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立波：顶尖刑辩律师的法庭说理——以朱明勇律师庭审为例

厚积薄发

启行千里

朱明勇律师是国内久负盛名的刑辩大律师，以其精湛的技艺、丰富的经验、广博的学识、能言善辩、特立独行、坚毅热诚著称于世。

朱律师有一本书叫《刑辩私塾》，书中的很多观点我都非常赞同。他认为刑事辩护应从教科书转向私塾。就像诞生了现代刑事辩护制度的英国，依然保持了刑事辩护律师培养的师徒传统模式，刑辩律师也大多保持个人律所的执业模式。他说：“我理想中的私塾里，可能并不需要明确、具体的学习教材和课程安排，而是持续不断地给学生们耳闻目睹的机会，直接体验暗流涌动的博弈和刀光剑影的搏杀。”他认为，言传身教、耳濡目染、潜移默化才是刑辩律师成长的基本方法。

作为律师，要提高自己的刑辩技能，除了自己摸索，近距离现场观摩学习顶尖刑辩律师的法庭辩护是一个非常好的成长方式。

一次机缘巧合，与朱律师同台辩护一个案件。这是一个难得的耳闻目睹的机会，由此叫了所里的很多年轻律师去旁听。我本人作为辩护人正好又与朱律师相邻而坐，得以近距离观摩、分析和学习。

这是一个诈骗案件的二审辩护，全程下来，朱律师在庭上展现了一个顶尖刑辩律师的风采，令人倾羡和敬佩。当然，有些是天赋，没法学，比如朱律师富有磁性的洪亮声音，自带可信度；但也有很多是可以细细品味和学习的，比如讲话的语速语调、表达的节奏火候、说理的技巧方法。

法庭辩护的最终目的是要说服法官，甚至说服在场的所有人。今天，我就以这一次庭审为样本，来看看朱明勇大律师是如何运用各种技巧和方法，向法庭进行说理辩护的，这或许是我们每一位年轻律师可以直观学习和借鉴的地方。

从这场庭审中，通过朱律师发表的辩护意见和质证意见，我梳理出其中蕴含的十六种法庭说理技巧，按其功能分为三个层次：一是基础层，解决法官愿意听的表达问题；二是进阶层，解决法官听得进的论证问题；三是升华层，解决法官被说服的策略问题。三个层次由表及里、由浅入深，共同构成一套完整的法庭说理体系。

一、基础层：让法官“愿意听”——表达有道，先声夺人

说理的第一步，不是说服，而是被听见。现在法官都很忙，注意力是最稀缺的资源。朱律师的法庭表达，首先解决的就是法官愿不愿意听的问题——把话说得清楚、说得轻松、说得有条理，让法官愿意听下去。这是法庭说理的地基，我将其概括为以下六种技巧。

（一）提示重点，牵引注意——用语言路标为法官画一张听讲地图

在展开关键论证之前，直接用“我要重点说的是”、“值得我们注意”、“更要值得我们关注”等提示语，提前告知法官重点所在，主动替法官标注听讲路线。

【为什么好】

这首先是法庭说理的“注意力管理”：法官无法预知辩护人接下来要讲什么，明确的提示语等于提前告知下面这句话很重要，请集中注意，把法官零散的注意力聚拢到辩点上来。其次，它也是一种“承诺管理”——辩护人先承诺这是重点，随后用充分的论证兑现承诺，法官就会形成此人讲的东西确实值得听的正向预期，信任感随之建立。从认知规律看，人脑对预先标注的信息记忆更深，路标式的表达远比平铺直叙更容易在法官脑中留下印痕。

在本案中，朱律师几乎在每一个关键论证前都设置了这样的路标，使长达两天的庭审发言始终有主次、有起伏，法官得以毫不费力地跟随他的论证主线，重要的证据与辩点一个都不曾滑过。

【庭审示例】

“我要重点说的是在相关的几份协议当中……”

“那么我们要注意哪几个问题，要看合同的内容跟指控诈骗能不能关联起来。这是非常重要的。”

