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不轻饶！李在明公开喊话，尹锡悦罪孽深重，必须施以极刑严惩

尹锡悦的内乱案进入二审，检方仍不接受无期徒刑的结果。

2026年10月29日，特检组再次要求法院判处死刑，指控当年的戒严意在长期独揽大权。

而早在2025年5月31日，李在明就曾公开表示，若尹锡悦因内乱罪获判终身监禁，就不应得到赦免。

一边要求顶格量刑，一边主张不予赦免，这场追责最终会走到哪一步？

这场追责的起点，是2024年12月3日的紧急戒严。

尹锡悦以清除反国家势力为由宣布戒严，随后军警被部署到国会，议员履职受到阻拦，总统与国会之间的矛盾由此进一步升级。

因为军队直接介入了政治，尹锡悦后来关于戒严目的的解释，也就成了审判中的关键。

他坚持这只是警告和呼吁，意在让民众了解在野党的做法，但法院着重审查的，是这些命令究竟要让国会停止什么工作。

2026年2月19日，首尔中央地方法院认定，尹锡悦意图通过派兵封锁国会、逮捕主要政治人物等方式，让国会无法正常履职，内乱头目罪成立，判处无期徒刑。

在我看来，法院抓住派兵这一步，并不难理解。

总统与国会争预算、争政策，都有制度内的处理办法；一旦调军队阻拦议员行使权力，掌握兵权的人就在试图决定，国会还能不能继续工作。

我个人觉得，这也是“只是警告”的辩解难以让人信服的原因。

警告可以通过讲话表达，派兵却会直接影响他人的行动自由和议会运转，已经产生的后果，必须放进责任认定里。

派兵目的得到一审认定后，检方仍认为无期徒刑太轻，控方与法院的分歧于是进一步集中到处罚力度上。

一审认定有罪，却没有接受检方的死刑请求。

因此，特检组在二审中重点追问：法院是否充分认定了戒严的准备过程，以及尹锡悦试图达到的目的。

按照特检组的说法，这次行动经过至少八个月准备；一审对准备时间和犯罪目的的认定过于狭窄，导致量刑偏轻。

这些是检方要求改判的理由，仍需由二审法院审查。

我更在意的，恰恰是准备过程能否查清。

准备了多久、参与者做过什么、命令要把哪些权力集中到谁手里，都会影响人们怎样理解这场戒严，也会影响法庭怎样评价主导者的责任。

按照我的理解，行动持续时间短，可以成为审查的情节；但它为何结束，同样需要讲清楚。

如果行动是因为受到抵抗才没有达到目的，就应当把这种阻力纳入考量，不能把失败的结果全部算作下令者主动克制。

正因为对责任轻重的判断不同，检方再次提出死刑请求，也把韩国长期不执行死刑的现实带进了庭审。

韩国自1997年12月以来没有再执行死刑。

特检组对此明确主张，长期不执行的实践，不应成为法院拒绝判处死刑的理由。

两种刑罚的后续路径，也确实存在差别。

韩国刑法规定，无期徒刑服刑满20年后，符合悔罪等条件者，才有可能获准假释；死刑本身不适用这套假释规则。

因此，量刑结果还会影响日后怎样处理服刑问题。

我个人觉得，这番求刑表态说明，检方希望法院在量刑上作出最严厉的评价。

但越是要求最重处罚，越需要把每项证据、每项加重情节与刑罚之间的关系讲透，才能让追责经得起后续审查。

而韩国过去的经历还留下另一个问题：即便判了重刑，日后会不会又因特赦而提前结束服刑？

这个问题之所以一直存在，与全斗焕的经历直接相关。

1996年，全斗焕因政变等罪行被判处死刑，后来改判无期徒刑；到了1997年，他获得特别赦免，离开监狱。

严厉判决与后来获释之间的落差，也成了此后韩国讨论前总统追责时反复提到的旧事。

正是提到这段往事，李在明在2025年5月31日接受采访时表示，全斗焕和卢泰愚获赦的经历，让尹锡悦觉得自己也可能得到赦免。

他当时还是总统候选人，主张尹锡悦若因内乱罪获判终身监禁，就不应获得赦免。

在我看来，李在明这番表态触及的，是严厉问责能否持续落实的问题。

如果掌权者把可能得到特赦，当成冒险之后的一条退路，那么判决作出时再严肃，也可能难以形成足够约束。

我个人觉得，对这种担忧，可以通过明确规则、严格落实判决来回应。

把责任追究到具体命令和具体行为上，让掌权者知道每一步越界都要承担后果，比围绕个人恩怨反复争吵，更能解释追责的意义。

也正因为责任最终要落实到判决，李在明关于赦免的表态，与特检组向法院提出的死刑请求，都应当各自写清归属。接下来决定刑罚的，仍是法庭对案件的审理。

截至2026年10月30日，二审尚未宣判。

按照公布的庭审安排，11月3日、5日还将继续结案程序，尹锡悦的最后陈述定在11月5日，随后再确定宣判日期。

在我看来，这也给尹锡悦留下了必须正面回应的问题：既然声称只是警告，为何要把军队派往国会？二审对命令目的和实际执行的审查，会比他如何给戒严命名，更直接地影响最后结果。

谁下令、做了什么、为何承担这样的刑罚，都应当查得明白。

把责任落实到证据和判决上，才能让这场追责留下防止重演的实际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