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尼资源本土诉求升温，中资企业迎大考

随着全球地缘与经济形势恶化，资源民族主义兴起，部分资源国出台非常规产业政策，我国应构建企业止损、国家管控评估、多维兜底反制的立体化风险应对体系。

文 | 吴明

镍被誉为新能源时代的“白色石油”，是三元锂电池正极材料不可或缺的核心原料。而三元锂电池曾是早期纯电动汽车动力电池的主流技术路线。

印尼镍矿资源储量全球占比约44%，位居世界首位；红土镍冶炼产量全球占比约67%。该国镍产品90%以上销往中国。镍资源高度集中于印尼等国家，也进一步凸显了其作为电动化关键战略金属的地位。

但镍并非动力电池领域不可替代的资源。当前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存在两条技术成熟、成本优势明显的主流路线：三元锂路线下，电池镍含量越高，能量密度越高，整车续航能力越强；与之形成替代的磷酸铁锂（LFP）路线，主要原材料为锂、铁、磷，不使用镍。

储能电池是新型电力系统的重要支撑。储能领域锂电池中95%以上采用磷酸铁锂技术，三元锂电池占比不足5%。

近年来，地缘政治冲突频发，大国博弈持续加剧，关键矿产资源成为大国争夺的焦点，资源民族主义明显升温，印尼逐步将矿产资源及大宗商品出口管理提升至国家经济安全与产业战略高度。

作为全球重要的煤炭、镍、锡、铝土矿及棕榈油出口国，印尼长期依赖资源出口获取财政收入，但面临资源附加值偏低、初级原材料过度出口、外汇收益外流以及国际市场议价能力不足等问题。

印尼的战略地位

在此背景下，印尼政府自前总统佐科执政以来，持续推进资源下游化（“Hilirisasi”）国家战略，通过限制原矿出口、强制境内冶炼加工、收紧出口监管及强化外汇留存等措施，试图将资源禀赋优势转化为本国产业与财政收益优势。

2020年，印尼正式实施镍原矿全面出口禁令，境内开采镍矿全部要求本土冶炼，从出口初级矿石改为出口镍铁等中间冶炼产品。该政策落地后，大量外资涌入印尼镍全产业链，其中以中资企业投资规模最为突出，推动印尼快速成长为全球不锈钢、动力电池关键原材料核心生产基地。

此后印尼逐步将同类监管逻辑拓展至铝土矿、铜精矿、锡矿、煤炭等多个战略资源领域，综合运用出口许可、国内市场义务、出口税费、强制加工、外汇结汇管控等工具，持续加大国家层面对资源出口的管控力度。

从产量来看，2020年印尼镍矿产量77万吨，全球占比约31.5%；2025年产量提升至260万吨，全球占比达到66.7%。印尼镍供给约占全球三分之二，本土近四分之三冶炼产能由中资企业投资建设。

值得关注的是，印尼镍资源以低品位红土镍矿为主，西方发达国家尚未形成成熟的红土镍矿规模化冶炼能力。我国镍冶炼企业经过长期自主研发与工程实践，打通全流程工艺，掌握红土镍矿冶炼核心工艺与成套装备，成为全球范围内该领域重要的技术供给方。中资企业在印尼不仅布局矿山资源，而且同步配套投资码头、电厂、冶炼工厂，助力印尼搭建起镍产业从开采、冶炼到加工的完整产业体系。

2026年6月，印尼总统普拉博沃政府出台的《自然资源商品出口管理条例》正式生效，设立国有出口专营平台PT Danantara Sumberdaya Indonesia（DSI，达南塔拉资源公司），作为战略资源出口治理的重要载体，计划由该平台统筹棕榈油、煤炭、铁合金等大宗资源商品出口业务，并拟于2027 年1月1日前建立全新出口审批、交易及外汇结算机制。

面对市场与行业主体的集中反馈，印尼政府明确政策尚处于过渡实施阶段，现行出口机制原则上延续运行至2026年底，相关后续制度安排将于当年9月进行进一步评估研判。

从政策导向可以看出，印尼政府意在依托出口管制、外汇管控等手段，谋求提升本国在全球镍产业链的话语权与定价影响力。但印尼政府镍矿产业政策的频繁调整，使已深度布局印尼镍产业链的中资企业经营面临巨大不确定性，多数陷入亏损、进退两难的困境，面临重大损失，扭亏无望。

系统性风险急剧上升

鉴于印尼产业政策、舆论导向的剧烈转变，其政治、社会、营商环境等风险急剧上升，在印尼投资镍产业的中资企业面临的系统性风险如下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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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风险大幅上升、营商环境急剧恶化