“一审的判决一直在认定的是说，你有没有实际经营，有没有交税，有没有招聘员工，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21B协议就更值得我们关注，就是这份证据到底证明了是不是各被告人构成诈骗犯罪。”

（二）自问自答，掌控节奏——用设问把法官带入辩护人的思维轨道

大量使用设问与反问，先抛出问题，再给出答案，或让答案不言自明，以此掌控法庭辩论的节奏与走向。

【为什么好】

设问的高明之处，在于它把单向的我说你听变成我问你答的双向互动。辩护人抛出一个问题，法官在内心深处必然先自行作答，此时辩护人再给出答案——如果法官的答案与辩护人一致，就会产生英雄所见略同的认同感；如果法官此前从未想过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本身就替法官打开了新的思考角度。反问则更具力度：它把对方的逻辑推到尽头，让荒谬之处自己显露，答案不言自明，无需多言。

在本案中，这种先问后答、问而不答、答在问中的节奏，让复杂的证据与法律问题变得环环相扣、步步紧逼。法官不是在被动听讲，而是在主动思考，接受度与记忆深度都远胜于平铺直叙。

【庭审示例】

“本案指控诈骗的金额几千万，钱在哪里？钱在他们那里。人在哪里？人在网上，没到案。那么是不是主犯没到案，就可以把从犯升级为主犯？是不可以的。”

“如果合同的内容，相关的各方均按合同履行了，它有没有可能产生诈骗？不可能。”

“就是说各被告人或者他们关联的公司，申请政府的奖励的时候，有没有提供银行水单？有没有提供FDI表？有没有提供印花税完税的凭证？实际上是有的。”

（三）归纳争点，先立框架——先划边界再谈细节，让论证有章可循

在展开具体论证之前，先把本案需要解决的争议焦点归纳清楚，再逐项展开、逐层回答，让全文论证有统一的框架可循。

【为什么好】

这是典型的总—分思维。庭审辩论最忌眉毛胡子一把抓，法官听了一会儿还不知道辩护人究竟要解决什么问题。先归纳争点、再逐项展开，等于先给法官一张“论证地图”：本案只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我如何回答，第二个问题我如何回答。这样法官的思维就有了框架，无论后面的论证多么复杂，都知道当前讲到哪一步、与最终结论是什么关系。

更关键的是，归纳争点的过程本身就是一种“议程设置”——把哪些问题列为争议焦点，在一定程度上框定了法庭的讨论范围，辩护人可以在自己最有利的战场上展开。本案中，朱律师将行为模式是否构成犯罪与若构成犯罪责任如何分担两个层面先行切分，使后续洋洋洒洒的质证与辩护始终不偏离主轴，逻辑层次分明，法官一目了然。

【庭审示例】

“本案就要解决两个层面问题：第一个层面，指控的所谓通过招商引资政策骗取相关政府的补贴，这种上诉人的行为模式本身是不是一种犯罪；第二个层面，在评价了这种模式是否构成犯罪之后，两种结果，要么无罪、要么有罪，如果有罪，作为上诉人彭**在这个有罪的行为当中他做了什么、应该承担什么样的刑事责任。这是本案的争议焦点。”

“本案还有哪些问题呢？我觉得我们还要重点考虑以下几个方面：……”

（四）善用“我们”，结成同盟——以共同体语言消解对抗

在法庭发言中大量使用“我们”、“咱们”，几乎不使用“我的当事人”、“你们的指控”等对立性称呼，也不使用“辩护人”等独立性称呼，把法官、检察员、同案辩护人乃至旁听者都放进同一个阵营。

【为什么好】

人称的选择，看似细微，实则暗含立场与关系的设定。辩护人是公事公办的职务称呼，你是面对面博弈的对立称呼，而我们则把法官、检察员、辩护人乃至旁听群众都放进同一个阵营——我们共同面对一个案件，我们共同追求公正的结论。这种称谓上的无差别同盟，极大地消解了法庭上的对抗感：辩护人不是在替被告人对抗法庭，而是和法庭站在一起查明真相；不是在挑战司法权威，而是在帮助法庭防止冤错。

