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奖理论，真能帮我们稳住经济吗？｜GBA编译

译者按 ·2026·10·27

202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揭晓，斯坦福大学的罗伯特·霍尔与哥伦比亚大学的迈克尔·伍德福德共享120万美元奖金。两位“新凯恩斯主义者”站上最高领奖台之际，全球央行正被AI投资热潮、疫情与战争带来的供给侧冲击、富裕国家高债务缠得焦头烂额——诺奖理论，真能帮我们稳住经济吗？

本篇译文来自《经济学人》，文章那句“新凯恩斯主义理论是一回事，政治经济学的实践则完全是另一回事”道破关键。当自然利率只能“通过其影响来认识”，当政治压力比模型参数更显眼，央行究竟靠什么做出艰难取舍？理论的地图能否带我们找到风暴中的航向，这个问题值得深思。

本文原载于《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原题为“A Nobel Prize for How to Keep Economies on Even Keel”，供读者参考。

新凯恩斯主义与经济稳定

如何稳定一个不稳定的经济体？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的追随者——凯恩斯主义者——认为政府能够调控总需求水平，从而避免重演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时期的大规模失业现象。而以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为首的货币主义者则反驳称，最佳方式是稳固货币供应量；试图提升就业水平的举措会导致物价持续上涨，正如20世纪70年代“大通胀”时期那样。

如今，大多数央行行长都会将自己归入第三个流派——即“新凯恩斯主义者”。10月12日，经济学领域的最高荣誉——诺贝尔经济学奖——被授予该学派两位领军人物。这份殊荣（以及120万美元奖金）将由两位美国人共享：斯坦福大学的罗伯特·E·霍尔（Robert Hall）与哥伦比亚大学的迈克尔·伍德福德（Michael Woodford）。霍尔先生以消费理论闻名，而伍德福德先生则擅长构建模型，探讨央行如何以利率作为维持经济稳定的主要工具。

诺贝尔奖评审委员会赞赏二人以“微观基础”重构宏观经济学，将经济结果视为个体和企业行为的产物。这在智识层面突破了过去的研究。曾经，凯恩斯主义者与货币主义者自上而下地构建他们的模型，聚焦以经济统计数据形式呈现的总量指标如何相互影响（例如货币总量如何影响通货膨胀率）。新凯恩斯主义者则尝试从个体决策出发，自下而上地重构模型。这一转向源于199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卢卡斯（Robert Lucas）提出的观点：任何未基于经济体深层特征构建的模型，均难以为政策制定者提供有效指引。

对霍尔而言，这意味着探究消费者如何进行消费。在他的模型中，消费者对其未来收入抱有预期：他们是否会获得加薪？一笔意外之财是否仅是一时侥幸？由于他们既关注当下也顾及未来，因此会进行“消费平滑”，并对其所感知的生命周期消费能力的变化作出反应。若长期追踪一个人的消费行为，其模式将类似于醉汉归家时东倒西歪、四处乱撞——为应对不可预见的突发状况而随机偏转——却始终大致朝着一个方向蹒跚而行。

在纽约市时代广场，一名行人经过美国银行分行（图源：Getty Images）

伍德福德曾将目光投向20世纪初的瑞典经济学家克努特·维克塞尔（ Knut Wicksell），他将自己的理论称为“新维克塞尔主义”（neo-Wicksellian），而非“新凯恩斯主义”。维克塞尔从“纯粹信贷经济”模型出发，认为所有货币均由银行根据贷款决策创造。若利率低于投资的“自然”利率，企业将持续借贷，进而引发通胀性的繁荣；若利率高于自然利率，则会导致通缩周期。相较于传统凯恩斯主义者主张的微调经济或货币供应量，维克塞尔认为中央银行更应致力于使利率趋近于自然利率。自然利率并不取决于银行的决策，而是由技术进步及储户等待其投资获得回报的意愿等因素所决定。

伍德福德先生的著作《利息与价格》已成为众多现代央行行长的圣经。该书运用“价格粘性”（即企业不会频繁调整向消费者收取的费用）与“不完全竞争”（这一机制允许价格粘性存在）等概念，构建了一个经济模型。该书于2003年问世时，没有遇上一场经济大萧条或是大通胀，而是恰逢“大缓和”阶段的幸福魔咒——这一时期以低通胀、稳定增长及经济波动性降低为显著特征。

从理论到实践，局面仍旧扑朔迷离

然而，繁荣之下暗藏隐患。自然利率可能在短期内发生变动。对一项新技术的投资的激增可能会提升对资本的需求（正如人工智能领域正在发生的情况），进而要求设定更高的中性利率。而这一中性利率却无法被直接观测到。美联储前主席杰罗姆·鲍威尔（Jerome Powell）曾打趣道，央行行长们只能“通过中性利率的影响来认识它”。此外，各种模型未将金融行业纳入考量，亦未考虑利率对投资者高风险投资容忍度的影响。“大缓和”时期最终在2008年的金融危机中走向终结。

霍尔提出的消费模型同样存在缺陷。理性的前瞻性消费者应该仅在获悉关于其终身收入的意外消息时，才调整其消费模式，并妥善保存意外之财（如新冠疫情刺激支票），以免这些收益被未来突发的支出所抵消。然而现实中，人们往往对意外之财反应过度，而对持续性的经济变化反应不足。此外，偶发的“冲击”事件实际上可能蕴含有用信息。例如，一次性的奖励（如诺贝尔奖）或许预示着未来将获得很多报酬丰厚的演讲机会。即便对于获奖经济学家而言，从嘈杂的经济背景噪音中提取真实的信号也可能是困难的。

2026年10月12日，202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在斯德哥尔摩的瑞典皇家科学院揭晓（图源：法新社）

步履蹒跚，航向不改

诺贝尔奖颁布之时，伍德福德先生的框架正面临新的理论压力。新维克塞尔主义为中央银行提供的建议是：预先阐明其在经济繁荣或衰退时将采取的行动。如此一来，市场便可实时预判利率走势——且中央银行对其“反应函数”（反应函数是博弈论和微观经济学中的最优反应关系，表示在给定对手策略下，参与者为最大化自身收益所选择的最佳策略）展示得越充分，市场预判的准确性就越高。然而，美联储新任主席凯文·沃什（Kevin Warsh）担忧，这种做法会导致一种“镜厅效应”：市场观察央行，央行又观察市场。他认为，关于利率如何变动仍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这反而是有益的。

此外，还存在新的经济现实。各国央行行长正应对来自疫情、俄乌战争以及如今伊朗局势的供给侧冲击。富裕国家的高债务负担，使得利率可能被用于管控借贷成本而非应对通胀的潜在风险日益凸显。利率制定者如今不得不作出一系列艰难的抉择：为了维持经济稳定，究竟愿意容忍多高的通胀、多高的失业？新凯恩斯主义理论是一回事，而政治经济学的实践则完全是另一回事。

本文作者

The Economist

英国伦敦经济学人集团出版的经济类周刊。

本文译者

罗行健

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研究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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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对｜覃筱靖

排版｜詹蕴第

审核｜冯箫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