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色列，变天了？

当地时间10月29日晚，以色列中央选举委员会公布议会选举全部选票统计结果。现任总理内塔尼亚胡领导的执政阵营获得53席，虽保住领先优势，但未能斩获议会多数。以国防军前总参谋长埃森科特领衔的反对派阵营获得48席，不属于任何阵营但反对现政府的两个阿拉伯裔政党共获得19席。

各阵营均未达到单独组阁所需的61席多数门槛，导致以色列再次陷入组阁僵局。内塔尼亚胡保住了第一大党和第一大阵营的位置，表现比选前预测乐观得多，但仍缺少继续执政所需的伙伴。埃森科特阻止了对手直接取得多数，却发现自己距离总理办公室，同样隔着一道难以跨越的政治门槛。

当地时间2026年10月27日，以色列耶路撒冷，在泰迪大厅举行的利库德集团选举夜活动上，民众站在一块显示特朗普与内塔尼亚胡头像的电子屏幕前。图/视觉中国

安全韧性

经历2023年10月7日的安全灾难、长期战争和国内问责压力，内塔尼亚胡仍能带领阵营领先，某种程度上说明外界低估了以色列安全政治的韧性。

对一部分选民而言，追究政府责任与继续支持强硬路线可以同时成立。他们可能不满内塔尼亚胡的治理，也可能认为，在伊朗和周边武装组织的威胁尚未消除时，更换领导人会增加风险。这种背景下，反对派必须回答一个具体问题：换人之后，安全是否可以改善？

埃森科特的军方经历能够帮助他获得信任，却无法自动转化为对内塔尼亚胡支持者的争取。要求调查战争责任、改善决策程序，与说服选民接受一套新的安全政策，仍有距离。

不过，内塔尼亚胡的韧性也不能被夸大为胜利。53席意味着传统盟友即使全部留队，仍无法独立支撑多数政府。他可以继续强调右翼阵营的凝聚力，但必须从阵营之外寻找支持。

全国约77.7%的投票率也没有解决这一困难，这个数据是1999年以来的最高。如此广泛的参与，容纳了支持政府、要求换人、争取社区权益等不同诉求。选民提高了参与程度，各阵营之间的距离却没有随之缩小。

青年右转

此次选举中，18至22岁的年轻选民参与投票的意愿强烈。2022年的上一次大选中，他们中的大多数尚未取得参选资格。

据以色列民主研究所估计，此次约有64万名18至22岁的选民具备投票资格。选前调查中，各人口群体的青年受访者表示肯定或可能投票的比例达到80%至95%。另一项9月调查显示，74%的受访青年将自己定位为右翼或中右翼。

青年更积极地参与政治，会使安全、民族身份和兵役负担成为各党必须回应的问题。对于在战争中成年、正在服役或即将入伍的一代人，这些议题直接决定自己何时能够上大学、开始工作，以及是否需要再次走上战场。他们希望影响国家的方向，也迫切希望改变自己的生活。

青年选民的态度正在推动以色列政治竞争进一步围绕安全能力展开。反对派若想吸引这些选民，就必须说明自己如何更有效地应对威胁。即使内塔尼亚胡最终下台，新政府也很难忽视这一代选民对强硬安全政策的要求。青年右转的影响，可能比某一位总理的去留更加持久。

与此同时，兵役公平又把青年分成了利益不同的群体。世俗青年和许多宗教民族主义青年承担着服役、伤亡和延迟就业的成本；极端正统派青年则担忧强制征兵改变自己的宗教生活。青年参与越积极，这种矛盾就越难被组阁交易掩盖。

内塔尼亚胡需要向服役者解释，为何仍要维护宗教盟友要求的豁免安排；埃森科特则需要证明，他能在争取组阁伙伴的同时兑现兵役改革。年轻选民正在增加自己的政治分量，他们既可能强化以色列的右翼安全路线，也可能成为迫使右翼政府改变兵役政策的重要力量。

未能“造王”

阿拉伯政党的突破，是此次选举最具结构性意义的变化。这不仅增加了阻止内塔尼亚胡取得多数的力量，也把反对阵营长期回避的问题推到了面前。阿拉伯公民的选票能够马上帮助反内塔尼亚胡阵营将其拉下马，但是他们可以被接纳为组阁的政治伙伴吗？

