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走茶凉,这话谁都听过。
一个被判了无期徒刑的人,2001年保外就医回到昆明,按理说家门口该冷冷清清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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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褚时健家的客厅里,茶杯摆满了茶几,一拨客人刚走,下一拨又进了门,茶水压根没机会凉下来。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想弄明白这些,得把褚时健这辈子的起起落落,从头到尾捋一遍。
先说说眼下。
今年十月,哀牢山又到了橙子季。
这一年是褚氏农业深耕橙子种植的第二十四个年头,10月17日迎来一年一度的丰收节,10月20日,哀牢山的褚橙正式开园采摘。
接过父亲那片山的褚一斌,今年已经63岁,他还自称农民。
褚氏农业旗下品牌年销售额超过4亿元,带动山区2000多户农民增收。
老人走了七年,那颗橙子还是按时从山上下来。
他是中国“烟王”,亲手把一家濒临倒闭的烟厂打造成了百亿商业帝国。
他也是商界永不言败的斗士,虽然一度跌入人生谷底,却在耄耋之年成功逆袭,成为中国“橙王”。
从牢狱之灾到二次创业,他用一生诠释了什么叫大起大落。
在他的字典里没有“认输”,只有“再来”。
他就是中国商界传奇褚时健。
1928年,褚时健出生在云南省玉溪市的一个农民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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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岁那年,父亲褚开韫在日军轰炸中身亡,年少的褚时健只能早早挑起家庭重担,接手家中的半间酒坊。
褚时健从小要强又聪明,经过仔细观察和反复研究,很快总结出了酿酒的规律。
季节不同,出酒量就不同;灶台边和门口的出酒量也不一样。
因为掌握了这些规律,别人家要用三斤包谷才能烤出一斤酒,褚时健只需两斤半包谷就能做到。
从那时起,褚时健便明白了一个道理:万事万物都有自己的规律,把规律搞清楚了,办法自然也就有了。
1949年,褚时健参加了云南武装边纵游击队,任二支队十四团九连指导员。
云南解放后,部队就地整编,褚时健被安排到彝良县工作。
此后,他先后担任征粮组组长、盘溪区区长、玉溪地区行署人事科长等职务,并在此期间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58年底,31岁的褚时健被打成右派,全家被下放到云南元江农场接受劳动改造。
命运突然变了样,他没有就此一蹶不振,而是积极带领大家种地、榨糖、酿酒,在艰苦的环境里努力寻找生机,用自己的双手给身边的人撑起一片希望。
四年后,褚时健被调到玉溪地区的曼蚌糖厂担任副厂长。
当时的曼蚌糖厂深陷亏损泥潭,财政补贴不断,却依旧入不敷出。
褚时健到任后没有急着开展工作,而是先到生产一线蹲了一个多月,把实际情况摸清楚,给后面的改革打下了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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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细心观察,他很快找到了降本增效的办法:先是把榨完糖的甘蔗渣烘干脱水后当作燃料,大大减少了燃料消耗;随后又引进新设备,提高了出糖率。
他只用了一年时间,就让糖厂扭亏为盈,此后盈利连年攀升,糖厂面貌焕然一新。
1979年,褚时健调任玉溪卷烟厂厂长。
当时的玉溪卷烟厂是一家濒临倒闭的亏损企业。
到任后,他立即确立了“企业就是要挣钱”的经营理念,贷款引进国外先进生产线的同时,又借款给烟农种植一流烟叶,从源头上大幅提高了卷烟的品质和产量。
到1989年,玉溪卷烟厂的产量已超过100万箱,利税超过20亿元,两年后又登上了亚洲第一大烟草企业的宝座,褚时健也因此赢得了“亚洲烟王”的美誉。
1993年,云南红塔山集团有限公司正式成立,褚时健出任公司董事长,带领企业迈入新的发展阶段。
在他的带领下,红塔集团把红塔山品牌推向了世界名烟行列,经营范围也拓展到新型化工、能源、金融等16个行业,投资项目多达44个,在他执掌期间打下的基础之上,红塔集团后续累计为国家贡献利税至少 1400 亿元。
一家曾经濒临倒闭的小烟厂,就这样成长为举足轻重的商业帝国。
就在褚时健执掌企业的第17个年头,命运却和他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
1995年,中央纪委接到举报,称有人通过向褚时健的家人行贿来获取卷烟指标。
随后,褚时健的七妹、七弟、女儿和妻子相继被带走调查。