从说服心理学看，人更容易接受自己人的意见。一个总说我们辩护人，会让法官潜意识里把他当作共同解决难题的伙伴，而非需要警惕的对立面。本案中，朱律师甚至说我们希望出庭检察员考虑到出现了这种客观实际的情况，把检察员也拉进我们之中，化对抗为共商，格局顿开。经统计，一篇两万字左右的辩护词中，“我们”一词出现了170次，可见其运用之自觉。

【庭审示例】

“所以我们在此也借这个质证的机会，希望二审法院注意到……”

“这就是本案最基础的这个通俗的、我们老百姓最容易理解的一个东西。”

“我们之所以说引起关注，就是不要让它成为一个非常荒诞的案例。”

（五）化繁为简，口语入庭——把法言法语翻译成生活语言

把复杂的法律问题用大白话讲出来，多用说得通俗一点，简单解释一下我做一个类比大家一下子就听清楚了等表达，几乎不使用晦涩的专业名词。

【为什么好】

法庭说理的对象首先是法官，但法官同样是人，人的认知规律是用已知理解未知。将抽象的法律概念、繁复的证据关系翻译成生活语言，能大幅降低法官的认知负担，让论证一听就懂。更深一层，通俗化表达还传递出一种自信——只有真正吃透了问题的人，才能把复杂的事讲简单；反之，堆砌术语往往是不明就里的表现。

口语化的表达还有一个被低估的作用：它在庄严的法庭上制造出拉家常式的亲近感，拉近与听者的心理距离。本案中，招商引资的本质被朱律师讲成“你把外面的业务拉到我这里来过一遍”，一秒钟即让法官明白协议的真实含义，比任何专业分析都更有穿透力。

【庭审示例】

“这一条是什么意思？这一条就是说，地方政府招商局通过地方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在招商引资的协议当中，开宗明义的第一条就约定了：我不是让你来这个地方开工厂、招工人、搞税收，你就是把你们公司关联的、有能力的，把你们外面的业务拉到我这里来过一遍。”

“那么我们通过这个证言，其实看到的是什么？这个证言非常简单：我们是根据外资到账就给奖励，后续我们又发现外资到账有时候不一定能够产生很多的税收，所以我们就对税收又有了一些要求，又改变了一些招商引资的政策。”

（六）数字细节，如数家珍——用精确细节展现专业功底

在庭上随口报出法条条数、判决书页码、精确金额与比例，用细节的精确展示对案卷的烂熟于心。

【为什么好】

数字与页码，是体现辩护人认真最直接的证据。庭审发言中随口报出刑诉法规定的被害人的诉讼权利多达28条，一审判决书第84页，占诈骗数额的0.1%几等等，法官听到的第一反应不是他说得对不对，而是这个人把案子吃透了。专业信任一旦建立，后续论证的接受度会整体抬升。

这种精确还具备实证的力量：把抽象的指控落到具体数字上，获利100万的人被判14年，比例一出，量刑失衡立现；28条诉讼权利列出，被害人缺位的程序违法就从一个主张变成了一组可核验的事实。细节精确不是修辞，它是阅卷功底与敬业态度的自然流露，也是法庭说理中最朴素、最扎实的可信度建设。

【庭审示例】

“我们且不说根据刑法和刑诉法的规定，被害人在诉讼当中有一系列的诉讼权利，刑诉法规定的被害人的诉讼权利多达28条。”

“本案指控这起诈骗是8000万，彭**获得了100万，是0.1%几，这是诈骗数额当中被指控为实际获利的人，判14年，这个合理吗？”

“一审判决书第84页里面确定了一个一审的裁判原则：谁提供了资金，谁可能是主犯，意思说没有提供资金，那你才可以是从犯。”

二、进阶层：让法官“听得进”——论证有术，以理服人

愿意听只是开始。要让法官真正听得进，论证本身必须站得住、听得懂、有分量。朱律师的进阶技巧，是把一个个复杂的法律问题，通过对比、类比、递进、常识、理论、定性、权威、格局八种路径，讲成不得不承认有道理的样子。

