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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各家舞厅陆续停业整顿之后,陈桂英一下子断了原先的收入。
她父亲早年患病离世,母亲守着镇上一个小菜摊讨生活,起早贪黑,挣的钱只够勉强糊口。弟弟在省城念本科,每个月的生活费、学杂费,大半都靠她补贴。家里人至今都不知情,母亲逢人就讲,闺女在成都写字楼做行政文员,工作安稳体面。
从前上班穿的细高跟、一整套化妆的东西,她打包装进纸箱,塞到储物间最里面。平日里一身简单的牛仔长裤、白帆布鞋,没事就往郊外的山边溜达,看看野草树木,静下心捋一捋往后的路。她心里明白,一旦走过那条来钱快的路子,那段过往就像粘在身上的胶布,想撕干净太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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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不怕暂时手头紧,最怕一个人待在出租屋,天天被账单压着,熬到心态垮掉,又动摇心思走回老路。
山脚下有一间小小的便民代销点,守店的老婆婆天天煮茶叶蛋卖。这天桂英路过,看见婆婆往保温桶里续热水,白蒙蒙的热气往上飘。她站在路边静静看着,鼻尖一酸,眼眶慢慢湿了。
之前在舞厅上班,回款快,每个月她都按时转钱回家,弟弟读书的开销才有着落。这些事,她瞒得严严实实,从来不敢跟家里吐露半个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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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些天,以前场子里认识的一个熟人找到她,悄悄牵线,说有活,一晚上能拿两千。桂英没半分犹豫,直接把话说得很硬,点明这事违法,再纠缠就报警,那人碰了一鼻子灰,赶紧走开。
推开这份唾手可得的快钱,也就意味着,她要独自扛下所有拮据的日子。
几经打听,她在城西一家家常面馆找到了收银员的岗位。每天按时打卡,系着藏青色围裙,扫码、记账、帮着收拾桌面。店里管一顿午饭,吃得踏实,这段时间脸上长了点肉,气色柔和了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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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依旧以为她坐在办公室敲键盘,只晓得女儿每个月按时打钱,省心懂事。只有桂英自己清楚,面馆收银的薪资微薄,能不能长期撑起弟弟读书的开销、贴补家里,一点把握都没有。
想要从泥潭里爬出来重新做人,最难的根本不是换掉漂亮衣裳、卸掉浓妆的那一刻。真正的考验,是往后无数个捉襟见肘的日子,在缺钱难熬的时候,能不能咬紧牙关,守住底线,不再回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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