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预算案新账本：青年工资差未缩小，毕业生还款门槛冻结

一份刚公布的预算案，财政大臣在议会里说要给年轻人“踩一脚刹车”，转头却给养老金领取者单独开了一个免税的口子。更蹊跷的是，将近一百万个16到24岁的年轻人，既不在上学，也不在工作，也不在找工作。

一边对年轻人“强硬”，一边给另一群人免税，这笔账到底是怎么算的？工党在竞选时白纸黑字承诺要取消年轻人的“歧视性工资”，为什么刚上台就开始往后退？

工党2024年的竞选宣言写得很清楚：要把21岁以下年轻人拿的“国家最低工资”，提高到和21岁以上一样的“国家生活工资”水平，理由是这些年龄分段本身就是“歧视性”的。

但预算案拿出来的是另一套方案。21岁以上的生活工资从每小时12.71英镑涨到大约13.20英镑，涨幅3.9%；18到21岁的最低工资从10.85英镑涨到大约11.27英镑，涨幅同样是3.9%。

两边都在涨，但差距一点没有缩小。过去两年，工党政府实际上给年轻人涨得更快，是在逐步填平这个坑。这一次，填坑的动作停了。

商业大臣乔纳森·雷诺兹在BBC被追问时，没有否认报道，只说“均等化的宣言承诺仍然适用”，但要“考虑劳动力市场的相对强弱”。翻译过来就是：怕给年轻人涨得太快，连现在的工作都保不住。

这个担心不是完全没有来由。2025年底，英国16到24岁既不工作、不上学、也不接受培训的“NEET”人数大约95.7万，占这个年龄段的12.8%，相当于每八个年轻人里就有一个。决议基金会的研究进一步指出，其中六成从来就没有过带薪工作。

问题在于，拦着工资不涨，并不会自动变出工作来。如果企业本来就不愿意招没有经验的年轻人，把他们的工资压得再低，也不会突然多出一批岗位。

真正被这条政策改变的，是那些已经在工作、正在靠工资交房租、还学生贷款的年轻人，他们口袋里的钱实实在在地少了一截。

比最低工资更隐蔽的，是学生贷款。英国“第二类”学生贷款的还款规则是：年收入超过还款门槛以后，超出部分要拿出9%用来还贷。这个门槛原本跟着通胀走，但从2027年4月起，它要被冻结在29,385英镑，整整三年。

冻结门槛的效果，和冻结所得税起征点一模一样：名义工资涨了，门槛不动，越来越多的收入被拉进还款区间。

理财专家马丁·刘易斯直接用了“不道德”这个词，理由很具体——18岁签贷款合同的时候，没有人告诉这些学生，条款可以在事后被单方面改得更差。商业贷款不允许这样做，学生贷款却可以。

更值得算的一笔账是边际税率。一个年收入在三万到五万英镑之间的第二类贷款毕业生，同时要交20%的所得税、8%的国民保险，再加上9%的学生贷款还款，每多赚一英镑，边际扣除率大约是37%。

如果读了研究生、还有研究生贷款，这个比例会更高。刘易斯本人提到过，部分毕业生的边际税率在某些收入段可以冲到77%。

而冻结门槛省下来的钱，并没有变成一个看得见的公共服务改善。它被装进了财政空间，用来“避免更广泛的增税”。换句话说，财政纪律的成本被集中放在了一小群刚从学校出来、收入还在爬坡的人身上。

同一份预算里，养老金领取者得到的待遇是另一个方向：只靠国家养老金生活的人，不用交所得税。理由是财政拖累加上“三重锁定”，已经把基本国家养老金推过了免税线。财政拖累在年轻人身上是“没办法的事”，在养老金领取者身上就变成了“需要修正的问题”。

如果只看“对年轻人收紧”这一面，很容易以为政府在全面省钱。但预算案的另一面，钱花得并不少。

国防开支的目标是从目前占GDP的2.3%提高到2027/28年的2.5%，长期再往3.5%走。政府给出的理由是“国防红利”——更多的军舰、潜艇和军工合同会带来就业和增长。