（七）对比说理，同中见异——在参照系中凸显裁判失衡

极善于比：比罪名、比刑期、比案情、比证据，把本案与高度相似的参照物放在一起，在对照中凸显判决的不合理。

【为什么好】

孤立的数字没有意义，只有放进参照系才有说服力。对比说理的本质，是借同显异：先找到与本案高度相似的参照物——同样数额、同样行为、同样性质，再指出本案的处理与之严重失衡，法官在对照中自然会产生确实不合理的判断。

本案中最有力的对比莫过于介绍贿赂罪最高三年，介绍招商引资却判十四年——两个介绍行为，刑法评价天壤之别，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违背一目了然。对比说理的高明还在于，它把评价标准从辩护人的主观看法转化为客观的参照系：法官无需信任辩护人的判断，只需比较两组事实，结论自动浮现，说理因此显得理性、中立、无可辩驳。

【庭审示例】

“可以比较的是，刑法第392条有一个介绍贿赂罪。即便介绍人是介绍了这么一档子业务，最高是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彭**作为海安本地人，从本地政府介绍本地的老板来投资，完成了本地政府的招商引资任务，也帮外地的老板赚到了一定的奖励，他为什么要判14年？他如果介绍金*给海安的政府行贿一个亿，最多也是三年有期徒刑。为什么介绍行贿和受贿才三年，他介绍一个招商引资要判14年？”

“骗取出口退税，把国家已经收到的税又退回来了，判10年；我这个当事人彭**，就算你们指控他是骗取了国家的财政款，但这个国家是海安经济技术开发区，可以理解为地方政府的一个机构，性质是截然不同的。彭**为什么判14年？他又不是第一被告，这显然也就不公平、不公正了。”

（八）类比说理，以易释难——借生活经验接通法律逻辑

把彭**比作媒婆红娘，把主犯比作一分钱不出、活也不干、分钱也没分到的合伙人，把没有义务告知比作小时候尿床不必告知女方——用通俗的生活经验推动法律的专业判断。

【为什么好】

类比是打通专业世界与生活世界的桥梁。法律概念是抽象的，而人的判断力是从生活经验中习得的。类比说理先唤起法官头脑中熟悉的生活图景，再把法律问题映射上去：媒婆介绍对象、结婚生子，邻居却说她骗了姑娘——这个荒诞感一旦建立，诈骗指控的荒谬性就不需要任何法律论证，法官凭直觉即可感受。

好的类比必须形似且神似。朱律师的类比不浮于表面，每一个都比较精准地对应法律要件——媒婆对应介绍行为的性质，合伙人对应主犯的认定标准，尿床对应告知义务的范围。用最少的生活常识，撬动最复杂的法律判断，这是类比说理的妙处。

【庭审示例】

“如果用比较通俗的说法，彭**就相当于一个媒婆、红娘，帮一男一女介绍对象，他们结婚了，生活幸福美满。邻居说姑娘你被骗了，就说你赶紧离婚，人家也不离，邻居说你不离婚就把你抓了。这就是本案最基础的这个通俗的、老百姓最容易理解的一个东西。”

“你一个人要结婚找对象，你小时候尿床，你这个事实你没有告诉女方，难道能说你是隐瞒真相吗？对方要求告知是什么？这是本案当中最核心的一点，对方要求告知你是美金就行。”

（九）递进说理，层层剥笋——由浅入深，把论证推向高潮

论证总是一层套一层：这是这个协议书，还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我们再看另外一份协议……每进一层都比前一层更接近本质，最后在最高点给出结论。

【为什么好】

递进说理的魅力在于悬念管理与高潮控制。先讲一个结论，再提示这还不是重点，法官的好奇心被吊起，注意力被牢牢锁住；随后层层剥离，最后在最高点给出结论，如剥笋般水到渠成。这种结构还符合人的认知节奏：复杂问题一次讲透，法官难以消化；分层递进，则让每个层次都足够简单，法官可以一步步跟上。

