堂姐早年在广州做情人，如今独自返乡带着一双儿女

堂姐早年在广州做情人，豪车豪宅傍身，还给富豪生下龙凤胎，如今她独自返乡，带着一双儿女，富豪没有一同前来

我姑姑打电话来的时候，我正蹲在阳台上给花换盆。手机夹在耳朵和肩膀中间，听见她在那头说：“你赶紧过来一趟，燕子回来了。”

她声音是压着的，像怕被隔壁听见。我问了一句“啥时候的事”，她也没答，只说“你过来，你过来就知道了”，然后挂了电话。

我到姑姑家的时候，院门半开着。门口靠墙戳着两个行李箱，一个银色的，边角磕了好几处，露出底下灰白的塑料壳；另一个是布的，拉链上系着根红绳。我进客厅的时候，两个孩子坐在沙发上，一男一女，看上去五六岁的样子，穿着同款的白色T恤，已经有点发灰了。女孩怀里抱着个塑料水壶，男孩在抠沙发扶手上的线头。

我堂姐坐在饭桌边上，正把我姑姑端给她的那碗红糖水往嘴边送。她瘦了很多，颧骨比以前明显，头发剪短了，耳朵上那对金耳环也不见了。穿了件黑裤子，膝盖那儿鼓着两个包。

我姑姑站在厨房门口，围裙还系着，两只手在围裙上蹭来蹭去。她看见我进来，嘴动了一下，没说出话。

“姑。”我叫了一声。

我姑姑眼圈一红，把头别过去了。

我堂姐这才抬起头来，冲我笑了一下。那个笑说不上来哪里不对——嘴角是翘着的，眼睛里没东西。她说：“你来了。”声音哑着，像昨晚没睡好。

我拉了把椅子坐下。那个男孩从沙发上溜下来，跑到堂姐跟前，拿脸蹭她胳膊。堂姐伸手摸了摸他后脑勺，跟我说：“叫小姨。”

男孩没叫。女孩在水壶里吐泡泡，噗噜噗噜的。

“姐夫呢？”我问。

堂姐端着碗的手停了一下，说：“没来。”

“忙啊？”

她没接这话，把碗里最后一口红糖水喝了，说：“我姑这红糖搁多了。”然后站起来，拿着碗进了厨房。我听见水龙头哗哗响，她在里头说：“姑你别忙了，有啥吃啥，不用特意做。”

我姑姑在厨房门口站着，手还蹭着围裙，回头看了我一眼。那个眼神我熟——我姑父当年厂子倒闭的时候，她就是这个眼神，天要掉下来的样子。

那顿晚饭吃得闷。姑姑炒了四个菜，有一个西红柿炒鸡蛋，鸡蛋放得比平时多。两个孩子坐在茶几那儿吃，女孩把西红柿都挑出来码在茶几边上，码了一排。男孩吃了两口就跑了，堂姐追过去，蹲下来给他系鞋带。系完了站起来，我看见她扶着膝盖，停了两三秒才直起腰。

我姑父从头到尾没说话。他端着碗扒饭，眼睛盯着电视。新闻里说广州下了暴雨，机场滞留了几万人。我姑父突然把碗往桌上一墩，说：“这天，说变就变。”

姑姑拿筷子敲了他一下：“吃饭。”

姑父没再说话，起身去阳台抽烟了。玻璃推拉门关上的时候，我听见他手机响了，他接起来说了句“在我这儿呢”，然后声音就低下去了。

堂姐像没听见一样，拿纸巾给女孩擦嘴。女孩说：“妈，我想洗澡。”堂姐说：“一会啊。”男孩跑回来，趴在她腿上问：“妈，我们住几晚？”

堂姐的手停在男孩头发上，停了好几秒。她说：“先住着。”

晚上我走的时候，姑姑把我送到院门口，终于说了实话。原来堂姐是昨天半夜到的，打了个车从高铁站过来，敲开门就站在那儿，身后跟着两个孩子，手里就那两个行李箱。

“那个男的呢？”我问。

姑姑把声音压得更低了：“说是公司出事了，走不开。我也没敢多问，你没看你姑父那张脸？一提他就摔筷子。”

“那她这次是回来住一阵，还是……”

“她自己也没说到底住多久。我问她广州的房子呢，她说卖了。再问她就说累了想睡。”

姑姑扶住院门，指甲在铁皮上刮了两下，像在抠什么看不见的东西。她说：“你说这叫什么事。当年走的时候多风光，你姑父那会儿逢人就说闺女在广州做大生意。现在倒好，一个人带俩孩子回来，男的连面都不露。”

我说：“兴许真是公司有事。”

姑姑看了我一眼，没接这话，只说：“你这两天多来两趟，帮着看看孩子。你姑父那张嘴你也知道，我怕他哪句说重了。”

第二天下午我又去了。姑姑家的厨房里炖着排骨，咕嘟咕嘟的。堂姐在院子里晾衣服，晾衣绳上挂着那两件白T恤，洗得领口都泄了。她看见我，把手里的湿衣服抖了抖，往绳子上搭。

“姑父呢？”

“钓鱼去了。”她说，“被我气的。”

她拿手背抹了一下额头，接着说：“昨天晚上他问我，广州那房子卖了多少钱。我说没多少。他说没多少是多少？我说姑父，那房子本来就不在我名下。”

“他咋说？”

“他没说啥，早上起来提溜着鱼竿就走了。走之前搁下一句，说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这些年在外头干啥。”