但英国皇家联合军种研究院的评估很直接：国防开支是政府支出里对经济增长最不有效的形式之一。兰德公司对美国的对比研究显示，国防开支每投入一美元产生的GDP大约在0.60到1.20美元之间，而民用基础设施至少是1.50美元。

同一份分析还指出，把技术劳动力和工业产能集中到一个低增长的部门，本身就会拖累其他更有生产力的投资。

另一项由过渡安全项目做出的估算显示，国防投资计划中有一部分是通过约68亿英镑的削减来融资的，净就业效果可能是损失超过10,000个岗位；如果削减扩大到约20亿英镑，损失可能超过15,000个。

这不意味着国防开支“不应该花”。它意味着，当财政空间有限的时候，花在A上的每一英镑，都是从B上拿走的。而这份预算案选择的B，恰好是年轻人的工资底线、毕业生的还款门槛，以及那些本来可以用在住房、社会护理或绿色基础设施上的投资。

预算案公布后，英国媒体上最响亮的“受害者”声音，来自两类人。一位48岁的牙医告诉《每日电讯报》，他本来打算靠出租房产的收入逐步减少临床工作，但房产收入税要从2027年4月起再升2个百分点，基本税率档的房产收入税率达到24%，高税率档44%，额外税率档49%。他说政府在“惩罚做出明智决定的人”。

公开记录显示，这位牙医在诺丁汉和德比之间拥有一套五居室的合租房，在林肯郡斯坦福德还有一套两居室出租房。他所说的“明智决定”，是用临床工作的收入购入更多房产，再用租金收入替代临床工作。

另一位是上过《学徒》的馅饼商人。他在电视上说，最低工资上涨和雇主国民保险增加让他每周要多掏大约4,000英镑，自己不得不减薪2%，“我的喘息空间在哪里”。他的社交媒体上展示的是六套房产。

这两段诉苦之所以能占据版面，不是因为它们代表了大多数小企业主或房东的处境，而是因为它们完美地展示了一种政治选择：当财政需要收紧时，被优先保护的是资产持有者的收益率，被优先要求“忍耐”的是靠工资生活的人。

年轻人不是没有组织。工党在宣言里承诺的均等化最低工资，被多家媒体和绿党指责为正在被搁置。但搁置的方式很讲究——不是宣布取消，而是“暂停进程”“考虑劳动力市场压力”。这样一来，政府既不用正式承认违背承诺，又可以把实际效果做出来。

把这件事说成“老人对年轻人”是最省事的叙事，但它解释不了为什么养老金免税和房产收入税率调整会出现在同一份预算里。

真正发生的事情更具体：当财政空间被国防开支、税收冻结的政治承诺和避免广泛增税的红线同时挤压时，政府需要一个“政治上不还手”的群体来承担成本。

刚毕业的年轻人、21岁以下的最低工资劳动者、还没有形成稳定投票习惯的租客，恰好符合这个条件。他们已经在投票上偏向工党，短期内不会因为一条还款门槛就转投别处；他们没有游说团队，没有行业协会，也没有全国性的报纸专栏。

财政研究所的研究早就指出，英国年轻一代的中等收入已经停滞了将近二十年，住房成本吃掉了越来越多可支配收入。在这个背景下，冻结学生贷款门槛、暂停最低工资均等化，不是一个孤立的技术决定，而是在一条已经向年轻人倾斜的负担曲线上，再压上一块石头。

预算责任办公室对生活水平的预测也好不到哪里去：本十年剩余时间里，实际可支配收入的增长预计极为有限。对于正在还贷款、付租金、试图存首付的年轻人来说，“喘一口气”的承诺和工资单上的数字之间，隔着不止一道门槛。

真正的选择从来不是“要不要对年轻人好一点”，而是当钱不够的时候，先动谁的奶酪。这份预算案给出的答案，已经写在了税率表、还款门槛和NEET数字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