本案中，朱律师从21A协议讲到21B协议，再讲到最重要的2020年9A协议，协议的证据价值逐级抬升，最终落到政府通过正式书面协议的形式，要求把业务拉过来这一核心辩点，论证的力度层层叠加，达到顶峰。

【庭审示例】

“这是这个协议书，还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我们再看另外一份协议，就是2020年9A。这份协议书可以说彻底地、非常明确地界定了所谓招商引资的实质是什么。”

“现在通过这份协议就看得出来，政府是通过正式书面协议的形式，要求把企业关联的业务和纳税集中到甲方所在地，以促进我们这个地方的供应链增长。这个就不是一审判定的说你没有实际的经营，这个就叫实际经营。”

（十）常识说理，归谬质疑——以底层逻辑检验指控能否成立

把问题拉回最朴素的常识层面，用归谬法顺着对方的逻辑推演下去，推出一个明显荒诞的后果，让荒谬本身成为反驳。

【为什么好】

归谬法的力量在于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不直接反驳对方的结论，而是顺着对方的逻辑推演下去，推出一个明显荒诞的后果，荒谬本身即是反驳。朱律师把美金来源必须合法推演到早饭钱是偷来的，所以吃早饭也是诈骗，把资金都要追溯来源推演到要证明你妈是你妈，指控的逻辑在无限追索中自我瓦解。

常识说理的另一重价值是立场重置：法律争论可能公说公有理，但常识是所有人的公约数。把专业争议拉回杀人要有死人、诈骗要有人被骗的朴素层面，法官作为普通人的直觉判断就会被激活，而这种直觉，往往正是正义感的来源。

【庭审示例】

“每一个案件，你总得有个底层逻辑的设定：杀人，到底有人死了吗？抢劫，东西被抢了吗？诈骗，有人被骗了吗？如果都没有，我们通过这样的一些证据，你是得不出海安存在被骗的这种情形。”

“那如果是这样都可以被认为是虚构事实，美金真的来了，说我你是假美金、假外资，那你是不是还要追究内地的资金来源于哪里？那这个逻辑无限追寻下去，就变得极其的荒诞。就像一个人买了早饭吃了，你说你这个早饭的钱是偷来的，所以你这个早饭也是诈骗的。就像原来总理说的，要证明你妈是你妈，这个问题就是荒诞。”

（十一）理论支撑，学术加持——用刑法理论为辩点搭建学术支架

在关键辩点上有学术理论支撑：三角诈骗理论、政府信赖利益保护原则、“三流合一”标准，信手拈来，恰到好处。

【为什么好】

通俗与理论看似矛盾，实则一体两面：通俗用于讲清事实，理论用于拔高论证。当辩点上升到理论层面，争议就不再是公说公有理的个案分歧，而是有学术标准可循的规范问题。本案中，政府被骗与政府工作人员被骗的纠缠，一经“三角诈骗”理论分析，立刻变得清晰：被骗的中间人必须真实存在且有处分行为，而本案连一个被骗的政府工作人员都找不到，三角诈骗自始不成立——一个理论概念，胜过十段事实描述。

理论支撑还传递着我懂行的专业信号，在法官心中将辩护人从讲故事的人升格为可以对话的同行，说服力与说服格调同时提升。

【庭审示例】

“政府被骗，但是政府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被骗？这是一个争议的焦点，那么这个焦点其实就涉及到刑法当中关于诈骗罪里面经常会在学者当中提到的一个三角诈骗。三角诈骗是我通过骗甲，使乙交付了财物，那么甲确实是被骗了。本案当中确实没有证据证明那个甲被骗，这个甲就是具体的政府工作人员。”

“我们还要提到一个概念叫政府信赖利益的保护原则，这也是行政刑法研究的一个课题。被告人的行为是基于对海安等地政府招商引资政策的信赖，基于对政府做出承诺的信赖。作为一个普通的老百姓，基于对政府的这些信赖而做出的行为，我们不能够反推其构成犯罪。”

