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会祥｜怀念寿田

怀念寿田

□孟会祥

2026年8月25日，姜寿田先生逝世，享年64岁。第二天，看到了消息，不敢相信，又不能不信，心里很难受。但我并没有立刻写点什么，除了伤怀，并没有在他刚刚作古之际，必须马上要说的话。29日，我也没有去青岛告别，托王荣生先生代为致意，与寿田夫人通了电话。我与寿田先生是二十余年的同事，心里一直敬重他，虽不敢谬托知己，我自认为也算他的朋友吧。

一

2001年10月，我到《书法导报》务工，大约半个月后，寿田先生来，就成了同事。那时候，报社暂址省文联老北楼，相当简陋，但报社自汴迁郑，也算个关键的节点，大家都有一种跟着王荣生先生要做一番事业的劲头。不过，我是只想作一个编辑本分而已，而寿田先生更多带着书法的理想。

此前，寿田先生在书法界已有相当大的影响。他对《导报》的感情，一方面是因为与王荣生先生相识已久，交往颇多；另一方面，有一个时期，《导报》曾经在一版开设过学术、评论专栏，而且大字标题，盖过所谓的“头条”，寿田先生也是参与撰文的作者之一，这让他兴奋、期许。随着报纸版面分工的明晰化，一版倒以新闻为主了，不过寿田先生主持理论、评论版面，也迎来了风生水起的机缘。

其一是“流行书风”大讨论，发端于周俊杰先生致王镛先生的公开信，《导报》发表后，王镛先生回复，好像是交互了两三次，引发了广泛的参与。寿田先生其实不反对“流行书风”，当然也不反对正大书风，不过他敏锐地察觉“流行书风”的理论支撑不足，其阵营中书家、学者各自的阐述也不尽一致。这一问题，大概直到今天也没有完善解决。讨论不可能有胜负的结果，不过讨论本身引发了书坛的思考，正所谓“笔墨官司，有比无好”。此后书坛倾向于传统，关于继承与创新，《导报》也组织、吸引过大量文章，寿田先生是编辑，也是参与者之一。

其二是“现代书法家批评”。稿写在方格纸上，数十篇，早已写好，没有发表。记得当初发表时，寿田先生曾经问我，说编辑发自己的文章是不是不合适？是不是要化名？我说不必，“外举不避仇，内举不避亲”，文章有价值就合用，不必顾虑。每一篇发表前我都学习过，基本上提不出来什么意见。他说，前几年对书坛颇为失望，准备写这一组文章告别书坛。这话我信，因为文章没什么曲笔，直陈己见，议论风发，很是爽辣，深见其学术功底和洞察力。而所论书家，盖棺者一部分，大部分还健在，也不免引起争议。其中，有一位书家是所论名家的门人，看了文章，打电话来指责，隔空而不胜怒，竟约以拳脚上见高低，寿田问：“你体重多少斤？”还好后来没有践诺。这组稿件，形式上可能受梅墨生的影响，但寿田先生更注重史的眼光，所以有高屋建瓴之感，一时纸贵洛阳。后来，经黄思源先生手，在河南美术出版社出版，大卖。沿着这个理路，寿田先生又写了《现代画家批评》《当代画家地域风格史》等著作，对他的学术走向影响不小。

寿田先生精力过人，后来虽然社会活动频繁，仍不时有大块文章发表。不过，成名之后，应请索的文章占比也就大了，这也是没有办法的。

二

与一般的“书法理论家”“书法批评家”相比，寿田当得起“学人”二字。

寿田长发造型，常常西装革履，似乎很洋派，其实他的国学底子很厚，早年背诵过大量经典，作过大量笔记。而且他记忆力很强，生僻字查过就不怎么忘，又熟悉典故，所以即使读古奥的书，也几乎没有障碍。记得有次我写个稿子，用了“莺其鸣矣”四个字，寿田说，你记错了，应为“嘤其鸣矣”。我有点不信，一查，果然。“出自幽谷，迁于乔木。嘤其鸣矣，求其友声”，古人或把嘤嘤而鸣的鸟解为莺，我记岔了。

