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了骨头还要被我玩”，配做医生吗？

文 |文心一言
首发 | 公众号云海观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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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不配位，‌必有灾殃。

最近有两件事，放在一起看，着实令人心情沉重。

一个是辽宁康平县高级中学组织学生做肺结核筛查，结果医护人员竟然拿着一根针头，接连给78名学生做了皮试。

另外一件事，也是和医护人员相关的。网传的一段解剖课堂的视频，有医学生公然在大体老师的骨骼上，写下“你好可怜哦，死了骨头还被我玩”“摸我好舒服”这类低俗轻佻的文字。

脊背发凉啊！

什么时候，救死扶伤的白衣天使，竟然成了这个样子？

一具躺进医学院解剖室的遗体，在医生眼里，到底是什么？是教材，是资源，还是玩物？

那些躺在课堂上的活体大师，他们可都曾经是一个个活过的人啊！

据鲁网报道，有医学生在实训课上发现，一具人体骨骼标本上，被人写上了“死了骨头还要被我玩”这样一行字。

另外大象新闻报道，湖南长沙某学校的一名大一新生，把大体老师的头骨戴上眼镜拍照发朋友圈，配文“有学问的大体老师”；另一张照片里，他握着头骨，写道“握不住他的手没关系，我们可以握头骨”。

注意，那不是一个模型，不是道具，那是一具真实的、曾经有血有肉的人留下的骨骼。

上面每一块骨头，都连着一整段人生。

先解释一下什么叫“大体老师”。

这是医学界对遗体捐献者的尊称，没有之一。

他们生前自愿签下捐献协议，在自己生命结束后，把身体无偿交给医学院，供解剖教学和科学研究。

说得直白一点：他们用自己的身体，给素不相识的年轻人当“教材”，而且这份教材，只能用一次。

中国人讲究“身体发肤，受之父母”，死后保全身体，是很多人心里根深蒂固的执念。所以每一个做出遗体捐献决定的人，都要先跨过自己心理上的那道坎，再去说服家人。

这件事的分量，比很多人想象的重得多。

正常来说，医学院是怎么对待他们的？

第一堂解剖课之前，学生要先接受伦理教育，向“大体老师”默哀、献花、鞠躬。

很多学校把“对大体老师的尊重”，当成医学生的第一课，年年讲、届届讲。

健康时报2024年报道过一个让人鼻子发酸的故事。

2011年夏天，江苏宿迁一个农民家庭的女孩李娟，考上了南京医科大学。她家穷，考上大学是全家的骄傲。可入学才两个多月，她就被确诊为中晚期黑色素瘤。

生命进入倒计时，她做了一个决定：把遗体捐给学校。

她跟家人说，希望拿自己做案例，让学校研究出治疗新药，“我也想永远留在这个梦开始的地方，让我去给同学们做第一堂课的教案吧”。

离开那天是冬天。她临终前，对守在床边的父亲小声说：“我听到学校的120来接我了，我要回学校了。”

就这一句话，很多人读一次，眼眶红一次。

她成了南京第5497名“捐友”。

此后很多年，每一届新生上解剖第一课前，老师都会带他们去医学伦理教育馆，向李娟和所有大体老师默哀致敬。

有人说，不必上纲上线，只是学生们的玩笑话而已——“死了骨头还要被我玩”，看完这些故事，你还觉得，这只是“不合时宜的玩笑”吗？

医学生要成为合格的外科医生，必须克服对鲜血和尸体的恐惧，这是职业需要。但“不恐惧”和“不尊重”，是两码事。

冷静地面对曾经害怕的东西，和把逝者降格成拍照玩梗、博取流量的道具，中间隔着一条不该越过的红线。

医学界流传着一句话：医学生是在“大体老师”身上练出来的，宁可让他们在标本上练上千遍，也不愿让病人在手术台上担风险。

所以，每一个熟练的临床操作背后，都站着无数个沉默的“老师”。这份馈赠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它建立在一个人最无私的善意之上。

而善意，最经不起辜负。

而且，嬉笑大体这件事，已经不是简单的违纪了。

《民法典》第994条写得清清楚楚：死者的姓名、肖像、名誉、荣誉、隐私、遗体等受到侵害的，其配偶、子女、父母有权依法请求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

翻译成大白话就是——人虽然走了，但遗体、遗骨和人格尊严依然受法律保护，哪怕是做成了教学标本，也不能随意涂写、亵渎。

已有律师指出，在骨骼标本上写这种话，构成对捐献者人格利益的侵害，逝者近亲属完全有权起诉，要求赔礼道歉、赔偿精神损失。

遗体捐献遵循自愿、无偿的原则，捐献的遗体只用于医学教学和科学研究。你把“供教学科研使用”，变成“供我玩梗取乐”，这是对法律边界的践踏，更是对捐献者意愿的背叛。

这件事最让人担心的，还不是个别人缺德，而是它正在消耗整个社会的信任。

遗体捐献，是一个建立在信任之上的制度。捐献者愿意在死后把身体交给医学院，是因为相信：遗体会被严肃地用于教学和科研，相信接触它的人会保有尊重。

如果公众看到的，是摆拍、涂鸦、玩梗——哪怕只是极少数人的越界——下一次，还有人愿意签下那份捐献协议吗？还有家属愿意点头吗？

这不是杞人忧天。

每一次类似事件曝光，都会劝退一批本来有意捐献的人。而那些在病床前替亲人做决定的家属，心里会多一道疑虑。

都说，医生是白衣天使，是生命的守护者，可是为何总有人拿着生命开玩笑？

说白了，是我们不够敬畏，没有从心底去认可所做的事。把“敬畏”变成了一场仪式而已，却没有把它变成一种习惯，一种源自内心的认可。

说到底，“大体老师”这四个字里，“老师”两个字不是客套，是真的在教书。他们教的第一课，不是人体结构，而是：一个人把身体交给另一个人，这份信任，重过千钧。

对医学生来说，将来要面对的病人里，很多人也会像李娟一样，把最脆弱的一面交到你手上。

你今天怎么对待一具无言的身体，明天就可能怎么对待一个活生生的人。

敬畏不是对着遗体鞠一个躬那么简单。它藏在每一次放下手术刀的轻柔里，藏在每一次对生命极限的坦诚里，藏在那些没有人监督的时刻里。

人都会离开这个世界。我们唯一能做的，是让每一个曾把生命托付给我们的“老师”，都走得有尊严。

这也是医患之间、人与人之间，最朴素的那份契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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