（十二）借力权威，援引先例——让判例与司法政策替辩护人说话

援引张文中案（最高人民法院改判无罪）、最高检应勇检察长提出的“三个善于”、最高人民法院的量刑规则与多个司法解释，以及浙江兰溪法院的同类判例，为自己的观点背书。

【为什么好】

辩护人的个人观点无论多么雄辩，可能都只是一家之言；而援引判例、权威讲话与司法解释，等于把辩护观点挂靠在司法系统自身承认的权威之上——不是我说的，是最高法院说的，是最高检领导说的，是已经改判无罪的先例印证过的。这极大地降低了法官采纳辩护意见的心理成本：采纳一个与张文中案逻辑一致的结论，远比采纳一个辩护人自创的理论更安全、更符合司法责任的要求。

借力权威的深层智慧在于翻译：把己方辩点翻译成权威话语体系的表达，法官会感觉这个结论不是辩护人强加的，而是权威逻辑在个案中的自然延伸，接纳起来毫无障碍。

【庭审示例】

“比如说当时著名的张文中改判无罪案就是这样的，张文中向政府申请补贴提供的材料全是假的，但是他把补贴也拿走了，最后最高人民法院给他改判无罪。而本案提供的单据都是真的，被指控为诈骗的。”

“应勇检察长上任之后就提出“三个善于”，我们要善于发现刑法法条背后的实质法律关系。当你感觉一个判决明显不合理、不公正、不公平的时候，不是法律出了问题，是法律的适用出了问题。”

（十三）三效论证，提升格局——站在司法治理高度审视个案裁判

在辩护收尾阶段，把论证从本案拉升到全局，用法律效果、社会效果、政治效果的统一来审视个案裁判。

【为什么好】

个案辩护的最高境界，是让法官相信这个判决不只是影响一个被告人，而是影响一个地区、一种制度、一个时代。“三效统一”是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反复强调的司法要求，朱律师把它引入个案，等于站在司法者的立场上替他们盘算：这个案子如果判错，法律上会留下程序后遗症，社会上传出去会是轰动新闻，政治上会让江浙两地的政府干起来——每一层后果都是司法者真实在意的。

这种替对方着想的论证，把辩护人的诉求转化为司法者的利益，说服便不再是说服，而是共同的利益选择。从法律效果的程序障碍，到社会效果的舆论风险，再到政治效果的地域关系，层层递进，格局宏阔，让法官在权衡中不得不把辩护意见的分量掂量再三。

【庭审示例】

“定诈骗的结果还有一个问题：诈骗的钱将来退给谁？退给海安政府，海安政府就不认为是骗子，他不要啊。如果海安政府一直不配合，我们可以没收吗？如果我们没收了，这就变成了一个会引起全社会轰动的新闻。”

“如果说今天晚上爆出一个新闻说，浙江高院审理结案了一起浙江警方认为江苏政府被骗、但江苏政府认为没有被骗的案件，最高院明天就要给你们发上报，这是100%的。江浙两地政府干起来了，为了一个民营企业，那你这个有政治效果吗？这是很恶劣的政治效果。”

三、升华层：让法官“被说服”——策略有谋，不容置疑

基础解决愿意听，进阶解决听得进，而真正决定裁判走向的，是让法官被说服——不仅仅是讲道理，更要讲利害、造局面、定方向。朱律师的高阶技巧，是把辩护从表达与论证升华为策略。

（十四）陈明利害，放大后果——把错判的代价具象化

在辩护中反复描绘错判的后果，并把后果推向极致，让法官在权衡时本能地趋于谨慎。

【为什么好】

法官也是经济人，也会本能地评估裁判的风险与成本。辩护不能只讲应该怎样，更要讲如果错了会怎样。陈明利害的技巧，是把抽象的风险（错判）转化为具体的代价：程序上，被害人缺位导致诉讼程序永久性缺失，无法弥补；证据上，骗子没抓到、被骗者不承认，判下去就是全国找不到第二例的荒诞判决；后果上，一个没有被害人的诈骗案将成为历史的痕迹。

