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军总参谋长的一通电话，让内塔尼亚胡防不胜防

来源：滚动播报

（来源：直新闻）

10月25日前后，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做了一件以色列军方高层极少在大选期间公开去做的事：他绕过总理内塔尼亚胡，直接把电话打给了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电话的内容并不复杂：如果以色列在议会选举前对伊朗动武，德黑兰很可能向以色列发射大量导弹作为回应，其规模足以让投票无法按期举行。

表面上，这通电话的接收方是华盛顿，但实际真正的“收件人”，是耶路撒冷总理办公室里的内塔尼亚胡。因为没过多久，以色列第12频道就播出了那条震动以政坛的报道：内塔尼亚胡与扎米尔之间的分歧在过去24小时内“彻底激化”，两人之间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对抗”。此时，距离以色列议会选举投票日只剩两天。

2026年6月，内塔尼亚胡、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和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右）出席在以色列南部举行的以色列国防军军官课程毕业典礼。​

扎米尔是谁？

扎米尔不是内塔尼亚胡的敌人。至少曾经不是。

1966年出生的扎米尔，走的是典型的职业军人路径。他长期在以色列国防军装甲部队服役，曾任第7装甲旅旅长、第36师师长，后升任负责加沙与埃及边境方向的南部军区司令，在多次加沙行动中积累了丰富实战经验。

2012年至2015年，扎米尔担任内塔尼亚胡的军事秘书，是总理身边最贴近军事决策圈的几个人之一，以色列媒体曾形容两人关系“密切”。2025年初，内塔尼亚胡亲自推动内阁确认扎米尔出任以军总参谋长，在就职仪式上给他定下的核心任务是“绝对胜利”。

换句话说，扎米尔是内塔尼亚胡一手提携、长期信任的军中人物。正因如此，10月最后一周的这场对抗才具有超出普通军政摩擦的政治重量：它不是外来挑战者对总理的制衡，而是一个“自己人”在选举前夜选择不配合。

2015年9月，内塔尼亚胡与其即将卸任的军事秘书扎米尔在耶路撒冷总理府会面。​

为何是扎米尔？

扎米尔拒绝的，是一项“未公开内容”的军事行动指令。以色列第12频道的报道称，他要求内塔尼亚胡提供带有签字的正式文件，确认行动具备合法授权，并要求在此之前进行深入讨论。

这一细节至关重要。扎米尔没有简单地以“军事上不可行”来挡回命令，而是把问题拖入了法律与程序轨道：你要打，可以，但先把政治领导层的签字和责任白纸黑字摆出来。在以军历史上，总参谋长以程序理由要求总理为一项紧急军事行动提供书面授权，本身就是一种极为罕见的抵抗姿态。

一名以军消息人士说，这“涉及一项可能在敏感而戏剧性的时刻引发与伊朗冲突的行动，制造误判”。另一名高级安全消息人士的评论则更直白：“历史不会忘记扎米尔近几天所扮演的角色。”

2026年3月，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在以色列特拉维夫与扎米尔（右）等人举行安全形势评估会议。​

内塔尼亚胡的回应是典型的“否认加反击”。他在以色列第14频道的采访中说“我们之间没有发生争执……这一切都是无稽之谈”，总理办公室将相关报道斥为“彻头彻尾的假新闻”，国防部长卡茨也出面否认存在任何选前打击伊朗的计划。

但否认本身暴露了问题的性质。以色列第12频道为自己辩护称，其报道是在以色列军方审查制度框架内播出的，这意味着军方至少在程序上没有否定报道所描述的基本事实轮廓。

更关键的是，以色列第12、13频道披露，扎米尔是安全部门负责人中唯一反对选前动武的人——辛贝特局长齐尼和摩萨德局长戈夫曼都支持立即行动。这不是军方整体与总理的对抗，而是总理在最核心的军事执行者那里，遇到了一个拒绝让国家暴力机器服从选举逻辑的人。