我堂姐说这话的时候语气很平，手上还在拧一件小孩的短裤，拧得特别干，水滴一颗一颗砸在水泥地上。我说：“姑父嘴不好，你别往心里去。”

她笑了一下，还是昨天那种笑，嘴角动了眼睛没动。她说：“我不怪他。我姑父是实在人，他这么说话，说明他是真觉得丢人了。”

下午两个孩子睡午觉，我和堂姐坐在堂屋里。她翻手机，翻着翻着，把手机扣在膝盖上，眼睛盯着院子里那棵枣树看。我问她：“姐，到底怎么回事？”

她过了好一会儿才说：“他那个人，你见过的。那年过年他开车送我回来，在村口停的车，没进来。”

我想起来了。有一年确实有这么回事，一辆黑色的大车停在村口，下来一个男的，四十来岁，没进来喝茶，站那儿打了几个电话就走了。我姑父为这事生了好几天的气，说到了门口都不进来，什么意思。

“他叫老陈。”堂姐说，“我跟他过了十几年，没领证。他说领证麻烦，以后再说。这以后就一直以后。”

“那孩子……”

“两个孩子是他的。这个他不赖。”

“那他现在什么意思？”

堂姐把手机翻过来，点了几下，递给我看。微信聊天记录，对方头像是一辆车。最近一条是三天前发的，就一行字：“你先回去待一阵，这边我处理完再说。”再往上翻，全是转账记录，一笔一笔的，最近一笔是上个月底，数字不小，但比之前几笔都少了个零。

“他让我先回来。”堂姐说，“说是公司有官司，账都冻了，让我带孩子回来住几个月，等那边处理干净再接我们回去。”

“你信吗？”

她把手机拿回去，锁了屏。过了几秒说：“以前我信。以前他说啥我都信。”

她站起来去关堂屋的门，外面起风了，枣树叶子哗啦啦响。关上门转过身来，她看着我说：“回来那天晚上我翻他朋友圈，看见他上个月给一个女的点了个赞。那女的我认识，以前在他公司做前台。”

她停了一下，拿脚尖蹭着地上的砖缝。“就一个赞，也说明不了啥。但我一晚上没睡着，翻来覆去地想，想了这些年在广州的事，想他那些朋友看我的眼神。你知道吗，他那些朋友见了我从来不喊嫂子，都喊‘陈太’。喊了十几年。以前我觉得这是尊重，后来想明白了，人家是不知道该喊什么。”

她说到这儿不说了，转身去厨房看排骨。我听见她在里面喊了一声：“姑，汤干了，加点水吧。”

那天傍晚我回家跟我妈说了这事。我妈正在择韭菜，听完把一根韭菜往盆里一扔，说：“我早就说过她那个事长不了。你姑那时候还跟我翻脸，说我是眼红。我眼红什么？我一个种菜的，眼红人家住大房子？”

她择了两根又说：“不过话说回来，你堂姐从小就比你们都有主意。她不是糊涂人。”

“那她咋就……”

“她不是糊涂，她是赌。当年广州那边来招工，她第一个报了名。走之前跟你姑说，妈你等着，我挣了钱给你盖楼。她后来确实寄钱了，盖没盖楼不知道，反正你姑那几年日子是好过了。她拿自己赌了个大的，赌赢了开头，没赌到结尾。”

我妈把韭菜往水池里一摁，水哗哗冲着菜叶，她说：“你去跟你姑说，让燕子晚上来家吃饭。带上俩孩子。你姑父那边先晾他两天。”

第三天晚上堂姐带着两个孩子来我家吃饭。我妈包了饺子，猪肉白菜的。两个孩子刚开始有点怯，我妈拿了个小碗拨了十几个饺子出来，浇了醋，往茶几上一放，说：“吃，不够锅里还有。”男孩第一个伸手抓了一个，烫得在两手之间倒来倒去。

堂姐看着孩子吃，自己没动筷子。我妈把一盘饺子推到她面前，说：“你也吃。别光顾着孩子，孩子饿一顿没事，你垮了孩子靠谁去。”

这话说得硬，堂姐抬头看了我妈一眼，拿起筷子吃了半个。

吃到一半，我妈问：“那俩孩子上学的事你想过没有？广州那边学校能转回来不？还是要借读？户口在哪？”

堂姐嚼着饺子停住了。她说：“户口落在广州了，跟他。”

“那你这次回来，他给生活费没有？”

“给了点。我手里还有。”

我妈把筷子一放，说：“燕子，我跟你说句实在话，你别嫌难听。他给你多少都是他今天高兴给多少，明天不高兴就不给了。你得自己有打算。”

堂姐低头看着碗里的饺子汤，汤面上漂着一小片葱花。她说：“姑姥，我知道。我在广州这些年也没光在家待着，我自己在美容院干过几年，攒了点。不多，但够撑一阵。”

“撑一阵之后呢？”

“之后再说。我先把俩孩子安顿好，找个学校，再找个活干。别的……”

她说到这里，外面有人敲门。我妈去开，是姑姑站在门口，手里提着个塑料袋，里面装着两件小孩外套。她说：“降温了，我怕孩子晚上凉着。”然后进门看见堂姐在吃饺子，愣了一下，说：“吃了没？”

“正吃呢姑，你坐。”

姑姑没坐，把袋子往沙发上一放，说：“你们先吃，我先回了，你姑父一个人在家。”走到门口又回头，声音低下去，“燕子，你爸那脾气你知道，你别跟他一般见识。钱的事你别急，我那里有，明天我给你拿点。”

堂姐说：“姑，不用，我真有。”

