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34年6月，江西宜丰、奉新交界的山路上，湘鄂赣苏区的红军队伍突然陷入重围。敌军三个师从几面压来，枪声持续了一整天。突围之后，队伍由数千人锐减到一个营左右，湘鄂赣红军最艰苦的三年，就从这场惨败拉开了序幕。
这支部队后来被称为红十六师。它的特殊之处，不只是战斗顽强，更在于与中央失去联系后，仍在湘鄂赣边区独立坚持，既没有被打散，也没有向敌军妥协。
那时，湘鄂赣苏区北靠长江，地处湖南、湖北、江西交界，既能牵制敌军，也容易遭到多路夹击。1934年初，小源失守，苏区失去重要依托。到了6月，省委机关和红军主力转移途中遭遇围攻，电台被毁，部队与上级的联系随之中断。
突围过程中，师长高咏生负伤被俘，曾设法脱身，后来在修水桃树港一带牺牲，年仅26岁。红军干部损失严重，许多熟悉情况的骨干倒在山路和河谷之间。对一支地方部队来说，这几乎是灭顶之灾。
但湘鄂赣并非一块陌生土地。秋收起义和平江起义后，当地群众与红军建立了深厚联系。傅秋涛、陈寿昌、徐彦刚等人没有把希望寄托在保存完整的建制上，而是带着干部深入村庄，寻找失散人员，发动青年补充队伍。
山里缺枪，便想办法缴获；缺粮，就依靠群众分散接济。队伍一边躲避搜山，一边恢复组织。到1934年11月，红十六师重新编成三个团，兵力恢复到五千多人，并在湖北通山附近主动出击，打掉敌军两个营。
然而，恢复并不意味着转危为安。陈寿昌在一次前线指挥中中弹牺牲，部队刚刚聚拢起来，又失去重要领导。1935年，国民党军改变打法，不再只靠大规模追击，而是在山口、村镇修筑碉堡，试图用密集封锁切断红军与群众之间的联系。
6月，徐彦刚率两个主力团向鄂东南方向突围。部队抵达湖北通城麦市一带时，前有阻击，后有追兵，只能趁夜渡过修水。河面上的枪声、照明火光和急流混在一起，许多战士倒在水中。渡河成功者不足以弥补损失，部队再次元气大伤。
徐彦刚带着残部转入赣北山区，后来在永修一带养伤时遇害。此前牺牲的，还有湘鄂赣军区司令员严图阁，以及红十六师参谋长魏平、郭子明等干部。政治部主任林瑞笙、黎申庚也相继战死，能够承担指挥、侦察和筹粮工作的人越来越少。
有意思的是，敌军战报多次声称已经肃清红军，可山外的宣告传不了多久，集镇上又会出现红军传单，深夜山谷里也会响起零星枪声。那不是大部队作战，而是被拆分成小股的游击队，依靠熟悉地形和群众掩护，在夹缝中寻找机会。
1937年初，内部矛盾进一步暴露。师长方步舟主张集中力量突围，傅秋涛则认为敌情严密，必须继续分散游击。双方争执后，方步舟被撤去职务。不久，他带着妻子、警卫等人下山投降，红军隐蔽地点、行动规律和人员关系随即被敌军掌握。
随后接任师长的冯育云也发生动摇。接连的变故，使队伍陷入极端困难。傅秋涛把干部和骨干召集到湖北通山徐家洞，面对人心浮动的局面，他没有回避处境，只说了一句：“队伍可以缩小，党组织不能散。”
钟期光则逐个找干部谈话，了解伤病、粮食和思想上的困难。部队重新整编为若干游击小组，行动更加隐蔽，指挥更加灵活。正是这次收缩，使红十六师没有在敌军的连续围堵中彻底消失。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南方红军游击队迎来转折。1937年秋，中央派出的联络人员进入湘鄂赣山区，传达改编为新四军的安排。1938年1月，平江县嘉义镇，九百多名坚持下来的游击队员集中整编，随后开赴抗日前线。
傅秋涛任新四军第一支队副司令员兼第一团团长，钟期光任团政治处主任。多年山林苦战，使这批干部形成了极强的组织和群众工作能力。1955年实行军衔制时，傅秋涛、钟期光均被授予上将军衔。
至于方步舟，他后来在国民党军中没有得到重用，解放战争后期率部起义。经过审查，组织结合其后来的表现作出安排，让他在南京民政系统担任副科长。一个曾经的红军师长，最终落到这样的职务，正好映照出那段历史中忠诚、动摇与选择所造成的巨大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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