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明：从钦差大臣到历史反面

王明算不上天生就想搞破坏的野心家，可他推行的那一套错误路线，给中国革命造成的伤害，甚至比国民党反动派还要严重。
土地革命时期，他是“左”倾教条主义的头号代表，把各大苏区折腾得元气大伤；抗战刚打响，他又猛地从极“左”拐到极右，高喊“一切服从国民党”，把党内的思想和组织秩序搅得一团糟。
后来他长期待在苏联，还不断写文章攻击中共、歪曲抹黑毛泽东，彻底变成了崇苏反华的人物。
王明原名陈绍禹，1904年出生在安徽金寨。1925年他去到苏联，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读书。他俄语说得流利，记忆力也很好，但有个很大的问题：特别喜欢生搬硬套俄国革命的经验。把城市暴动、反对资产阶级、打击富农这些做法，直接固化成死板的条条框框。这套理论放在苏联的课堂上讲，看着很符合所谓“布尔什维克化”，可一旦拿到中国的农村苏区、边区根据地，或是国共谈判的现场，就完全脱离中国的真实情况。
王明能快速爬到高位，很大程度靠共产国际代表米夫一手提拔。
米夫看重他，并不是因为他懂中国国情，而是他吃透了共产国际那套话语，愿意无条件听莫斯科的安排。说白了，王明就像是斯大林手里的提线木偶。
1931年1月召开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既是王明人生的转折点，也是党史上一道绕不开的伤痕。
这场在上海开的会议，全程都有米夫在背后操纵，他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直接干预会议走向。
王明打着“反对立三路线”的旗号，嚷嚷着要对全党进行彻底改造。靠着米夫的运作，瞿秋白、李立三等人退出政治局，王明挤进了中央核心领导层。
会议事实上认可了王明写的小册子《两条路线》，这本书也成了“左”倾教条主义的总纲领。
王明的“左”倾错误，不是简单的做事激进，而是一套从头到尾都错了的完整体系。
政治上，他分不清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边界，搞“一次革命论”，把民族资产阶级、富农全都当成敌人。
九一八事变之后，国内民族矛盾已经上升，可他看不见这个变化，不愿意去争取中间势力，认定除了工人、农民和底层小资产阶级，其他所有阶层全都站到了反革命一边。
军事上，死抱着城市中心论不放，否定毛泽东“农村包围城市”这条正确道路。
到第五次反“围剿”的时候，先是盲目冒险进攻，打不动之后又死守阵地打消耗战，等到长征开始，又犯了逃跑主义的毛病。
土地政策也照搬苏联，搞“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还把贴合农村现实的土改政策，扣上“富农路线”“山沟里的马克思主义”的帽子。
组织层面更是大搞“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只要不认同这套路线，就会遭到批判打压。
苏区内部肃反不断扩大化，很多优秀的干部蒙受冤屈牺牲；白区的地下党组织损失惨重，何孟雄、林育南等一大批革命者不幸遇害。
中央还往各个地方派特派员，硬把这套错误路线推行到各个根据地。
这些错误带来的后果都是实实在在的：白区地下组织几乎被彻底摧毁，中央苏区被迫放弃，红军从几十万，缩减到长征出发时的数万人，等到落脚陕北，就只剩下几千骨干力量。
虽然王明人待在莫斯科，没有直接下达打仗的命令，但错误路线是由他代表的，理论纲领出自他之手，这份历史责任他推脱不掉。
1945年出台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就明确点明，以陈绍禹为首的“左”倾教条主义给革命带来了巨大伤害。
想要看懂王明为什么会犯下这么大错，不能只盯着他个人，也要看到当时共产国际本身就存在理论短板。
斯大林分析中国革命，直接照抄俄国革命的阶段划分，硬套到中国头上，把莫斯科的指示看得比各国革命的实际情况还要重。
这就造成了严重的理论错位。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前后，斯大林对中国国内各个阶级的判断，多次出现重大失误。
这套思路，和陈独秀的“二次革命论”有相似的病根：陈独秀把革命领导权拱手交给资产阶级；王明则走向另一个极端，想一步到位把反帝反封建、反资本主义全部干完，混淆革命阶段，把可以团结的同盟者全都推到对立面。