姑姑没听，拉开门走了。

我妈把门关上，回来坐下，拿筷子在桌沿上顿了顿，说：“你看你姑，一辈子就这样。心里有话从来不直说，非弯弯绕绕从孩子衣服说起。”

那天晚上我送她们回去。两个孩子一人牵着我堂姐一只手，中间的那个人走得有点拖沓，像是腿沉。走到姑姑家门口，堂姐忽然站住了，说：“你看这门，我出去那年新装的，现在漆都掉了。”

铁门上的漆确实掉了好几块，露出底下锈红的铁皮。她伸手摸了摸那块锈，说：“我走的时候这个门是红的，亮红。”

“十来年了，啥漆不掉。”

她没说话，推开门进去，打开院灯。灯是暖黄的，照在两个孩子身上，影子拉得长长的。她回头跟我说：“你回去吧，明天我自己去一趟学校问问转学的事。”

我转身走了几步，她在后面又叫住我。我回头，看见她站在门槛里面，手扶着门框。

“你说，”她问，“他是不是不会来了？”

我张了张嘴，没想好怎么答。她没等我答，自己接下去了：“我看他朋友圈昨天发了个定位，在深圳。没跟我说。”

然后她把门带上了，铁门合上的声音在夜里特别响。

我往家走，路过村口那棵大槐树的时候，手机响了。是我妈打来的，她说：“你回来路上买瓶醋，家里醋没了。”我刚要说好，她又补了一句：“燕子那个事，你别跟着瞎掺和。你姑父那个人，你越掺和，他越觉得全天下都在看他笑话。记住没有？”

我说记住了。挂了电话，我站在槐树底下，风一吹，树上掉下来几片叶子，打着旋儿落在肩膀上。我忽然想起来那一年，堂姐从广州回来过年，也是站在这棵槐树底下。

那会儿她穿一件白色的羽绒服，头发烫了卷，化着妆，从一辆黑色轿车里下来，手里提的东西多到拿不了。村口坐着闲聊的几个老太太全站起来了，眼睛跟着她走。她一路笑着打招呼，走到家门口，我姑父站在那儿放了一挂鞭炮。

那时候我姑父逢人就说：我家燕子有出息。

现在他蹲在阳台上抽烟，一天不说三句话。

我买了醋往家走，心里翻来覆去地想堂姐那句话——“他是不是不会来了”。她说这话的时候没哭，也没带着气，就跟问明天下不下雨一个口气。

可就是这种口气，让人听着心里发沉。

走到楼下，我妈又打了个电话来，说醋不用买了，她在橱柜后头翻出一瓶没开封的。我说我买都买了。她说那你拿回来腌蒜吧。

我挂上电话，看了一眼手里那瓶醋，又看了一眼手机。手机上有条新微信，是我妈发来的，就一行字：你姑刚打电话来，说你堂姐那个男的，今天晚上给她发了个微信，就五个字——“再等等，快了”。

我妈在后面跟了一句：“你说这‘快了’是啥意思？”

过了大概半个月，堂姐在镇上小学给两个孩子报了名。借读费不低，她掏钱的时候没皱眉，但我姑姑后来跟我说，她看见堂姐在银行柜台前头对着存折看了好一会儿，才递进去。

姑父的态度还是那样。吃饭的时候不说话，偶尔冒一句“今天鱼没口”，或者“这菜咸了”。堂姐接了碗去重炒，回来姑父已经吃完了。有天晚上孩子闹，小闺女把一碗南瓜粥扣在地上，我姑父把筷子往桌上一拍，说：“吃个饭都吃不安生。”声音不大，但俩孩子全僵住了。堂姐蹲下去擦地，擦完了才抬头说：“姑父，孩子小，您担待。”

姑父脸涨得红了一下，起身走了。

转天早上我过去送我妈炸的丸子，在门口碰见姑父。他正蹲在门槛上拔野草，指甲缝里全是泥。我把袋子递过去，他接了，半天说了一句：“我不是容不下孩子。我是看不得她那个样子。”

“哪个样子？”

他拿草叶子擦了擦手，说：“就那个，好像什么事都能一个人扛的样子。她越这样我越来气。你说她要是哭一场闹一场，我还好受点。小时候就这样，考试考砸了不哭，把错题抄二十遍。看着她那一摞本子我就冒火。”

这话我没法接，搁下丸子就走了。进院看见堂姐在给两个孩子梳头，一人扎一堆小辫，皮筋是她从广州带回来的，小小一包五颜六色。女孩头上扎了红的，男孩也得扎，扎了个冲天辫在头顶上，自己在水缸前面照，咯咯笑。

堂姐看见我，说：“姑姥的丸子？我姑又忙活一早上。”

我坐下来，问她转学手续办得咋样了。她说办妥了，下礼拜一就去。接下去她压低了声音：“我昨晚跟老陈吵了一架。”

“吵架？”

“我问他房子到底卖没卖，卖出去了钱呢。他说卖了，钱在朋友那边周转着，过一阵就能拿出来。我说我不信，他把电话挂了。”

她说这话的时候手在给女孩系鞋带，系了一遍松了，又重新系，鞋带在手指头上绕了两圈。

“后来他发了一段语音，你听。”她把手机掏出来递给我。

我点开，对方声音是个中年男人，带着南方口音，说：“燕子，你现在性子怎么变得这么急？我这边几十号人等着吃饭，我一天到晚电话接不完，你倒好，天天追着问钱。房子的事我还能骗你？两个孩子是我的种，我还能让他们没饭吃？你先待一阵，别给我添乱。”