“书法美学大讨论”时期，可谓中国书法理论的觉醒期。当时围绕书法是不是艺术的问题，参与者免不了在中国经典和国外艺术理论中找依据。寿田有深厚的中国传统哲学底子，又广泛学习了西方哲学、美学经典，现代乃至后现代艺术理论，所以得心应手，而且，其宏大叙事的理论风格，也由此建立。受“西学东渐”余风所煽，很多学者爱用翻译体欧化句式，寿田亦不免受影响，但耐心读去，他还是能化用的，亦古亦新，倒真有点“五四”学人的况味。

大约20世纪90年代之后，学人思潮渐有所告别、有所回归，书斋学问渐渐占了上风，而书法相对滞后一些，仍以寻找突破为前沿，“主义”频出，旗帜缤纷。一直到新世纪初“流行书风”大讨论之际，整个社会思潮、书坛人事、教育发展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传统”成为主流。而不甘平庸的书法学人，在理论和实践方面继续向纵深探索。我认为寿田是这一时期的理论中坚之一。在学问框架上，他大量研读新儒学著作，试图寻找文化发展的出路；在治学方法上，广泛借鉴文史哲社领域的成果，试图建立新的学理规则；在书法创作上，期望书法的现代性、现代化，以应和时代的发展。这一学术理路是一以贯之的，只是后期他更回向书法本体，以解决书法史模糊问题和当代创作思路问题，那种康有为式的把社会、思潮、方向、路径一举革故鼎新的雄心，尚未能实现。

我学植浅陋，当然没有评价寿田先生的资格。西谚有云：“仆人眼里无英雄。”离得近，反而“当时只道是寻常”。不过，就我浅薄的认识看，寿田先生的理论贡献，主要有两方面。

其一是书法史方面。注重史学是中国学人的传统，大概自孔子作《春秋》始。据说，姚名达问梁启超：“近自患学问太多，而欲集中精力于一点，此一点为何？”梁启超说：“史也，史也！”鉴往知来，以史为先。寿田先生著《魏晋南北朝书法史稿》《中国书法理论史》《中国书法史绎·本体卷》《当代国画流派地域风格史》，主编《中国书法批评史》《中国书法发展史》，足见其史学、史才、史识。其实《现代书法家批评》《现代画家批评》亦可作史看，他正是以史家眼光进行批评的。在史学方面，他重思辩轻考据，力求在史实基础上寻绎规律、揭橥（寿田爱用的词）本质，而不陷于饾饤之学。寿田先生身体力行之余，长期呼吁关注真正的宏观理论，可惜和者盖寡，现在的学术，似乎越发技术化、功利化了。

其二是当代创作阐释。基于史学认知，更基于现代书家批评实践，寿田先生对传统帖学的衰落，以及碑学的困境有足够的认识，甚至“碑帖融合”也过于笼统。因而早年他倾心于“书法的现代性”或“现代转型”。虽然这个概念不一定是他明确提出的，但他更确切地运用于考察当代书法创作。记得世纪之初他说过，他对田绍登、陈硕的创作寄予很大希望，大抵是亦古亦新，寻求突破。“泛碑学”这一概念，我不确定是否是寿田先生最早提出的，但至少，从口头到行文，他是早最、最频繁使用者之一。传统碑学的范畴，经过多次扩大，最初指魏碑，然后到墓志、造像、摩崖、残石，后来扩大到汉碑、秦碑，再扩大到甲骨钟鼎，再扩大到简牍、砖瓦、骨签、残纸等，“泛碑学”这一概念是相对准确的。“新帖学”这一概念，就我所知是寿田先生最早明确界定的，张旭光先生在概念和创作两方面予以明确。尽管当前帖派代表性书家的创作方向呈现分化的趋势，这一概念至少回应了以“笔法再发现”为核心的当代创作流变，也客观上启发了帖学的独立性及今后发展。

当然，这两方面的成就，只是举其大端。在其浩繁的著述中，真知灼见层出不穷，是对当代书法的贡献，也是留给后人的思想、学术财富。

三

书法理论家大抵因爱好书法而起，寿田先生也不例外。反过来，以学养为书，他的书法创作又受益其理论素养。

我不知道他早年的学书经历，然其祖、父皆读书，世业岐黄，寿田先生也是学医出身。其兄姜寿民先生，1951年生，长寿田12岁，名篆刻家。有此家庭环境，想其幼功也非泛泛。后来寿田先生负笈余杭，从陈振濂先生游，师友率皆高手，自是书艺大进。大概是欲扬长避短，也可能学术有更深长的意味，所以他以学术为主，而书法创作倒真成余事了。