焦虑之下的“战争助选”逻辑

从以色列议会选举的最新出口民调来看，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统计显示，执政联盟获得52个席位，反对派阵营获得50个席位。而以色列第13频道电视台的统计则显示两者所获席位持平。虽然两大阵营都未能获得组建政府所需的61个席位，不过反对派阵在此前还出现过领先的情况。

对内塔尼亚胡而言，真正的危险并不止于民调席位落后，更在于选举之后可能迎来的政治与法律清算。一旦反对派成功组阁，针对2023年10月7日安全失误的问责调查，以及长期悬而未决的腐败案件，都可能以他在任期间难以想象的速度迅速推进。

​2026年10月27日，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耶路撒冷一个投票站投票。图源：新华社

正是在这种处境下，选前制造一场与伊朗相关的军事危机，便呈现出一种扭曲的“理性”：外部冲突有可能推迟或打乱选举节奏，将公众注意力从内政问责转向“战时团结”，同时重新把出他最擅长的“安全强人”形象推到选民面前。

事实上，内塔尼亚胡在最后几天的竞选活动中已经把这张牌用到了极限。他发布了一张AI生成的特拉维夫上空核爆炸图像，警告选民如果投票给除他以外的任何人，以色列将面临“第二次大屠杀”。他攻击对手埃森科特“对伊朗软弱”，把自己塑造成唯一有能力“完成对伊朗事业”的领导人。与此同时，有报道称他私下向特朗普施压，要求后者在“真实社交”平台上再次公开背书。

这套“核恐惧、伊朗威胁、美国总统背书”的组合，构成了一条清晰的选举逻辑链：把选票焦虑转化为安全焦虑，再把安全焦虑兑换为对“战时总理”的留存。

2026年10月28日，内塔尼亚胡在利库德集团选举总部发表讲话称，“伊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虚弱，以色列则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强大”。以色列和美国正面临“历史性机遇”，可“彻底消除伊朗的威胁”。​

以色列或陷“组阁僵局”？

再回到文章开头的那通电话，它同时触动了华盛顿的两根敏感神经。其一是军事升级的风险：美国自身正处在中期选举前一周，特朗普不希望中东在此时出现一场不可控的冲突，推高燃油价格、打乱选民情绪。

第二是政治节奏的错位：特朗普愿意在言辞上为内塔尼亚胡背书，也愿意把伊朗议题作为双方共同的政治语言，但他不愿意让以色列的选举时间表绑架美国的军事决策时间表。扎米尔的信息之所以有效，不是因为它说服了特朗普“热爱和平”，而是因为它让特朗普看到了一个具体的、可量化的风险：这场仗可能不会按内塔尼亚胡承诺的剧本走。

贴在耶路撒冷一辆公交车上的竞选海报。海报上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并肩而立，写着“我们有机会赢得胜利”。​

反观以色列国内，执政联盟和反对派的对立已经到了白热化的程度，而执政联盟内部，几乎没有出现为扎米尔辩护的声音，军政之间的信任正遭受实质性冲击。不过，如果把时间尺度拉长，以色列的选举制度仍能为这场对抗提供结构性缓冲。

也就是说，正如当前民调所反映的“双方都赢不了”的格局，10月27日的投票很可能产生的结果不是内塔尼亚胡的彻底落败，也不是他的强势回归，而是一个组阁僵局。

而在以色列政治的操作逻辑中，组阁僵局并不自动等于现任总理的终结。内塔尼亚胡可以以看守总理身份继续执政，继续掌控外交与安全决策的日常机器，继续在时间的延展中等待反对派阵营内部出现裂痕、等待新的安全事件重塑民意、等待那个他过去近20年反复利用过的政治周期，重新回到有利于他的相位。

扎米尔的抵制阻止了内塔尼亚胡在投票前企图制造的一场外部危机，但它无法消除产生这种危机的政治土壤：借“安全危机”重塑民意的冲动仍在，下一次“敏感时刻”就不会太远。

作者丨郭永佶

编辑丨郑志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