话音落了，堂姐把手机拿回去。她说：“以前他这么说话，我就觉得是自己不对，不该烦他。昨天晚上我听完，翻来覆去睡不着，忽然觉着一件事——他一个字没提什么时候来接我们。他说‘先待一阵’，‘别添乱’。他也一句没问孩子上学的事。”

她说到这里声音还是平的，站起来去倒了杯水。水杯是她从广州带回来的，杯身上印着一行卡通字，写着“今天也要开心呀”。她喝了一口，用指头把杯身上的字摸了一遍。

那礼拜五，姑姑家来了个电话。是老陈打来的，打的座机，指名找姑父。姑父接起来“喂”了一声，对面说了句什么，他脸色就变了，拿着听筒半天没吭声，最后说了句“知道了”就挂了。

晚上我去的时候，姑姑正跟姑父在屋里说话，门关着。堂姐带着两个孩子在外头摘枣，拿竹竿够，枣掉地上骨碌碌滚，男孩追着跑。堂姐把够下来的枣往塑料袋里装，说：“姑父接完那个电话就不高兴了，我问姑他也不说。”

第二天我妈去问姑姑，才问出来。老陈在电话里跟姑父说：公司有笔货款打到我这边账户上了，是给两个孩子的生活费，因为公司账目冻结只能用私人账户走，钱到账以后麻烦取出来交给我老婆——他管堂姐叫“我老婆”，叫得挺顺嘴。姑父当时就问了句“那这笔钱有多少”，老陈说了一个数。姑父搁下电话半天没挪窝，那个数够他钓十年鱼。

我妈说：“你姑父那个人，一辈子老实，他没见过这么大一笔钱从电话里来。他不是想要，他是慌。”

我说：“那钱到了吗？”

“到啥到，你姑查了，没到。倒是隔天又来个电话，这回是老陈的什么助理，说那笔钱走账出了点问题，暂时先打不了，让家里先垫着。姑父问垫多少，那边说，先垫个三五万。”

我听到这儿就站起来了。我妈把我摁回去，说：“你坐下。你姑没垫，你姑多精一个人。她跟姑父说，咱不垫，他们大人的事咱们别搭钱。”

可事情没完。又过了几天，老陈亲自给我打了个电话——准确说是打到我妈手机上，说他联系不上堂姐，让我转告。我妈把手机给我，我听见那头一个中年男人，声音不高，说话很客气：“小姨是吧？我是老陈。麻烦你跟燕子说一声，手机别老关着，我这边事多，一着急找不到人。她要是闹脾气，你帮我劝劝。钱的事我心里有数，我在处理。”

我握着手机站在阳台上，想了想说：“陈哥，我姐什么时候关过机？她二十四小时开着，就盼着你打电话。你说你找不着她，你是不打，不是找不着。”

那头顿了几秒，然后笑了一声：“你这小姨，嘴挺厉害。行行行，我打，我马上打。”

挂了电话，我回头看堂姐——她其实就坐在我家客厅里，从头到尾听着。她手里剥着橘子，剥完了没吃，把橘瓣一瓣一瓣掰开摆在茶几上，摆了整整齐齐一圈。

她说：“我明白了。”

“明白什么？”

“他这是开始要钱了。先跟姑父说有钱要到，把数目亮出来，让姑父心动。然后说钱卡住了要垫钱。第一步是钩子，第二步是网。我在广州见过他跟别人做生意，都这个路子。”

她说这话的时候语气跟念菜谱差不多。我忽然想起来，那年在村口，她从车上下来，穿的白色羽绒服，手里提的东西多到拿不了。那时候她眼睛里是有光的，看什么都觉得容易。现在她坐在我家沙发上，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灰毛衣，把橘子掰成一瓣一瓣，眼睛里没光了，但脑子里的东西比那会儿清楚多了。

她掰到最后一瓣，放嘴里吃了，说：“从他开始要钱那一刻起，我就知道他那公司是真出事了。他这个人，有钱的时候跟你谈感情，没钱的时候才谈钱。”

隔了两天，我陪堂姐去镇上买孩子的文具。在文具店门口碰见一个人，四十来岁，烫着卷发，买了一把铅笔和两个田字格本。她看见我堂姐就站住了，喊了一声：“燕子？”

堂姐愣了一下：“红霞？”

这红霞是堂姐初中同学，也去过广州，在那边做家政，去年刚回来。两个人站在文具店门口聊了十来分钟，红霞问孩子多大了，问在哪儿上学，问得挺细。末了红霞说：“你那个老陈，我好像听人说过。他现在是不是在深圳那边搞什么工程？”

“说是公司有官司。”

红霞“哦”了一声，手里那捆铅笔在手指上转了一圈，说：“我去年在广州做保姆，伺候的那个老太太，儿子也是做工程的。我听他们家聊天，说深圳那边有个姓陈的，摊上大事了，好像是把别人公司钱挪了，人家在告他。也不知道是不是同一个人。”

堂姐的脸白了一下，马上又缓过来，说：“叫啥名你知道吗？”

“那倒不知道，就听他们提了一嘴姓陈，说这个人以前挺阔的，开的车是路虎。”

路虎。堂姐没说话，但她的手伸过来，把我胳膊攥了一下。她那辆车，她以前发过朋友圈的，是路虎。

红霞走了以后，我们也没进文具店。堂姐站在路边，看着街对面卖菜的大姐给人称菠菜，看了好一会儿，说：“他不是官司的事，他是挪了别人的钱。这个事，他一个字没跟我说过。”

