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86年春节，武汉一处住所内，韩先楚拄着拐杖走进秘书姚科贵的房间。老人没有先谈病情，而是问起姚科贵的父母、妻子和孩子，随后轻轻叹了一声：“你跟着我这么多年，我把你耽误了。”
姚科贵赶紧劝道：“首长，您别这样说。”这句话听来普通，却让他心里很不是滋味。二十年来，他既是秘书，也是参谋和工作助手，许多关键时刻都陪在韩先楚身边。
姚科贵第一次见到韩先楚，是1966年军区党委常委会。那时的韩先楚已经是军队和地方都十分熟悉的领导干部。姚科贵注意到，他衣着整洁，神情严肃，讲话不拖泥带水，尤其是那双目光深沉的眼睛，给人很强的压迫感。
不久后，姚科贵被调到韩先楚身边工作。那一年，他还没有想到，这份秘书工作一做就是二十年，更没有想到，自己的生活节奏会从此完全围绕首长的工作展开。
韩先楚到福建任职后，工作重点并不只在会议和文件上。他常说，情况不能只靠汇报掌握，干部要到基层去看。于是，姚科贵经常在深夜整理材料，刚躺下不久，门外便传来敲门声。
“走，下面还有几个地方要去。”
有时天还没亮，韩先楚已经准备出发。两个月里，姚科贵跟着他跑了二十多个县市，白天听汇报、看现场，晚上继续研究材料。一天工作十多个小时，对他们来说并不稀奇。
秘书工作看似只是传递文件、安排日程，实际却要同时掌握政策、军务和地方情况。韩先楚讲话简短，要求却很具体。材料中的数据从哪里来，基层反映是否真实，哪些问题需要马上处理，他常常一一追问。
姚科贵因此很少有完整的休息时间。父亲去世时，他未能及时陪伴；妻子生产时，他也仍在工作岗位上。平日里，家人很难见到他，一年之中，真正能够安稳团聚的日子并不多。
这并不是韩先楚有意忽视下属的家庭，而是当时的工作节奏太紧。更重要的是，姚科贵自己也清楚，秘书必须随时在岗。首长临时改变行程，身边工作人员就得立刻跟上，不能因为个人安排影响整体工作。
有意思的是，韩先楚越是对工作要求严格，越能记住身边人的难处。他不常把关心挂在嘴边，却会留意秘书家中发生了什么。到了晚年，这种性格表现得更加明显。
1985年，韩先楚被查出肝癌，经过批准前往武汉治疗。年底，姚科贵回北京处理事务，很快接到韩先楚的电话，要求他到武汉一起过春节。姚科贵明白，这或许是两人共同度过的最后一个春节。
病中的韩先楚开始反复考虑姚科贵的工作安排。他先后向余秋里等领导提起，希望组织为姚科贵另行分配岗位，不能因为自己年老患病，让这位秘书继续被牵扯。他还表示，日后整理个人经历时，如果有需要，可以再请姚科贵回来协助。
这番安排，实际上是在替姚科贵考虑退路。秘书长期跟随一位领导，容易形成固定工作关系；一旦领导离开岗位，秘书下一步去向往往也会受到影响。韩先楚不愿让姚科贵因为陪伴自己多年而错过个人发展的机会。
春节后，韩先楚返回北京，并出席了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闭幕大会。此后，他住进三〇一医院，姚科贵继续陪在病床旁，处理文件，也照料日常事务。
病重期间，韩先楚常念叨起过去的战友和亲友，有时还专门询问姚科贵家人的情况。中秋节那天，姚科贵正在处理工作，韩先楚让儿子取来月饼和水果，嘱咐他带回家与家人一起过节。
姚科贵接过东西时，眼眶一下红了。二十年里，他牺牲了大量陪伴家人的时间；而到了韩先楚生命的尾声，首长仍记得补偿这份亏欠。那盒月饼并不贵重，却是一个老领导留给秘书的体谅。
1986年国庆节刚过，韩先楚因病逝世，享年七十三岁。首长去世后，姚科贵并没有离开军队工作的主线，很快被任命为装甲兵指挥学院政治部主任，享受副军级待遇。
1988年，姚科贵被授予少将军衔。1992年，他调任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担任政委、党委书记，享受正军级待遇。1996年，姚科贵离休。
离休后，他没有把那二十年只当作个人经历保存下来，而是整理长期接触到的工作细节和生活片段，写成文字。书中既有韩先楚在重大工作中的一面，也记录了这位老将对秘书、家人和老战友所表现出的朴实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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