代表弗雷泽说了一句很重的话：这个任务最初设立，针对的恰恰是“按定义就在法律之外行动的非国家武装团体”；如今政府军成为主要侵害方，说明的是“对国际法尊重的更深层侵蚀”。

这句话的锋利之处在于：它不是在说侵害变多了，而是在说侵害的来源发生了位移。武装团体伤害儿童，国际社会可以谴责、可以制裁、可以推动行动计划。但当伤害儿童的主要责任落到政府军头上，落到那些“本应依法行事的行为体”头上，整个保护框架的逻辑基础就被撬动了。你无法用“打击非法武装”的框架去约束一个政府军，因为它本身就是那个框架里“合法”的一端。

爆炸性武器：70%不是自然结果，是战争搬进城市的结果

伤亡数据的方向也很明确。2025年，6266名儿童被杀害，7958名儿童致残，死亡人数较上一年激增34%。而经核实的儿童伤亡中，超过70%由爆炸性武器造成。

70%这个比例不是一直以来就这样的。拯救儿童基金会的分析显示，2020至2024年爆炸性武器在儿童伤亡中的平均占比约为59%，2025年跳到了72%。推高这个比例的核心变量，是战争越来越往城市里打。当炸弹和无人机落在学校、住宅、医院这些儿童日常所在的空间，爆炸性武器的杀伤就不再是战场上的“附带损伤”，而是直接把儿童生活的全部场景变成了杀伤区。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执行主任拉塞尔点出了后果的另一层：在人口密集区使用这类武器，不仅直接造成死伤，还会摧毁学校、医院和供水系统，“其后果可能持续至战斗结束之后”。一个孩子被炸伤，是一瞬间的事；一个孩子失去学校、失去清洁水源、失去医疗系统，是之后很多年的事。70%这个数字背后，是一整代人在物理基础设施和心理安全网同时坍塌的环境里长大。

数字技术：伤害不再需要“在场”

安理会在10月19日以15票赞成一致通过的第2832号决议，专门处理了一个新的维度：数字技术正在成为侵害儿童的新通道。决议警告武装冲突方利用数字技术招募和使用儿童，实施绑架、性暴力，并特别提到社交网络、游戏平台和信息服务被用作招募渠道。

拉塞尔在通报中还提到了另外两条线：人工智能在武器系统中用于目标识别和打击决策，以及武装无人机在冲突地区的使用增加。这三样东西放在一起，构成了一个和传统战场完全不同的侵害逻辑。传统的招募需要一个人走到孩子面前，数字招募不需要。传统的定位需要侦察兵抵近，算法和坐标不需要。 深伪视频可以伪造身份、伪造指令、伪造信任，把接触和操纵的成本压到极低，把速度和隐蔽性拉到极高。

安理会决议呼吁平台采取措施、各国履行国际法义务、保护儿童隐私和数据安全。但决议用的是“呼吁”和“敦促”。在一个连政府军都成为主要侵害方的环境里，指望平台自律和各国自愿履约来堵住数字通道，力度和现实之间的落差，不需要多说。

30年机制的真正困境：它能救出孩子，但拦不住伤害

把三组事实放在同一张桌面上，30年任务的处境就很清楚了。

它有一套被证明过有效的“事后补救”能力：22万儿童脱离武装团体，刚果建立了防止政府军招募儿童的机制，尼日利亚2000多名与民间联合特遣部队有关联的儿童正式脱离并获得重返社会支持。监测与报告机制也为追责和定向制裁提供了依据。这些不是空话。

但2025年的数据说明，这套机制在“拦截”这一端，跟不上侵害生成的速度和形态变化。侵害的主要来源从非国家行为体转向政府军，意味着问责的政治阻力更大；杀伤的主要工具是爆炸性武器在城市中的使用，意味着技术性管控的空间更窄；招募和侵害的新通道在数字空间，意味着监测机制的触角很难伸进加密通讯、游戏平台和算法推荐的黑箱里。

弗雷泽在通报中呼吁的两件事——允许联合国监测人员安全、不受阻碍地开展工作，以及提供稳定、灵活的多年期资金——都是必要的，但它们指向的是“记录”和“补救”，不是“阻止”。记录得再准确，一个已经被炸断腿的孩子不会因此多一条腿。

我的看法：责任位移比数字新高更值得警惕

“创30年新高”是一个足够刺眼的标题，但它容易被读成一个“量”的问题——侵害变多了，需要加大力度。真正需要被追问的，是“谁在侵害”和“用什么侵害”这两件事同时发生了变化。

当政府军成为多数责任的承担者，国际社会面对的不再是一群可以施压、可以谈判、可以列入黑名单的非国家武装团体，而是一批坐在主权国家席位上的行为体。安理会的决议可以一致通过，但决议的约束力恰恰在它最需要生效的地方——对政府军的实际约束——变得最不确定。当爆炸性武器把战争搬进城市，儿童伤亡的70%就不再是一个可以靠“精准打击”话术消解的统计偏差，而是一个关于战争方式本身的选择。当数字技术让招募和侵害脱离物理在场，保护机制如果还停留在营地、检查站和人工核实，它追上的永远是上一个版本的伤害。

30年帮助22万儿童脱离武装团体，这件事值得被记住。但2025年的纪录提醒的是另一件事：保护孩子的能力在进步，伤害孩子的方式也在进步，而后者在2025年跑得更快。 屏幕那头的孩子谁来守住——这个问题，安理会给了决议，但决议没有给答案。答案在那些把炸弹投向人口密集区的人手里，在那些用游戏平台接触未成年人的人手里，在那些本应依法行事却成为主要侵害方的军队手里。而这些人，恰恰是最不容易被“呼吁”触及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