2026年7月12日，印尼总统普拉博沃在全国官方庆典活动中公开抛出外资“抢劫论”，宣称外来投资者假借经商名义长期掠夺印尼资源、攫取巨额利润。他宣称外资暴富加剧了印尼资源外流和本土民众贫困。过去22年印尼大宗商品出口总额4360亿美元中，约3430 亿美元利润流向海外，他将本国经济发展滞后片面归咎于外资投资经营。

尽管他未具体点名相关国家与企业，但被全球媒体普遍解读为针对深耕印尼镍产业的中资企业。他的这一表态彻底恶化了中资企业的社会环境，将深耕印尼镍产业多年的中资企业刻意塑造为全社会的对立面。

近期，印尼新版资源专营条例落地，将进出口企业的战略矿产出口、结算、定价权限全部收归国有，外资企业自主经营权被大幅压缩，营商环境从开放包容转向封闭保守，中资企业系统性风险全面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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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风险加剧

印尼矿产资源政策频繁调整导致其产业政策稳定性与可预期性持续弱化。自2020年出台镍原矿全面出口禁令开启资源下游化改革后，印尼逐步将严苛监管规则拓展至铝土矿、铜精矿、锡矿、煤炭等战略资源领域。

其2026年新版《自然资源商品出口管理条例》及《2026年第24号政府条例》相继落地，通过设立国有专营平台（所有战略自然资源商品出口，必须经由国有专营企业——达南塔拉公司统一操作）、重构出口审批与外汇结算机制、提高产业加工门槛等方式，全面重塑当地矿产产业规则。

同时，新政设置模糊过渡期。2026 年底前延续旧机制、2026年9月开展后续政策评估，政策落地节奏、执行标准存在极大不确定性，彻底打乱企业长期投资回报模型与生产经营规划，冲击中资企业存量项目与增量布局。据悉，印尼镍产业链的多数中资企业已暂停扩大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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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自主经营权完全丧失，

经营风险不可控

经过二十余年深耕布局，以青山控股、华友钴业、格林美为代表的中国龙头企业，在印尼镍产业链累计投资超140亿美元，完成工业园区、港口、电厂、路网等全套基础设施建设，助力印尼彻底摆脱单一原材料出口困境，建成涵盖矿山开采、冶炼加工、电池材料制备的完整镍产业链。

数据显示，印尼镍下游制品出口额从早年48亿美元飙升至297亿美元，直接带动本土32万个就业岗位，是印尼镍产业规模化、高端化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

在印尼镍产业形成典型的“印尼资源、中国技术、中国产能、中国基建”格局之后，印尼政府笃定中资企业落地的厂房、设备、基建均为不可逆沉没成本，无法迁移撤离，因此持续重构产业规则，依托国有达南塔拉公司（DSI）垄断资源出口渠道、剥离中资企业贸易与技术话语权，全方位挤压企业利润空间。

导致深度布局上下游的中资企业陷入“重资产绑定、弱话语权经营”的被动局面，大量项目持续亏损，企业进退两难，合法经营权遭受实质性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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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精准打压中资企业

为彻底掌控镍资源定价权、提升财政收益、摆脱对华产业链依赖，印尼政府出台一系列针对性限制性政策，从产能、成本、资金、市场四大维度精准打压中资企业，同时主动引入美、印、日、韩等外部势力制衡中国，大幅加剧我国关键矿产供应链安全风险。

一是大幅压缩开采配额。将全国镍矿开采配额由3.79亿吨下调至2.6亿吨，中资聚集的韦达尔核心矿区配额削减70%，而印尼全年镍矿石需求约3.5亿吨，形成9000万吨供需缺口，直接扰乱中资企业常态化生产节奏。

二是强制更改计价规则。新增伴生矿计价条款，低品位镍矿单吨采购成本从17.33美元飙升至40.13美元，导致中资湿法冶炼企业普遍开工即亏损，百亿元级固定资产投资面临无法收回的风险。

三是大幅收紧外汇管控。要求矿产出口外汇全额存入印尼国有银行，冻结周期长达12个月，全额占用企业经营性流动资金，直接引发企业资金链承压、周转困难。

四是引入外部势力制衡中资。2026年2月美印尼贸易协议专门增设关键矿产条款，扶持美企入局、限制中资产能；2026年7月印尼与印度达成多项资源合作协议，联合投资3.5亿美元建设不锈钢项目，同时积极拉拢日韩企业落地并给予政策倾斜，全方位弱化我国在印尼镍产业链的主导地位。

此类“招商引资、落地收割”的营商乱象，是部分法治体系不完善、短期逐利导向明显的发展中国家的共性问题。国内部分欠发达地区也曾出现类似“招商引资、关门打狗”的乱象。

放眼全球，关键矿产领域国别政策风险极具普遍性，刚果（金）即为典型案例。作为全球最大钴生产国、第二大铜生产国，刚果（金）长期政局动荡、政策波动频繁。其2025年先后实施钴出口禁令、出口配额制，持续收紧资源管控。