我说：“那你要咋办？”

她把手机掏出来，翻到转账记录，一笔一笔往下划。划到最上面几笔的时候，她停住，说：“你看这些钱。他给我转钱，从来都是整数，五千一万两万的。可最近这半年，有两笔带零头，四千八，一万二千五。谁给家用给带零头的？”

“你的意思是……”

“带零头的钱，不是给家用的。是他手底下员工发工资的钱，走我的卡过了一下。以前也走过，我没在意。现在想，他那时候账就已经出问题了，拿我的卡当跳板。”

她抬起头来，看着街上人来人往，说：“姑姥说得对，他今天高兴给多少给多少，明天不高兴就不给了。我现在才明白，这钱他给过我多少，到时候人家要追，可能一笔一笔全得吐回去。”

那晚上堂姐没回姑姑家，把孩子托给我妈看着，自己打了个车去了县城。我问她去干啥，她说去找个律师问问。我说你认识律师？她说以前美容院一个客户是律所的，先问问不要钱。

她半夜才回来，脸上看不出什么，但眼睛里有点东西不一样了。她坐在我妈客厅里喝了一大杯凉白开，说：“律师说，我没跟他领证，他公司的债找不着我。但孩子是他的，他得付抚养费，这个跑不了。还有，他那房子要真是卖在我名下——当初他说放我名下方便，我不懂，签了好些字——那就麻烦了。律师说让我把所有转账记录、聊天记录全截下来存好，一条都别删。”

说完她站起来，跟我妈说：“姑姥，今晚麻烦你搂孩子睡，我回去把手机里那些东西整理出来。”

我妈把她送到门口，回来坐我旁边，说：“你堂姐这回是真清醒了。”

又过了两天，姑姑家来了个不速之客。老陈的妹妹，从广州飞过来的，四十多岁，穿得挺体面，拎着两盒点心。进门就喊“嫂子”，拉着堂姐的手掉眼泪，说：“我哥不是人，他对不起你。但你看在两个孩子面上，别跟他闹。他这阵子真难，瘦了二十斤。那笔钱你先别追，等他缓过来，一分不少给你。”

姑父在旁边听着，给她倒了杯茶，问：“你哥咋没跟你一块来？”

老陈妹妹抹着眼泪说：“他走不开，光应付官司就够他受的。他让我来跟嫂子说一声，让嫂子先别把事闹大，闹大了对孩子不好。”

堂姐一直没说话，等她哭完了，才说：“我没闹。我连个律师都没正式请，就是问了问。他要真为我跟孩子好，让他自己来说，别让旁人跑腿。你回去跟他说，我不闹，但我也不垫钱、不签字、不替他背账。孩子上学我供，他给不给随他，将来法院怎么判我怎么认。”

老陈妹妹愣了一下，眼泪收了，脸上有点挂不住。她把点心往桌上一推，站起来说：“嫂子，你这话说的，好像我哥故意坑你。你们这么多年……”

“这么多年，”堂姐把她的话截住了，声音不高，“这么多年他连个名分都没给我。你哥跟我说以后再说，说了十几年。我现在不说了，你也别说了。点心拿回去，我不吃甜的。”

老陈妹妹把点心提走了。姑父在院子里站着，全程没说话，等大门关上了才走进来，看了堂姐一眼，从兜里摸出两百块钱放桌上，说：“明天孩子上学，买点文具。”

堂姐看着那两百块钱，没动，说：“姑父，我有。”

“你有是你的。这是姑父给孩子的。”

堂姐把钱收了，折起来装进口袋里，说了声“谢谢姑父”。姑父摆摆手出门去了，走到门口回头说了一句：“你那个事，要是打官司，家里这边有，你说话。”声音含含糊糊的，说完就走了。

那天晚上堂姐在院子里站了很久。我走的时候她叫住我，从口袋里掏出一样东西，是那对金耳环。她说：“这对耳环是他头一年送我的，我藏了十几年，一直没戴。你帮我收着，哪天我要是心软了，你拿出来给我看看，我就记起来了。”

我接过来，握在手心里，挺沉。我说：“记起啥？”

她说：“记起他从没进过咱村这个门。”

她把院灯关了。黑暗里她又说了一句，声音很轻，像跟自己说话：“我十九岁出去，以为外头的门都比村里的大。这些年走了一圈，才发现他连这道铁门都没迈进来过。”

第二天一早我送孩子去学校，路过姑姑家门口，看见堂姐蹲在门槛上给男孩系鞋带。铁门上的漆又掉了一块，露出底下的铁，她拿指甲刮了两下，站起来，一手牵一个，往学校走。

走出几步，她回头看了一眼那道门，然后转过去，没再回头。

付费卡点

那年冬天来得早。十一月初就下了第一场霜，姑姑院子里的枣树叶子一夜之间全卷了边，风一吹哗哗响，像有人在摇一把旧扇子。

堂姐在镇上的美容院上了班。就是她从前一个老客户开的，店面不大，三张床，做脸做身体，也顺带修眉。老板娘姓何，四十出头，说话大嗓门，开张那天就跟我堂姐说：“你手艺在广州练的，到我这小地方屈才了，但你先干着，孩子接送方便。”堂姐说行。一个月四千二，管一顿中午饭。

两个孩子上了学，闺女在学前班，儿子在一年级。每天早晨堂姐骑一辆二手电动车，前头站一个后头坐一个，送到校门口再拐去美容院。那电动车是我姑父从修车铺淘的，车筐锈了，闸不太灵，姑父修了一下午，拿砂纸把车筐磨了，拿黑漆点了点锈，看着还像那么回事。