不久,女儿褚映群在狱中留下遗书后自杀身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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褚时健本人也因贪污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被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昔日风光无限的“烟王”,就此跌入人生的最低谷。
2001年,褚时健因患严重的糖尿病获批保外就医,回到老家养病。
这时他虽然已经73岁,心里的创业之火却从没熄灭。
他在哀牢山承包了2400亩荒山,开始了人生的第二次创业:种橙子。
橙子从种下到挂果需要六年时间。
在漫长的等待里,褚时健不是在山里查看果苗,就是不停地翻书查资料、钻研种植技术。
到最后,他种橙子比许多农业技术人员还要专业。
2006年,橙子终于挂果。
凭着极好的口感,“褚橙”慢慢在云南昆明火了起来。
褚时健84岁时,褚橙大规模进入全国市场,销售额达到1亿多元,纯利润达到7000多万元,他也因此被称为中国“橙王”。
因为他跌宕起伏的人生经历,人们都管褚橙叫“励志橙”。
2019年3月5日,91岁的褚时健在家乡玉溪辞世,一代商业传奇就此画上句号。
但他身处困境时不屈不挠、勇于拼搏的精神,依然激励着无数后来者奋勇前行。
他的一生告诉人们:跌倒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失去重新站起来的勇气。
说回2001年昆明那间客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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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保外就医的褚时健头发全白了,人瘦了一大圈,走路也慢,是马静芬扶着进的门。
没过多久,茶几上就摆满了茶杯。
有人从玉溪专门赶来,手里拎着自家的土特产,进门第一句还是那声“褚厂长”。
来的人各有各的样子。
有的刚坐下,就聊起厂里的老故事;有的不太会说话,搓着手半天,只憋出一句“身体还撑得住吧”。
老人坐在沙发上听着,时不时点个头。
这时候离1999年1月9日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宣判才过去两年多,“无期徒刑”四个字还压在他身上。
按常理,这种时候亲朋好友都躲着走。
可褚家门口偏偏不冷清,老同事来了,生意场上的老熟人也来了,就连一些当年不敢多搭话的人,也托人捎来一句“保重”。
任新民听说了这番场面,没多说什么,只留下一句:“他做事公正。”
这句话,得放回玉溪卷烟厂才看得懂。
褚时健当厂长那会儿,出了名的较真。
上班迟到早退要罚,产品质量出问题要罚,班组想糊弄过关,照样罚。
背地里骂他心硬、不讲情面的人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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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工人们也看得见,厂里挣了钱,大头都花在了新设备和职工生活上。
生活区盖起来了,工人们搬进带厨房、带卫生间的单元房,孩子上学也不用发愁。
红塔山名气越来越响,厂门口想拿烟的、想递条子的排起了队。
褚时健那支笔签下去,就能让人发财。
他偏把规矩卡得死死的,烟走渠道,价按规矩,谁打招呼都没用,亲戚想沾光也碰了钉子。
这么一来,职工觉得日子有奔头,想走门路的人却处处碰壁。
任新民说的公正,说白了就是一碗水端平,还端在明面上。
所以人倒了,还有人愿意上门喊一声“褚厂长”,图的不是权,是心里那本明白账。
不过这本账还有另一页,法院认定的罪名白纸黑字,越过法律红线这一步,谁也替他抹不掉。
褚时健自己也说过,宁愿多做事,少说话。
出狱后,他没在昆明家里坐等别人上门喝茶,转身就和马静芬上了哀牢山。
七十多岁的人,还带着病,山路要走,土要改,水要引,果树得一棵一棵照看。
剪枝、施肥、疏果全都定了标准,不合格的果子一个也别想混进去卖。
当年烟厂那股较真劲儿,原封不动搬进了果园。
2014年,八十多岁的他还在念叨,企业要是对社会没好处,就没必要存在。
如今哀牢山上的橙树年年挂果,红塔山的老名字也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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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想想2001年那间客厅,门口又进来一位老熟人,老人抬头认了半天,终于叫出了名字。
手边那杯茶,还热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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