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老两口把房卖了去广西定居，去了没几个月哭了：这哪是养老

香港老两口把房卖了去广西定居，去了没几个月哭了：这哪是养老

我叫陈德昌，今年六十八，在香港开了三十五年巴士。我老婆叫周丽珍，比我小两岁，以前在铜锣湾的百货公司卖化妆品。我俩攒了一辈子钱，就攒下荃湾一套三百来尺的老房子。

前年我退休，拿了八十来万强积金，加上银行定期四十万，看着不少。可一算账，心里凉半截——那套老房子管理费一个月一千二，水电煤一千多，两个人吃饭再怎么省也得三四千。我老婆膝盖不好，看次私家医生就干掉我两千。儿子在加拿大，一年打不了两个电话，更别说指望他往家寄钱了。

有天我老婆刷手机，刷到一条视频，一个香港老太太在广西巴马的山清水秀里打太极，配文写着“卖了香港劏房，巴马买楼养老，每月花费两千蚊有找”。我老婆眼睛亮了，把手机怼到我鼻尖上：“老陈，你看人家！”

我嘴上说网上的东西信不过，夜里翻来覆去睡不着，还是偷偷把那个视频看了七八遍。

转天我老婆又拉我去听了个讲座，就在旺角一栋写字楼的会议室里，一个穿西装的后生仔对着满屋子老头老太太放PPT，说巴马是世界长寿之乡，负氧离子比香港高一百倍，水是弱碱性的，菜是没打过农药的。最要命的是那句：“在香港买个厕所的钱，在巴马买一层楼。”会议室里四十多个老人，当场交定金的我看就有七八个。

我老婆拽着我袖子，手直哆嗦：“老陈，咱那房子卖了能换四百万，在巴马花一百五十万买套大房子，剩下两百多万吃利息，这辈子不用愁了。”

我心想也是，香港这地方，再待下去就是给业主和医生打工。去年三月，我们把荃湾的房子挂出去，四百万成交。签完合同那天晚上，我老婆抱着我哭了一场，说心里空落落的。我说哭啥，好日子在后头呢。

去年五月，我们带着六个蛇皮袋的行李，坐高铁到了巴马。中介小刘开着一辆五菱宏光来接我们，一路指着窗外说：“陈叔你看，那山多漂亮！那水多清！”我老婆扒着车窗往外看，一个劲儿说好好好。

房子是县城边上一个叫“长寿山庄”的小区，电梯楼，一百二十平，三房两厅，阳台望出去全是山。我老婆当天就把香港带来的床单被罩铺上了，在阳台上拍了张照片发朋友圈，配文“新生活开始啦”。底下几十个点赞的，她翻来覆去看了半宿。

头一个月确实舒坦。菜市场的青菜两块钱一把，猪肉十二块一斤，我们俩一天伙食费五十块吃得满嘴油。楼下阿婆卖的土鸡蛋八毛一个，我老婆说比香港便宜一倍不止。每天早上五点半她就拉着我去爬山，跟着一帮东北来的老头老太太打八段锦。那帮东北人管巴马叫“候鸟村”，说每年秋冬来住半年，开春就回哈尔滨。

我老婆跟他们打得火热，回来还跟我学：“人家李姐说了，巴马的水含硒，抗癌的。王哥说了，他高血压来这儿半年，药都停了。”我一听就皱眉：“药不能乱停。”我老婆白我一眼：“你就是见不得我好。”

转折出现在第三个月。

先是潮。巴马这地方，早上起来被子上能拧出水，衣柜里的衣服全长毛。我从香港带来的那双皮鞋，半个月没穿，拿出来发现鞋底霉穿了。我老婆的膝盖本来就有风湿，一遇潮气疼得下不了楼，整天坐在沙发上揉腿，嘴里嘶嘶抽凉气。

然后是吃。我老婆是典型的广东胃，要吃清淡的蒸鱼、煲汤。可巴马街上的饭馆全是辣的，螺蛳粉、酸笋炒肉、辣椒酿，连炒个青菜都放指天椒。我老婆吃了三天就上火，嘴角起泡，大便干结，天天灌凉茶。有回在菜市场看见有卖鲈鱼的，她高兴坏了，买回来清蒸。结果一入口就吐了——那鱼是当地山塘养的，泥腥味重得呛鼻子，跟香港街市卖的游水海鲜完全是两码事。