姑父跟堂姐的关系缓和了些。缓和的方式还是不说话，但饭桌上多摆一双筷子，看见孩子作业本上画了画，会凑过去看两眼，说一句“这狗画得还行”。男孩说那是老虎。姑父“哦”了一声，说“老虎画得也行”。

有一天我去姑姑家送东西，正碰见姑父在院子里教男孩拿竹竿打枣。男孩打偏了，一竿子敲在自己脑门上，姑父笑得烟都叼不住了，笑完了掏手绢给他揉，嘴里说“这还打枣呢，打自己挺准”。堂姐在厨房里听见了，探头出来看了一眼，缩回去接着切菜，嘴角翘着。

可到了夜里，我见过她一个人坐在院子里。孩子的衣服晾在绳上冻得硬邦邦的，她拿手去掰，掰得咔咔响。我推门进去的时候她正对着手机看，屏幕的光照在她脸上，白惨惨的。

“又发微信了？”我问。

她把手机递给我。老陈发了很长一段，大意是公司那边快摆平了，让她再等等，又说“你一个人在老家受苦了，我心里有数”。最后一句是：“等这边完了，我开车去接你和孩子，咱们好好过。”

我把手机还给她，说：“你信不信？”

她把手机翻过来扣在膝盖上，说：“他一句没提钱的事。也没说什么时候。‘快摆平了’这话他说了四个月了。”

她站起来收衣服，收完了抱在怀里，衣服冻得硬邦邦的，她拿胳膊圈着，说：“以前他说这种话，我高兴得半宿睡不着。现在我听着，就跟听天气预报说‘明天有雨’差不多——该带伞带伞，该出门出门。”

转过年来三月，何姐给堂姐涨了五百块钱，说有个做眉毛的客户专门从县城跑来找她，让她好好干。堂姐拿这五百块钱给两个孩子一人买了一双运动鞋，剩下的存着。

那阵子她手机里的钱开始出问题。有几笔微信转账，是老陈以前打给她的钱，对方发起“转账退回”，说转错了。一笔两千，一笔三千五。堂姐没点接收，晾着。隔了一天，有人加她微信，备注写“陈总公司财务”，她没通过。又过了几天，一个陌生号码打来电话，男的，说话很冲：“你是陈太？陈总挪用的那笔钱有部分走你账户了，你要是不退，我们这边要报案。”

堂姐当时正在给客人做脸，手机夹在肩膀和耳朵中间，手上还抹着按摩膏。她说：“大哥你听我说，第一我不叫陈太，我姓燕。第二那钱我没花，他打进来多少我都能查出来。第三你要报案你报，我这里有他所有转账记录，一条没删，你们来查正好。”

那头挂了。堂姐把手机放下，继续给客人按肩膀。客人问她：“燕姐，没事吧？”她说：“没事，催账的。”

晚上她把这事跟姑姑姑父说了。姑父听完把茶杯往桌上一墩，这回墩得比平时重，茶水溅出来：“欺负到门上来了！你把那些记录全打出来，姑父带你去找他。”

堂姐说：“姑父，不用去广州。我找律师问过了，律师说我这情况没事，钱是他自愿打给我的，我没参与他公司经营，没签过任何公司文件。人家真要告，告不赢我。但他们愿意告就去告他，跟我没关系。”

姑父愣了一下，说：“那你咋不早说？”

“早说您不更着急吗。”

姑父坐回去，拿起茶杯又放下，说：“燕子，你这个事……姑父以前说话不好听。你别往心里去。”

堂姐正在给孩子检查作业，头也没抬，说：“姑父，我没往心里去。您说的那些话，我在广州也听不着，可听着比广州那些好话还像人话。”

姑父没吭声，站起来去阳台抽烟，走到门口又回头说了一句：“你那车筐老响，明天我拿机油给你点点。”

四月的一个礼拜天，老陈来了。

没打招呼，开着一辆灰扑扑的车，直接停在了村口。跟十几年前一样，车没进村。他给堂姐打电话，说：“燕子，我在村口，你出来一趟，咱们说说话。”

堂姐正在院子里晒被子，把被子往绳上一搭，说：“你等着。”

她没慌。进屋换了件干净外套，把头发拢了拢，跟姑姑说：“姑，老陈来了，在村口。我去一趟。”

姑姑正剥花生，手停了，花生壳掉在地上。她说：“你一个人去？”

“我去去就回。”

“我让你姑父跟着？”

“不用。青天白日的，他又不能把我怎么样。”

我那天正好在。我说我陪你去。她看了我一眼，说：“行，你在旁边看着，别说话。”

我们到村口的时候，老陈靠在车门上抽烟。比前年瘦了一圈，脸窄了，下颌上肉松了，穿一件黑色夹克，拉链拉到脖子根。车是辆老款的帕萨特，屁股上还有一道划痕，拿补漆笔涂的，颜色对不上。

他看见堂姐，把烟扔地上踩了，说：“燕子。”又看了我一眼，“小姨也来了。”

堂姐没接话，站定了。老陈搓了搓手，说：“找个地方坐坐？”

村口小卖部门口支着两张折叠桌，塑料凳子缺了两条腿，拿砖头垫着。堂姐坐下了，我站在旁边。老陈买了三瓶水，拧开一瓶递给她，她接了没喝，放在桌上。

老陈开口先说公司的事。说了十几分钟，大意是官司输了，房子卖了还账，还差一截。他手底下的人散了，车也抵了，这辆帕萨特是跟朋友借的。说这些的时候他一直拿手蹭膝盖，声音比电话里低了很多。