从选后表态看，阿拉伯政党内部已有不同选择。联合名单领导人表示，可以考虑从外部支持埃森科特领导的少数政府，但因其战争立场而不愿入阁；拉阿姆党则表达了参与政府的意愿。

因此，阿拉伯政党的19席不能被当作一个可以整体调用的席位集合。对阿拉伯选民来说，治安、住房、公共服务和公民平等，都需要他们支持的政党给予政策回应。

埃森科特阵营面临的困难，也远比“是否增加社区预算”复杂。按照目前席位预测，其48席即使加上拉阿姆党的7席，也只有55席，仍需争取联合名单或其他阵营的支持。这意味着，只接受相对务实的阿拉伯伙伴，未必足够。

战争政策由此进入谈判中心。阿拉伯政党可能支持结束现政府执政，却无法支持新政府的全部军事行动；反对阵营中的右翼伙伴，则可能接受更换总理，却拒绝依赖阿拉伯政党的支持。

埃森科特每争取到一批议员，都必须确认原有伙伴是否仍愿意留下。议席增加能够提高议价能力，但只有其他政党愿意承认这种合作的正当性，它们才能转化为执政影响力。倘若主要犹太政党继续排斥阿拉伯伙伴，更多阿拉伯选票其实只能换来一个僵局——表面上的确阻止了旧政府恢复多数，但是本质上也没有成功“造王”。

特朗普“助攻”

内塔尼亚胡此次“逆势回升”，让很多选举观察者认为特朗普在大选前的两次公开呼吁支持内塔尼亚胡可能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当然，特朗普的表态有他自己的政治账。美国中期选举临近，对伊朗行动的成本、成效和后续风险，都需要向美国选民解释。从这一角度看，帮助内塔尼亚胡继续执政，也有助于维护特朗普对自身决策的解释。如果共同发动军事行动的伙伴获得选民支持，他就更容易宣称，这条路线仍有民意基础。

以色列议会选举投票结束后，特朗普称正在考虑是否帮助内塔尼亚胡组织联合政府，但白宫表示尚未决定介入。接下来如果有进一步动作，重点可能是劝说部分反对派接受由内塔尼亚胡领导的政府，以安全合作和政策连续性降低其转向的政治成本。

特朗普究竟带来了多少选票，目前无法准确计算。不过，他确实帮助内塔尼亚胡把一场涉及战争责任和治理表现的选举，重新拉回“谁能与美国合作应对伊朗”的议题。如今考验双方关系的，是这种外交背书能否继续转化为议会支持。特朗普已经帮他守住了声势，能否帮他凑出一个政府，还要看以色列各党愿意付出多大代价。

重新选举？

61席是以色列议会选举后组阁的最低要求，但是也不能机械理解为任何新政府成立时都必须取得61个席位。如果部分议员弃权或缺席，使赞成票多于反对票，新政府仍可获得批准。2021年，贝内特—拉皮德政府就曾以60票赞成、59票反对、1票弃权通过信任投票。因此，判断能否组阁，既要看执政联盟拥有多少席位，也要看联盟之外的议员如何投票。

这给少数政府留下了空间，也增加了阿拉伯政党的选择。它们可以入阁、外部支持，或者在特定表决中弃权。但帮助组建政府，与保证政府长期运作，仍是两回事。预算、征兵和军事行动，都可能重新引爆分歧。

真正决定重选风险的，是各党的排他性承诺能否松动。如果反对阵营既拒绝依靠阿拉伯政党，又拒绝与内塔尼亚胡合作，或者内塔尼亚胡无法吸引新的伙伴，多数便很难产生。在这些红线保持不变的条件下，重新选举就基本不可避免。

不过，各党也会计算重选的损失。阿拉伯政党未必能够复制此次动员，反对派可能因无法兑现换政府承诺而受挫，内塔尼亚胡也无法确保下一次就能补齐缺口。这种共同的不确定性，可能最终迫使某一方妥协。

此次选举留下的最大问题，是各阵营对多数的要求，已经超过了愿意合作的范围。内塔尼亚胡希望保留原有联盟，又需要新的支持者；埃森科特希望更换政府，但又只能和他极力反对的阿拉伯政党合作。

谁先解决这一矛盾，谁才可能组阁成功。以色列选民已经完成投票，接下来要接受检验的，是政治人物兑现承诺与协调妥协的能力。

作者：朱兆一

编辑：徐方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