更有威慑的是渎职的定性——不听取被害人意见说轻了是程序违法，说重了就是渎职，把裁判后果与司法者的职业责任直接挂钩。当错判的代价被具象化、极致化，法官在权衡时就会本能地趋于谨慎，而谨慎的方向，正是辩护所主张的方向。

【庭审示例】

“如果不听取被害人的意见，说轻了是一个程序的违法，说重了这就是渎职。因为法律要求检察机关必须应当要做的事情，你没有去做，导致这个案件当中，出现了一个自始至终没有被害人出现的诈骗案件。”

“但是因为被害人的缺失，导致这个案件的诉讼程序出现了永久性的缺失，无法弥补。我们浙江法院曾经创造了一个没有被害人出庭的案件，没有被害人在侦查、审查起诉或审判阶段提供任何证据的一个诈骗案件。”

（十五）串联核心，反复强调——让关键辩点在法官脑中不断回响

同一个辩点，在质证阶段讲一遍，在辩护阶段再讲一遍；今天讲一遍，明天再讲一遍——我们质证的时候也提到回到昨天的质证意见，核心辩点被反复敲打，如重锤击鼓。

【为什么好】

庭审时间跨度长，信息不断涌入，法官的记忆是有限的、会衰减的。一个辩点只讲一次，很可能在判决时已被淹没。反复强调的技巧，正是对抗遗忘的“记忆工程”：同一观点在质证、法庭调查、法庭辩论等不同阶段反复出现，且每次都补充新的证据或角度，让它在法官脑中从一个说法沉淀为一个事实。

更微妙的是，反复不是重复——朱律师每次重提都在原有基础上推进：质证时讲协议怎么约定，辩护时讲政府怎么要求；今天讲证据问题，明天讲理论问题。同一核心辩点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越来越扎实。当法官在评议时发现这个问题辩护人已经说了很多遍，而控方始终没有正面回应时，辩点的分量自然凸显。

【庭审示例】

“好，我们再回到昨天的质证意见当中，希望二审能重点注意的一个非常至关重要的情节：在一个因合同而引发的诈骗犯罪当中，合同双方都未到案。诈骗人不是被告人，被骗人不是被害人，那么这个案件审理的依据是什么？”

“质证的时候我们也强调，一审的判决书第三页就提到了一个事实……为什么我们要提这件事情？这就是如果认为构成犯罪，犯罪的起点、犯意的提起和各共同被告人的犯意联络。”

（十六）给出出路，铺好台阶——辩护不止于“破”，更要“立”

辩护从不只说不行，永远给出办法：程序上，要么撤销原判发回重审，要么再审提级审理；实体上，要么撤案，要么按抽逃出资罪降格处理；对检察员，还提出内部检察建议的要求。

【为什么好】

只破不立的辩护，容易让法官陷入你说我错，那我该怎么判的茫然，甚至产生抵触。给出出路的技巧，是替法官把正确的下一步提前想好，降低其采纳辩护意见的执行成本。本案中，朱律师给出了清晰、可操作的路径菜单：撤销原判发回重审，或通过再审将金**等人已经生效的判决撤销后提级审理；如果你还要起诉，那就找到被害人，听取意见，再起诉——连起诉机关下一步怎么做都安排妥当。这样，法官采纳辩护意见时无需自行设计救济方案，照单执行即可。

更深一层，给出出路还展现了辩护人的建设性与负责任——我不仅指出问题，还提供解决方案，这种姿态本身就在为辩护赢得信任与尊重。破立结合，进退有据，法庭说理至此臻于完整。

【庭审示例】

“出现了这个问题怎么办？法律规定就是撤销原判，发回重审。你要么把这个案件撤销之后再放到滨江进行一审，要么再通过再审的程序把金**等人已经生效的判决撤销，再审提到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来一审定案，这是本案一个法律唯一解决的路径。“

“那么这种情况有什么样的解决途径？只有撤诉。如果你还要起诉，那你就找到被害人，听取了被害人的意见，再完成了相关至少刑事上的合法性再起诉，这是一个案件解决的另外一条路径。”