堂姐听完，说：“这些我知道了。你说别的。”

老陈停了停，说：“燕子，我对不起你。”

堂姐看着他，没说话。

老陈又说：“我这次来，是想接你和孩子回去。我手上现在虽然紧了点，但路子还在，给我两年……”

“回哪儿？”堂姐问。

老陈顿了一下：“回广州。我在番禺租了个房子，小了点，先住着。”

堂姐把桌上那瓶水拿起来，拧开盖子，倒了一点在手心里，又倒回去，拧上。她说：“老陈，我跟你过了十几年。你什么时候真想接我回去，你心里有数。你今天来，公司完了，钱没了，人也没了，你想起我和孩子了。”

老陈说：“我是一时糊涂……”

堂姐把手里的水瓶往桌上一搁，声音不大：“你不是一时糊涂。你糊涂了十几年，就今天清醒了？你清醒是因为你外头没路了。你那些朋友不接你电话了吧？你想想，你那些年过年，我跟孩子坐一桌，你那些朋友喊我‘陈太’，你听见了当没听见。你现在要接我回去，你拿什么接？拿这辆借来的车？”

老陈不说话了。他低下头，拿手指头抠矿泉水瓶上的标签，抠了两下，把整张标签撕下来，揉成一团攥在手心里。

过了好一会儿，他说：“那孩子……孩子总得认我这个爸。我每个月给抚养费，你说多少。”

堂姐说：“抚养费你该给多少给多少，法院判多少我认多少。孩子认不认你，等他们长大自己说。你现在要见他们，我不拦着，但你今天这样来，我不让孩子见。”

老陈抬起头，嘴唇动了动，说：“燕子，咱俩真就……”

“真就啥？”堂姐把话接过来，“老陈，你摸着心口说，这十几年，你把我当过啥？你把我当个家里人了吗？你房子写我名，那是图方便。你孩子给我生，那是你不想结婚。你公司钱走我账，那是你怕查。你哪一样是为我着想的？你今天说对不起我，你是真觉得对不起我，还是你外头转了一圈，发现还是我这儿最省事？”

老陈的脸白一阵红一阵。他把手里的标签碎纸往桌上一拍，站起来，走了两步，又站住了。背对着我们说了一句，声音闷着：“燕子，你说得都对。我老陈这辈子，做啥都图省事。你骂吧。”

堂姐站起来，把凳子归回原位。她说：“我不骂你。我骂你这些年也没少骂，骂完了还是替你数钱。老陈，我十九岁跟了你，我那时候啥也不懂，觉得你有本事、能依靠。现在我三十四了，带着两个孩子，反倒比那时候明白。你走吧，该给的钱打到卡上。孩子的事以后再说。”

老陈转过身来，看着她。他的眼圈有点红，但没掉泪。他说：“你就不能再给我一次机会？”

堂姐说：“晚了。”

就一个字，一个词，平平的，跟说“吃了”一样。

老陈站了一会儿，拉开车门坐进去。车发动了，他摇下车窗，又说了一句：“孩子上学有困难你跟我说。”

堂姐说：“你顾好你自己吧。”

车开走了。那道划痕在太阳底下看得清清楚楚，补漆笔涂的那一条，灰不灰白不白的。

我跟堂姐往家走。走到半道上，她忽然站住了，从口袋里掏出一样东西——那对金耳环。她什么时候从我这儿拿回去的，我不知道。

她攥着耳环看了两秒，随手往路边一扔，扔进了排水沟里。

我“哎”了一声，刚要说话，她继续往前走，头也没回：“假的。镀金的。他头一年送我的，我拿到金店验过，没敢说。”

她走在我前头，步子比刚才快了些，到门口掏出钥匙，钥匙串上多了把新的——电动车钥匙，拿红绳系着，是姑姑给编的。

老陈走后的那个月，堂姐把手机里跟老陈有关的聊天记录、转账截图全部打印出来，拿个牛皮纸袋子装了，放进了床头柜里。她说：“哪天他要是来争孩子，这些都是凭据。”她又说，“不过我看他一时半会儿争不动了。”

果然，那以后老陈再没来过。每个月初，堂姐卡上会到一笔钱，数目不多，有时候两千，有时候一千五，偶尔晚几天。堂姐不催，到账了就在本子上记一笔。那个本子是孩子用剩的作业本，封面印着熊猫吃竹子，熊猫的耳朵让孩子涂成了蓝色。本子上密密麻麻记着：几月几号，多少，备注“抚养费”。

到了第二年秋天，两个孩子都升了一级。闺女在学校得了小红花，拿回来贴墙上了。堂姐换了个手机，旧的那个屏幕碎了一角，拿去修花了八十，修好了给闺女当闹钟用。

姑父的态度彻底转过来了。有回村里有人问他：“你闺女从广州回来了？”姑父说：“回来了，工作也找着了，孩子也上学了。”人家又问：“广州那边的事都处理清了？”姑父把脸一板：“处理清了，有啥处理不清的。”那语气好像从来没人知道他闺女是“做情人”回来的。

姑姑后来跟我妈说了一回实话。她说：“燕子回来头两个月，我整宿整宿睡不着。怕她想不开，怕她跟孩子受罪，怕村里人当面不说背后戳脊梁骨。现在我想明白了，她又不是偷人抢人，她这些年吃的苦比在村里种地不少。她能一个人把孩子带回来，我闺女比我强。”

