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72年初，北京西花厅，吕璜把丈夫陈泊写下的申诉材料交到邓颖超手中。那不是一份普通家书，而是一名被关押多年、始终不承认自己有罪的老公安干部，对案件经过的最后陈述。
邓颖超没有把材料搁置起来。她很快约见吕璜，并亲自到门外迎接。进屋后，吕璜详细讲述了丈夫的遭遇，邓颖超随即把情况转告周恩来。周恩来对此十分重视，亲自向公安部门询问陈泊被捕和判刑的依据。
这件事之所以引起关注，源于陈泊早年的履历，也源于一个难以解释的矛盾：一个曾被叶剑英肯定过的公安负责人，为何突然成了“丧失革命立场”的罪犯？
陈泊早年曾在南洋生活，后来回国参加革命。抗日战争时期，他在延安保卫系统工作。1941年，国民党军队进犯边区，陈泊奉命带队开展敌情侦察和保卫工作，吕璜也在其中。
有一次，队伍经过洛川一带，为避免暴露，只能走偏僻山路，夜间借破庙休息。山里传来狼叫，吕璜受到惊吓，陈泊下意识挡在她身前。这样的患难相助，在特殊环境下很容易产生超出同志关系的情感。
但这段关系并不简单。陈泊原有妻子李器，两人还有一个儿子。李器受过教育，也在延安保卫部门工作，平日里待吕璜如同妹妹。感情变化后，组织曾对陈泊和吕璜提出批评，并调动他们的工作地点。
李器后来主动提出离婚，希望成全两人。吕璜得知后十分痛苦，甚至产生过以牺牲自己来避免伤害他人家庭的念头。她与陈泊最终在1942年结为夫妻，那一年，吕璜21岁，陈泊32岁。
这段婚姻伴随着长期的内疚。李器的退出，也成为吕璜一生无法轻易放下的心结。值得一提的是，陈泊夫妇后来并未因生活安稳而远离工作，相反，他们很快又被推到更复杂的斗争一线。
1949年10月广州解放后，陈泊先后担任广东省公安厅厅长、广州市公安局局长，并在叶剑英领导下工作。广州情况复杂，潜伏人员、旧政权残余和社会治安问题交织在一起，公安部门面临的压力可想而知。
陈泊到任后，集中力量清查敌特组织，整顿治安秩序。仅仅几个月，广州的社会面貌便出现明显变化。叶剑英曾在给公安部的信中肯定他的工作，指出广州潜伏敌特力量迅速被肃清，与陈泊的领导努力分不开。
正因如此，1951年1月24日深夜，当武装人员突然进入陈泊住所，将这位广州市公安局长带走时，许多人都感到意外。与他同时被捕的，还有广州市公安局副局长陈坤。随后，相关部门对广州公安系统展开审查，案件牵涉人员较多，影响很大。
陈泊一家被带到北京后，案件审理持续了一段时间。1953年5月，北京市军管会军法处以“丧失革命立场，包庇反革命、特务”等罪名，判处陈泊有期徒刑十年。
听到判决时，陈泊一度呆立不动。过了很久，他抱住头喊道：“冤枉啊！”这句话并非简单的情绪发泄，而是他对自身经历和案件结论无法理解的直接反应。
叶剑英同样困惑。据相关回忆材料，他曾表示：“陈泊的历史我是清楚的，他从南洋回国后一直表现很好，是非常优秀的公安干部。”不过，领导人的疑问并没有立即改变判决，陈泊仍被送往劳改场所。
1961年，陈泊曾获释放。遗憾的是，仅过两天，他又被带走，后来被送回湖北劳改农场。此后，他与外界的联系逐渐减少，身体和精神状况也持续恶化。
1971年秋，吕璜终于获准前往农场探望。那时的陈泊已经十分消瘦，隔了好一会儿才认出妻子。他看着吕璜带来的食品和用品，低声问：“你是不是在可怜我？”
吕璜回答：“不，我永远爱你，了解你，信任你。”她把孩子们的情况告诉丈夫，却隐瞒了自己遭受处分等令人难过的事情，只希望他能少受一点打击。
分别时，陈泊叹息道：“我看，我这一辈子只能是暗无天日了。”吕璜没有放弃申诉，她设法带出材料，辗转交到邓颖超手中。周恩来过问后，陈泊却失去了再次会见亲属的机会。
1972年2月25日，陈泊在劳改农场病逝，终年63岁。多年以后，案件得到重新审查。1980年，经中央批准，陈泊等人的问题获得平反，吕璜也恢复了党籍。
恢复组织关系后，吕璜把消息告诉邓颖超。邓颖超在电话中说：“历史终于恢复了本来面目，我祝贺你，为你高兴。”这通电话，距离陈泊去世已经过去八年，距离吕璜失去党籍则整整二十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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