结语

法庭说理的境界，大抵有三重：第一重是会说话，让法官愿意听；第二重是会讲理，让法官听得进；第三重是会谋势，让法官被说服。朱明勇律师在本次庭审中所展现的十六种说理技巧，正是这三重境界的生动注脚。

技巧背后，是数十年阅卷的功力、对法条的烂熟于心、对人心与常识的深刻洞察，更是对当事人命运的高度负责。年轻律师学习顶尖刑辩律师的法庭说理，学的不仅是方法，更是态度——把每一个案件吃透，把每一句话说好，把每一个道理讲足，把每一条出路铺平。唯其如此，方能不负委托，不负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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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周立波，刑法学博士、博士后，浙江厚启律师事务所执行主任、网络犯罪辩护部主任；浙江财经大学东方学院法律系副主任；浙江省律协刑委会网络犯罪研究中心副主任；浙江省法学会刑法学研究会理事；浙江省法学会诉讼法学研究会理事；浙江省法学会律师法学研究会理事；浙江省法学会案例法学研究会理事；浙江省法学会监察法学研究会理事；浙江省律师协会刑法专业委员会委员；杭州市律师协会刑法专业委员会专家顾问；杭州市网络犯罪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共宁波市奉化区委区政府智库成员；中共海宁市人大常委会法律监督专家。

从事律师工作以来，先后办理众多疑难复杂刑事案件，经验丰富、效果显著，办案成功率高。尤其擅长办理各类新型疑难复杂案件，在网络犯罪、经济犯罪领域办案成效显著。其中，众多案件获无罪撤案、不予逮捕、无罪不起诉、重罪改轻罪、重刑改轻刑、缓刑等处理。

执业同时为高校法学教师，主讲《刑法学》《刑事辩护》《刑事经典案例研习》《经济法学》等课程。曾在浙江省海宁市人民法院挂职，任刑庭助理审判员。多次接受《浙江法制报》《都市快报》“澎湃新闻”等新闻媒体采访。在《华东政法大学学报》《法治研究》《浙江律师》等法学类、律师类核心期刊发表论文20余篇，在各类网站、微信公号发表高质量时事评论类文章50余篇，是一名理论功底深厚、实务经验丰富的学者型律师。

穷尽一切法律手段

维护当事人的自由与尊严

电话：0571-86898968

公众号：houqilawyer

官网：www.houqilawyer.com

邮箱：houqilawyer@163.com

地址：杭州市西湖区文一西路588号 西溪首座A2-1号楼721-722室

ENTERPRISE

浙江厚启律师事务所简介

厚积薄发，启行千里。

浙江厚启律师事务所成立于2015年9月1日，是国内首家商事犯罪辩护与防范刑事专业所。被LegalOne评定为“长三角法律大奖（Yangtze River Delta Special Awards）——优秀精品律师事务所（Outstanding Boutique Law Firms）”。

厚启所的业务领域包括：金融犯罪辩护、税收犯罪辩护、数字网络犯罪辩护、食环药犯罪辩护、知识产权犯罪辩护、普通犯罪辩护、职务犯罪辩护、刑事控告与代理、刑事民事行政交叉事务、企业合规与反舞弊等。

厚启的使命，是“为维护人的自由与尊严而优雅地战斗”。财产、精神、人身与生命的自由，是人之为人的核心权利，是人维持尊严的底线要求。厚启律师的核心使命，是在法律服务中，以法律骑士的精神，穷尽一切法律手段为当事人争取权利，以维护其自由与尊严。

厚启的愿景，是打造一家“学术为基、技能为本、规模适度、辐射全国的精品所”。厚启律师注重学术研究，精研法律技术，不追求最大的规模与最高的收费，力求以最专业的服务为当事人谋取最大的法律利益。

厚启的价值观，是“专业精神、道德勇气与社会担当”。厚启律师将专业作为立所之本，精益求精，不断锤炼；厚启律师恪守职业伦理，为维护当事人的法律利益勇于坚持原则；厚启律师积极承担社会责任，以委托案件标准办理法律援助案件，通过公益课程与原创成果的无私分享，促进法律服务行业水准的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