最要命的是看病。我老婆膝盖疼得实在受不了，我陪她去县医院。挂号排队排了四十分钟，看病的医生是个刚毕业的小年轻，拿听诊器听了听，说可能是滑膜炎，开了两盒止痛膏就打发了。我要拍个核磁共振，医生说机器要预约到下周。我老婆当时就急了：“在香港我第二天就能拍！”医生头都不抬：“阿姨，这是巴马，不是香港。”

回来的路上我老婆一瘸一拐，我扶着她，两个人在公交站等车等了二十分钟。我老婆突然说：“老陈，我想回香港了。”我没吭声。回香港？房子都卖了，回去住哪？

真正让我俩崩了的是第四个月的事。那天我老婆在楼下跟李姐聊天，李姐神神秘秘地说：“你们香港来的，有钱，别露富。前街老周家，上个月被人入屋偷了，损失三万多。”我老婆回来脸色就不对了，把金镯子金项链全摘了塞进我裤腰带里，让我贴身藏着。晚上睡觉把门窗锁了三道，又把椅子顶在门后头。我半夜起来上厕所，踢到椅子摔了一跤，膝盖磕青一大块。

第二天我下楼买早餐，卖粉的阿婆看我拄着腿，问我咋了。我说摔了一跤。阿婆往粉里多舀了勺肉沫，叹了口气：“你们香港人啊，来了一拨又一拨，十个里头有八个待不住。上个月对面楼那个上海老太太，半夜犯心脏病，救护车四十分钟才到，差点没救回来。她儿子第二天就从上海飞过来把人接走了。”

我端着那碗粉，站在街边，手有点抖。

回去跟我老婆一商量，她也傻了。走？房子刚买半年，挂出去一百二十万都没人问。不走？这儿看病不方便，吃又吃不惯，潮得浑身是病。我老婆抹着眼泪说：“在香港虽然住得小，可楼下就是诊所，走五分钟有茶餐厅，半夜饿了叫外卖都有人送。这儿呢？晚上八点街上就没人了，想喝碗粥都得自己煮。”

上个月我儿子从加拿大打了个视频电话来，我老婆接的，说着说着就哭了：“儿啊，妈后悔了，这哪是养老，这是流放啊。”我儿子在那头沉默了半晌，说：“妈，要不你们把巴马房子租出去，回香港租个劏房先住着？”我老婆把电话挂了，坐在阳台上愣愣地看山，看了整整一下午。

我算了笔账。房子卖四百万，买巴马这套花一百五十万，装修家电花了二十万，这几个月花销杂七杂八又干掉七八万。剩下两百来万，在香港租个像样的两房单位，一个月一万五，加上吃喝拉撒看病，撑死顶个七八年。七八年以后呢？我俩都七十五六了，拿什么活？

昨晚我跟我老婆说：“要不咱把巴马房子低价卖了，回香港租个公屋旁边的老唐楼，一个月七八千的那种，省着点花。”我老婆没说话，翻了个身，后背一抽一抽的。我知道她在哭。

今天早上我去楼下扔垃圾，碰见隔壁单元那个广州来的老黄。他在这住了三年了，把广州的房子都卖了。我问他咋待得住的。他蹲在花坛边上抽烟，慢悠悠地说：“待不住能咋办？回去连房子都没有了。我跟你讲，这地方养老，适合两种人：一种是有钱人，在哪儿都能请保姆看私立医院；一种是农村出身的老头老太太，本来就在乡下过了一辈子。你我这种——香港楼里住惯了的城市老人，手里又没几个钱——来这儿就是遭罪。”

我听完没说话，上楼跟我老婆说：“收拾东西吧，下个月回香港。房子贱卖就贱卖，总比把老命搭在这儿强。”

我老婆腾地坐起来，眼睛红着，嘴角却翘了：“真的？”

我说真的。

她立马下床翻箱倒柜找回乡证。我看着她那个劲头，心里又酸又想笑。折腾一大圈，四百万变两百万，大房子变劏房，图啥呢？

后来我想明白了——图个教训。这世上最坑人的三个字，就是“想当然”。想当然以为山清水秀就能养老，想当然以为物价便宜就能活得好，想当然以为离开香港就能舒坦。其实老了老了，最金贵的不是大房子和便宜菜，是楼下那间开了三十年的诊所里有个认识你病历的医生，是街口那家茶餐厅伙计知道你喝奶茶要少甜，是半夜心口疼了打个电话十分钟就能到医院。

这些，巴马给不了我，谁也替不了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