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博馆刊｜《战国纵横家书》“雎章”“泰行”解

马王堆帛书《战国纵横家书》五“苏秦谓燕王”章云：

王曰：“自复不足乎？”对曰：“自复而足，楚将不出雎（沮）、章（漳），秦将不出商阉（奄），齐不出吕旞（隧），燕将不出屋、注，晋将不萮（逾）泰（太）行，此皆以不复其常为进者。”

类似内容见于《战国策·燕策一》“苏代谓燕昭王”章：“以自忧为足，则秦不出殽塞，齐不出营丘，楚不出疏章。三王代位，五伯改政，皆以不自忧故也。”“人有恶苏秦于燕王者”章也有“君以自覆为可乎？则齐不益于营丘，足下不逾楚境，不窥于边城之外”的内容。

早期的帛书整理者认为，“商阉，当即商於，在今陕西省商县东”。由于“商於”处于楚、秦边界地带，遂使部分学者相信“边地”一说，并试图从“阉”“於”通假的角度加以解释。清华简《系年》公布之后，李学勤先生提出，“‘楚将不出沮漳，秦将不出商阉（奄），齐不出吕隧，燕将不出屋注’，所说是指各国的始出居地。秦出自商奄，正与《系年》所记吻合”，“始居地”或者“发源地”说从此成为流行意见。此后，王宁先生赞同傅斯年所说齐太公周公东征之后由“吕”改封于“齐”的意见，并根据上博简资料推断姜齐始封地“吕”位于今陕西境内；沈月女士认为“泰行”就是山西与河北两省间的太行山，“太行山是魏国的发源地”，都是“始居地”一说的延展。

本文认为，从清华简《系年》、上博简《举治王天下》的内容看，商阉、吕遂是秦人、齐人始居地的意见比较可信，而“雎章”不宜理解为楚人的始居地（“屋注”与燕国的关系仍需待考），“晋”指的是晋国，“泰行”在先秦秦汉时期仅指今河南焦作至济源间的一段，更不会是晋国魏氏或者“三家分晋”魏国的发源地。下面试作说明（文中引用古文字资料时采用宽式释文）。

一

楚人的始居地问题，需要区分为传说时代、历史时代两个层面。战国中期晚段的包山简文云“举祷楚先老童、祝融、毓酓”（《包山》简217）、“举祷荆王，自酓鹿以就武王”（《包山》简246），年代更早一些的新蔡楚简则说“赛祷于荆王，以逾训至文王”（《新蔡》甲三5）等，这些祭祷内容表明，老童、祝融、毓酓（鬻熊）都是楚人传说时代的“楚先”，而从“酓鹿（熊丽）”开始的各位“荆王”则是楚国先王，区别比较明显。值得注意的是，安大简《楚史》说颛顼生老童，是为楚先；季连就是穴熊、穴熊生熊丽，还明言穴熊“是为荆王”，与包山楚简有着明显的差异。蒋伟男先生已指出，安大简所说颛顼是楚先、穴熊为荆王以及《楚居》熊丽“胁生”事迹的神化色彩都是对传说与史实的有意模糊与加工，是世系衔接的政治需要。因此，楚国的历史时代应从酓鹿（熊丽）算起，考察楚人的始居地也应从熊丽开始。

历史时代的楚人始居地在哪里，传世文献里有一些记述。《墨子·非攻下》载“昔者楚熊丽，始讨此雎山之间”；《左传》昭公十二年楚灵王与右尹子革的对话中提到“昔我先王熊绎辟在荆山，筚路蓝缕以处草莽，跋涉山川以事天子”；《史记·楚世家》载“熊绎当周成王之时……封以子男之田，姓芈氏，居丹阳”。以往提出的各种“丹阳”地望意见中，以丹、淅流域一说的接受度较高。

已经公布的出土文献中，以清华简《楚居》记录的历史时代楚人始居地信息最为详尽，自熊绎到熊渠居住在夷屯，此后移居发渐、鄀、焚、宵、免、疆郢、沉郢、樊郢、为郢等，相关地名多达三十余个。统观《楚居》地名地望已有的讨论，尽管还有不同的解读意见，但多数学者已逐渐接受楚人的早期居地与“鄀”邻近，包括了“夷屯”等具体地名，在今汉水上游的丹淅流域。这也与学界对传世文献所载“丹阳”地望的讨论结果渐趋一致。也就是说，历史时期的楚人始居地就在今天汉水上游的丹、淅流域。

楚人的势力何时走出丹、淅流域，学界还有争议。西周铜器京师畯尊（《铭像》21:11784）云“王涉汉伐楚”，可与《初学记》引古本《竹书纪年》“周昭王十六年，伐楚荆，涉汉”相对应。李学勤先生认为，尊铭显示“楚应当在汉水的南面，从而昭王必须渡过汉水，才能攻击楚人”，“不管成王时所封熊绎的丹阳是不是在丹淅一带，昭王时的楚都只能是在汉南了”。也就是说，周昭王时楚国的中心已搬离丹淅之会，如此则尊铭的“涉汉伐楚”就与学界所持夷屯位于丹淅流域的意见相矛盾。对此，尹弘兵先生认为，周昭王所伐的是汉东地区尚未臣服于周的楚蛮、荆蛮族群而非楚国，其目的是恢复商代以来以盘龙城为据点控制长江中游地区的政治地理格局。程浩先生认为，周昭王时楚人的中心仍在丹淅流域，周人南征讨伐的是楚蛮而非芈姓之楚，而后者恰恰是协助南征的沿途方国之一；熊渠之时能够“甚得江汉间民和”（《楚世家》）并占据楚蛮之地，“或许即与在昭王的带领下联合汉东诸侯对楚蛮的打击有关”。今按，《楚世家》载熊渠“乃兴兵伐庸、杨粤，至于鄂”，“乃立其长子康为句亶王，中子红为鄂王，少子执疵为越章王，皆在江上楚蛮之地”，杨粤、句亶的地望待考，“庸”在今湖北竹山县南，“鄂”在今河南南阳市，说明熊渠之时楚人曾短暂地到达并控制汉水以南、南阳盆地的一侧。