我国是全球最大钴消费国，本土资源极度匮乏，高度依赖刚果（金）进口，洛阳钼业、紫金矿业、华友钴业、盛屯矿业等龙头企业已在此深度布局，建成完整采矿、选矿、冶炼体系。受刚果（金）政策调控、全球供需错配影响，2026年8 月6日国际铜价已逼近14396.5 美元/吨。2025年全球钴需求量达21.4万吨，同比增长4.4%，有效供应量仅12万吨，供需缺口持续扩大。

目前，印尼和刚果（金）等关键矿产资源国通过产能与出口管控干预资源定价，恶化了所在国中资企业的社会环境，加重了企业的经营风险，使其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进一步加剧我国新能源关键矿产供应链的外部不确定性风险。对这种关键矿产资源国“招商引资、落地收割”的民族资源主义趋势，必须认真面对并采取有效措施加以防范。

应对策略

从国家层面来看，资源富集国谋求产业链升级、提升资源附加值具备合理的发展逻辑。印尼、刚果（金）等发展中资源大国，长期依赖初级矿产品出口，财政收入单一、民众福利提升缓慢。其延长本土产业链、提升资源收益转化率的诉求有一定的合理性和必然性。

从海外中资企业角度来看，深耕海外市场的中资企业始终坚守合法、合规经营底线，主动适应东道国产业政策、法律法规与市场规则，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带动当地就业与经济发展，助力资源国产业持续升级。

当前，地缘冲突频发，大国竞争加剧，通货膨胀在全球蔓延，多国财政危机加重，资源民族主义大幅上升。印尼、刚果（金）等国家产业政策的调整，已超出正常产业升级与规则优化范畴。面对东道国系统性、针对性的政策突变，仅依靠企业自身的风险调研、合规调整、被动适配，已无法有效抵御国别系统性风险，难以保障自身海外存量资产与合法投资权益。

因此，需跳出企业单一自救的局限，构建企业止损自保、国家评估管控、多维反制兜底的立体化应对体系，全方位防范海外关键矿产投资风险，保障中资合法权益，遏制同类风险继续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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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时止损，守住核心技术、工艺和设备

面对民族资源主义上升的局面，中资企业需摒弃被动适配、消极观望的传统思路，及时灵活调整海外经营布局。对于受政策打压严重、持续亏损、扭亏无望、核心权益无保障的海外投资项目，坚决实施及时止损、有序退出的策略。优先将核心生产设备、关键工艺产线、核心技术装备快速迁回国内，规避被无偿收割风险。

同时，建议国家配套出台专项扶持政策，指定国有航运企业提供无偿运输服务，并按比例补偿企业设备搬迁、资产减值、停工停产产生的经济损失，降低企业止损成本。

坚持“核心技术、核心设备安全布局”原则，将高端冶炼工艺和核心生产装备优先布局于政治稳定、营商规范、契约精神良好的国家与地区，从源头规避资源国单边掠夺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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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风险评估，建立高风险国别管控机制

由国家相关部委牵头，组建专项评估工作组，赴印尼开展镍等关键矿产领域中资项目实地调研和全面评估，系统梳理中资企业存量投资项目规模、资产现状、亏损情况、权益受损程度，精准量化各类政策风险与经济损失。

同时，全面评估美印日韩等外资入局替代中资产能、技术、市场的可行性与时间表，精准预判全球镍产业链格局演变趋势。

基于上述评估结果，建立海外投资风险分级名录，将印尼等漠视法治精神、违背契约精神、营商环境恶劣、针对性损害中资权益的矿产资源国，纳入重点高风险投资国别名录。严格管控对此类高风险国家的投资布局，全面禁止关键矿产领域核心技术、核心设备、高端产能对高风险国家的投资，从顶层设计上阻断风险增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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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理、有据、有节系统性反制

针对部分深度依赖中国技术、产能、市场，却单方面出台歧视性政策、实质性损害海外中资企业合法权益的资源型国家，需摒弃单一忍让思维，实施多维度、强有力的精准反制举措。统筹外交、经济、贸易、金融等多重手段，建立常态化海外投资权益保障反制机制。

通过外交表态、产业合作限制、贸易管控、关税调节、金融合规核查等多种方式，对单边违约、掠夺式政策行为形成强力震慑，倒逼资源国尊重外资企业合法权益、坚守商业契约、稳定产业政策。

通过有理、有据、有节的系统性反制措施，彻底扭转中资企业被动承压的局面，切实保障我国海外投资主体的正当合法权益，并以此发挥有效警示作用，防范印尼、刚果（金）等同类资源国复制此类掠夺式政策，守牢我国关键矿产海外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底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