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崇德七年，也就是1642年，盛京皇宫内，皇太极面对一份关于汉军整编的奏疏，处理的并不只是旗号和人数，更是三位汉人藩王与清廷之间的权力边界。
这三人，就是孔有德、耿仲明和尚可喜。清廷后来称他们为“三顺王”。他们带来的部众数量可观，尤其擅长火器与攻城，对后金转变为清朝后的军事扩张，起过相当关键的作用。
有意思的是，三人的军队起初并没有直接塞进八旗。孔有德、耿仲明所部称为“天佑军”，尚可喜所部称为“天助军”。旗帜也与满洲八旗、蒙古八旗以及普通汉军不同，明显保留着独立系统的痕迹。
要弄清其中缘由，得先看八旗汉军是怎样出现的。
努尔哈赤时期，辽东汉人有的被俘，有的主动归附。他们大多被编入满洲旗分，身份并不平等，既要承担生产劳作，也要随军作战。天命后期，部分汉人对这种处境极为不满，逃亡、反抗时有发生，已经影响到后金统治辽东的稳定。
皇太极继位后，局面发生变化。明军将领和地方武装不断来降，汉人数量增加，火器、铳炮和攻城技术也随之进入后金军队。皇太极很快意识到，汉人不能只作为附属人口管理，必须按照军事组织重新编制。
天聪六年，即1632年，皇太极下令从汉人中抽丁编兵。当时征集1580户，组成一旗汉军，由佟养性统领。佟养性当年七月去世后，部队改由马光远统率。这支军队使用黑色旗帜，被视为八旗汉军的起点。
两年之后，汉军由一旗扩为两旗，石廷柱和马光远分别担任固山额真。到了崇德二年，即1637年，清廷又把两旗分为四旗，并设置牛录额真、甲喇章京、梅勒章京等官职，组织形式逐渐与满洲八旗接近。
松锦大战结束后，大批明军投降，四旗汉军很快显得不够使用。崇德七年，清廷将汉军扩编为八旗汉军，人员、旗色、官职都进一步固定下来。此时的汉军，不再是临时拼合的降兵，而成为清军体系中的正式组成部分。
但三顺王的部队情况不同。
孔有德、耿仲明和尚可喜并非普通降将。他们各自拥有完整的军队、部将和指挥网络，归附时还带来了相当数量的火器部队。更重要的是，他们以成建制力量投向后金，而不是带着少数亲兵入旗。
皇太极若把这些人马立即拆散，分给满洲贝勒统领，三王未必愿意；若让他们完全按照普通汉军编制重新登记，又等于削弱了三人的实际影响力。对一个刚刚吸纳降将的政权来说，这种处理稍有不慎，就可能引发新的离心。
因此，清廷采取了折中的办法。三王的部队暂时保持原有建制，由三王继续统率，不直接归入满洲旗，也不与早期汉军混为一体。孔、耿部称“天佑军”，尚可喜部称“天助军”，正是这种特殊地位的外在表现。
当时有人曾这样概括：“名在旗内，兵仍自统。”这句话虽是后人概括，却准确点出了问题核心：三王的政治身份可以纳入清朝秩序，军队却不能立刻按照普通旗兵处理。
到了八旗汉军扩编之际，孔有德上奏，请求将三王部众归入汉军八旗。皇太极同意了这一请求，名义上把孔有德归入汉军正红旗，耿仲明归入汉军镶蓝旗，尚可喜归入汉军正黄旗。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三王的军队已经被彻底拆散。三人的王爵高于一般旗官，若让他们在本旗中听命于固山额真，实际指挥关系必然混乱。皇太极于是保留了一个特殊安排：三王在名义上隶属汉军旗，所属部队却仍由本人掌握，遇到重要战事，再直接听从皇帝调遣。
这里体现出皇太极的统治手腕。蒙古八旗和汉军八旗的建立，确实扩大了清廷的军事基础，也牵制了满洲诸王的势力。但八旗制度的核心仍掌握在满洲贵族手中，皇太极不会轻易让任何一支外来军队坐大。
三顺王所部若完全并入汉军，既可能形成新的强藩，也可能改变满洲、蒙古、汉军之间的力量比例。名义归旗、实际独立，恰好在利用与防范之间取得平衡。
所以，孔、耿、尚三王的军队并不是简单的八旗军，也不能等同于后来地方上的绿营。他们经历了从独立成军到名义入旗的转变，保留了相当程度的直属性。所谓“在汉军旗下”，更多是政治归属；所谓“由三王统领”，才是当时真正的军事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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