我妈把这话学给我听的时候，加了一句：“你姑这个人，一辈子没学会说软和话，这回算是把心窝子话掏出来了。”

入冬以后，镇上的美容院生意淡了些。何姐说年前这俩月工资可能要打折，堂姐说没事。她晚上多接了个活，帮镇上快递点分拣包裹，晚上七点到九点，一小时十五块。她算了算，一个月多挣九百，正好够两个孩子冬天加身棉衣。

有一天下大雪，我去快递点接她。她穿着件军绿色棉袄，戴着毛线帽子，脸上冻得红扑扑的。她从一堆包裹里直起腰来，看见我就笑：“你咋来了？”

“姑让我给你送碗热汤。”我把保温桶递过去。

她坐到门口凳子上喝汤，呼出的气白蒙蒙的。旁边快递点老板娘跟她拉话：“燕姐，你以前在广州干啥的？”

“做美容。”

“广州好不好？我老想去玩。”

“好啊。吃的好，啥都有。”

“那你咋回来了？”

堂姐喝了一口汤，说：“想家。”

就俩字。老板娘“哦”了一声，转头去扫包裹了。

我在旁边听着，忽然想起她刚回来那天，姑姑打电话给我，说“燕子回来了”。那会儿所有人心里都揣着事，觉得天塌了。现在她坐在这间货堆里，喝姑姑炖的排骨汤，跟人拉家常说“想家”。天没塌，日子照过。

年根底下，我妈炸了丸子，让我给姑姑家送一盆。进门的时候，堂姐正领着俩孩子擦玻璃。男孩骑在窗台上拿湿抹布乱抹，女孩在地下递报纸，堂姐拿个刮子刮水，回头跟我说：“你来得正好，帮我把这个窗框顶上擦擦，我够不着。”

我踩着凳子擦窗框，她在底下扶着凳子腿，说：“姑姥又炸丸子了吧？我一闻就是。我姑姥炸丸子爱搁花椒面，别人家不放。”

我说你鼻子够灵的。

她说：“在广州这些年，最想的就是这口。每年过年我姑都寄，走顺丰，一个泡沫箱子装三十个，到广州还冻得硬邦邦的。老陈尝过一个，说这不就是肉丸子嘛。我说你懂啥，这是家里的味。”

她说到这里顿了一下，拿叉子把窗缝里的旧胶条勾出来，又说：“也怪，他尝不出家里的味，我也没想着走。”

我没接话。她把旧胶条扔进垃圾桶，拍了拍手，说：“擦完了，贴对子。”

门对子是姑父买的，红底金字，上联“新春大吉鸿运开”，下联“佳年顺景财源来”。姑父拿糨糊刷在门框上，堂姐站在跟前比了比高低，男孩在旁边喊着“高了高了”，最后贴歪了一指头。姑父说歪就歪吧，正了反倒不像咱家的。

贴完了对子，堂姐把那串钥匙掏出来开门。钥匙串上红绳磨得起毛了，电动车钥匙、院门钥匙、堂屋钥匙，还有一个银色的钥匙扣，是孩子在学校门口小卖部抽奖中的，一个塑料小老虎。她转了一下钥匙，铁门嘎吱开了。门上的漆这一年又掉了好几块，底下锈的面积比前年大了些，但被门框上新贴的红对子一衬，也不显得难看了。

她推开门，两个孩子嗷嗷叫着跑进去，在院子里踩雪。堂姐站在门槛上，拿钥匙的手垂下来，看着那俩孩子在雪地里蹦。

我忽然想起一件事，问她：“姐，你后悔不？”

她转过头来看着我，知道我问的是什么。她拿钥匙在手心里拍了拍，说：“后悔啥？后悔去广州？不后悔。没去广州，我这辈子就在镇上打个零工嫁个人，看着别人家姑娘从外头回来，也跟村口那些老太太一样，站那儿踮脚看。我就是气我自己，气我自己明白得太晚了。可气完了也就不气了，明白了就行。”

“那你还恨老陈吗？”

她想了想，说：“不恨了。恨一个人也累。他给了我一双孩子，孩子是我的。别的都过去了。”

她锁上铁门，招呼孩子进屋洗手。我走的时候，她追出来，从兜里掏出一把花生塞给我，说：“我姑炒的，路上吃。”

我接过来往家走。路过大槐树，树上光秃秃的，枝杈上挂着别人家晾的两条咸鱼，拿塑料袋裹着。风一吹，咸鱼在枝上晃来晃去。

我到家门口的时候手机响了一下，是堂姐发来的。就一张照片：两个孩子在院子里堆雪人，拿胡萝卜当鼻子，一个雪人头歪着，是男孩拿铁锹拍的。照片后面跟着一行字：“明天来吃火锅，我姑说家里有底料。”

我回了一个“好”。推开门，我妈正在厨房里炒菜，抽油烟机轰轰响。我喊了一声“妈”，她没听见。我又喊了一声，她探出头来：“啥事？”

“燕子说明天吃火锅，叫咱们过去。”

我妈把火关了，拿铲子在锅沿上敲了敲，说：“行。你明天带两斤羊肉过去。她那个美容院年前忙，估计没买。”

我把花生搁在茶几上，坐下来剥了一颗。外面又开始飘雪，稀稀拉拉的。堂姐发来的那张照片在手机屏幕上还亮着——雪人的鼻子歪了，男孩的帽子也歪了，女孩在雪人旁边笑，露出两颗小虎牙。

院子里的铁门，明天我再去的时候，得踩一脚才能推开。那门冬天老冻住，得使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