我们曾经对桌办公，编辑著述之暇，寿田先生拿着钢笔信手练字。他好写颜体行书，也好写康有为行书，钢笔字写得杏仁大小，甚或核桃大小，真力弥满，气可吞牛。寿田的毛笔字，于是有点碑味颜行的意思，中宫宽松，而带点生拙之感，不像钢笔字那么酣畅。梅墨生先生的字，大体上也可认为是碑味颜行，寿田先生是否受其影响，我不太清楚，也可能是暗合。说来也怪，寿田钢笔字好拓而大之，毛笔字却偏爱小字。特别是关注帖学多了之后，写得更婉转清娟，特别是抄婉约派宋词，长卷大轴，一笔不苟，清空之气扑面而来，足见其思致之细腻与定力之深沉。如果没有伏案读书写作的学术训练，恐怕是写不出这种味道的。这种主流风格之外，他还喜欢章草，喜欢《济白帖》《李柏文书》，古朴烂漫之气，自然融会在他的字里。

有位名家朋友曾说，寿田的字不自信。早先，确实有点儿，即便其创作水平日益提高之时，可能还有点“自有仙才自不知”。但是，后来多次办展，好评不断，其自信心自然提升。有位名家好友，为其所藏当代名宿作品征题跋，曾经让我写，我不敢唐突，后来我看到寿田以章草题数行，文辞深雅，书法典丽，与名宿作品相照，洵无愧色。好友让我评价寿田的字，我说深心佩服。好友认为我说的是应酬话，实际上我说的是真心话。我对歇斯底里式的狰狞、扭曲压抑式的稚拙、嘴歪眼斜式的辨识度、精雕细琢式的匠气，搽脂抹粉式的齁甜、逞才使气式的张扬，甚至装深沉的所谓“有东西”，都不是太认可，而寿田这种自自然然写出的东西，算是学者字、文人字与书家字的混合体，还真能打动人。

寿田先生就这样写下去，如果写到古稀、写到耄耋，一定会更从容、更松静、更排奡（寿田爱用的词）、更隽永。天不假年，惜哉！

四

寿田兄并不是只会埋头作学问，他交游广阔，策划过很多展览、学术及社会活动，都很成功，也有影响，这是一般人做不到的。他很会打理生活，衣着考究得体，举止彬彬有礼。他并不讷于言，往往纵论天下事，慷慨激昂，见识也卓荦（寿田爱用的词）不群。他是性情中人，喜怒形于色。要认可你，就什么都给你说，要不认可，也会不留情面。因为观点、事务，与若干人产生过矛盾，特别是在网上，双方都颇有不够斯文之处，想来大家也有了解。性格使然，也不见得有什么深仇大恨。“大量化横逆”，恐怕只是一个说法，爆发一下，也许是最快恢复平衡的途径。他遽然而逝，有的人说是因为生气，我不相信。很多风浪都经过了，他拿得起放得下，断然不至于。他身材魁梧，不抽烟，只偶尔喝点啤酒，精力过人，而且有学医的底子，会自我调养，完全是健康潇洒的形象。只记得好像血压有点问题，也没影响什么。现在想来，影影绰绰间，似乎四肢相对渐渐纤细，应是糖尿病的原因。

近些年，寿田影响日巨，外界邀约不断，就不坐班了，我们见面也就少了；后来他受聘河北美院，见面就更少了；有时我们相互赠送的书籍，也就放彼此桌子上而已。前年吧，记不清一个外省的什么活动，我在宾馆吃过早饭，突然看见寿田先生也在吃早饭，过去打招呼，见他的面貌清癯，脸好像比以前小了一圈，便疑心他是不是病了。因为他与友人一起，也没有问。去年，又在一个外省的活动中相遇，看他的状态，似已基本恢复，更不在意，来去匆匆，各自散去。此后便再无联系。

死者已矣。孙过庭说“或藉甚不渝，人亡业显”，希望寿田先生能印证这句话。不过，平心而论，当代书法复兴四十余年，将来史上，究竟能留下什么作品、什么著述、什么人物，我感觉是一片茫然。我自问是“随其流而扬其波”“哺其糟而啜其醨”，得过且过的人，所以对寿田先生以书法为职志的抱负、精神，致以崇高的敬意。也许他的著作称不上“经典名著”，他的作品称不上“经典名作”，但必将汇入中国书法发展的长河而不朽。

是为怀念。

2026年9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