而毛泽东提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正好破解了这个困局：革命要分两步走，先搞新民主主义革命，再开展社会主义革命。
既不幻想坐等资产阶级革命成功，也不急于求成、妄图一步跨入社会主义。
1935年的遵义会议，重新确立了毛泽东在军事上的领导地位。
但那时候中共跟共产国际的电报联系断了，会议只能优先解决军事指挥的问题，没能把王明那套错误的政治路线彻底清算。
而且当时中共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从组织纪律上来说，公开否定共产国际的指示，几乎行不通。
王明在莫斯科反而坐上了共产国际的高位，这也为他后来回国继续传播错误思想埋下隐患。
1937年11月，王明从苏联回到国内。
他是以共产国际“钦差大臣”的身份回来的，在十二月会议上，公开批评洛川会议定下的正确方针，抛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右倾论调。
他看不上八路军新四军的敌后游击战，把抗战胜利的希望，全部押在国民党身上。
那时候毛泽东在党内一度陷入孤立，并不是道理站不住脚，而是王明头上顶着共产国际的光环，反对王明，很容易被扣上对抗共产国际的帽子。
之后王明去武汉担任长江局书记，理论上的错误，直接变成了组织上的越权行为：没经过中央批准，就冒用中共中央的名义对外发表宣言；不经毛泽东本人同意，假借毛泽东的名义接受记者采访；插手八路军的相关工作，还拒绝刊登毛泽东的理论文章。周恩来评价他，是“党外步步投降，党内处处独立”。
可在共产国际转变态度之前，想要纠正王明的错误，阻力非常大。
转机出现在任弼时去到莫斯科，把国内的真实情况，原原本本汇报给共产国际。季米特洛夫明确表态，应该支持在斗争实践当中历练出来的毛泽东，王明不要再去争夺党的最高领导权。这份重要的口信，由王稼祥带回国内。
1938年召开的六届六中全会，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撤销长江局，公开批判“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错误，正式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这次会议，基本纠正了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把坚持独立自主、开展敌后游击战确定为全党的行动方针。
毛泽东评价，六届六中全会，是决定中国之命运的会议。
从这之后，中共不再一味等着莫斯科下达指令，而是用中国战场的真实实践，证明自己路线的正确性。
王明的错误为什么能够持续那么久，背后有好几层现实原因。
第一，王明的路线被直接绑定成“共产国际路线”，反驳王明，就很容易被扣上反对布尔什维克的大帽子；
第二，八七会议之后，党内本身就存在一定的“左”倾情绪，王明的理论满是马列引文，包装得非常漂亮，迷惑了不少人；
第三，抗战刚开始，国共合作才刚刚建立，不少同志害怕统一战线破裂，很容易被王明“一切为了团结”的说法带偏；
第四，那时候毛泽东的领导地位还没有完全巩固，延安对于武汉长江局，并不具备绝对的管控能力；
还有更深层的一点：不少干部打心底迷信莫斯科给出的判断，不敢立足中国的现实去独立思考。
王明最迷惑人的地方就在于，他的错误，总是披着“代表国际正统”“顾全大局”的外衣。
直到共产国际看清中国实情，六届六中全会统一全党思想，大家才真正明白：共产国际的指示，并不等于适合中国的正确答案。
把王明放到近代历史当中，和崇日派、崇美派放在一起对比，我们就能看清近代国人向外寻找救国出路时，出现过的三类思想顽疾。
崇日派，早期不少人留日是为了救国，后来却堕落成汪精卫那样的投降派，把国家命运寄托在日本侵略者身上，丢掉了民族的主体性；
崇美派向往西方制度，想要直接照搬欧美的一套来改造中国，却无视中国本土的社会与阶级现状，丢掉了革命的阶级主体性。
而王明代表的崇苏教条主义，则是机械照搬外国革命经验，把外来的理论公式，凌驾于中国的客观现实之上。
这三类思想，给我们留下相同的历史教训：拯救国家的答案，永远不能直接从国外拿来就用，必须扎根本国的社会现实，依靠本民族的实践摸索，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