帛书的“雎（沮）、章（漳）”，已有的注解均指认为湖北省境内的今沮、漳河（起源于湖北保康县境内的荆山，在荆州市以西汇入长江），已有的历史地图、先秦史论著多数也是将先秦时期的沮、漳认定为今天的沮、漳河。将帛书“雎章”理解为楚人始居地的话，就和楚简所述楚人早期居地在今丹淅流域有着明显的空间差异。程浩先生注意到了这一问题，并作出了解释：“沮漳是江汉间的沮水、漳水流域，是春秋以后楚国的核心区域”，“战国时人为了申张自己的学说往往会用夸张的手法对历史进行描述，对于真实性的要求通常没那么严格”，帛书该章的立论者“不一定熟悉楚国的早期历史。按照我们的理解，楚人在熊丽之时还远未涉足沮漳……大概是由于已经不知道楚人出自丹淅”，才会出现将沮、漳视为楚人始居地的情况。

之所以出现丹淅与雎章的地理位差、战国时期的策士不知道楚人始居地在丹淅等解释，根源在于受到了“始居地”一说的诱导。退一步讲，如果策士所说是指楚人始居地的话，直接说成“楚将不出丹阳/荆山”就可以了。实际上，帛书“楚将不出雎（沮）、章（漳），秦将不出商阉（奄），齐不出吕旞（隧），燕将不出屋、注，晋将不萮（逾）泰（太）行”的着重点是说，“不自复而足”的话各国才会从这些地方走出来。据《左传》《国语》等文献，两周之际楚武王“于是乎开濮地而有之”“克州、蓼，服随、唐”“得志于汉东”，楚国从此逐渐发展成为雄踞南方的“春秋五霸”之一。“雎章”作为楚人崛起前夕的主要活动区域，是不能看作始居地的。

二

帛书“晋将不萮（逾）泰（太）行”这一句不见于今本《战国策》。对于“晋”，已知的几种帛书注释本都认为“战国时所说晋国，大都指魏国”。李学勤在引用帛书这句话讲述各国的始居地时，因“泰行”并非晋国的始居地，所以没有提及“晋将不萮泰行”，由此可以推想他不认为这个“晋”是战国时期的魏国。对于“泰行”，帛书整理本大多不作注释，只有沈月女士明确提出“泰行”即太行山、太行山是魏国的发源地。这些说法是有问题的，下面试作说明。

“泰行”就是《尚书·禹贡》《战国策》《吕氏春秋·有始》中的“太行”，《左传》襄公十二年、云梦睡虎地秦简《编年记》作“大行”。值得注意的是，春秋战国时期太行山的位置，在今河南焦作至济源一带，并不等同于今天晋冀两省交界处的太行山脉。《左传》襄公二十三年“齐侯遂伐晋，取朝歌，为二队，入孟门，登大行”，“孟门”“大行”即太行八陉的“白陉”“太行陉”，分别在今河南辉县市附近、沁阳市。《汉志》河内郡山阳县“东太行山在西北”、野王县“太行山在西北”，描述的就是先秦、秦汉时期太行山的位置。清代学者张琦认为，太行“在怀泽间，尤为南北之险隘，其道即谓羊肠道也”。太行山的地望越过“孟门”向北延展并最终形成今天的地理观念是从隋代开始这一进程的。由于没有注意这一动态变化，现当代的历史地图工具书在标绘太行山的位置时大都出现了偏差。

战国时期魏国称作“晋”，既有自称也有它称。同为晋之别的赵国也有以“晋”代称之例，比如《战国策·秦策二》“陉山之事”章云：“今破齐以肥赵；赵，秦之深雠，不利于秦。一也。秦之谋者必曰：‘破齐弊晋，而后制晋、楚之胜。’”《注》云：“此晋，赵也。以赵破齐，齐破，赵亦敝。”既然帛书“泰行”太行山在今河南焦作、济源一线，“晋将不萮（逾）泰（太）行”的“晋”自然就和战国时期的魏国没有关系，而只能是始封于今山西西南部的姬姓晋国。

《左传》僖公二十五年（前635年）周王赏赐晋文公，“与之阳樊、温、原、攒茅之田。晋于是始启南阳”。《国语·晋语四》记述周王所赐之地更为详细：“赐公南阳阳樊、温、原、州、陉、絺、组、攒茅之田。”这些封赏给晋国的南阳之邑，正好位于太行山脉的东面，晋国由此开始突破山西西南部的区域范围。晋国从始封时“河、汾之东，方百里”（《史记·晋世家》）的地方诸侯，发展成为横跨晋冀豫陕的“春秋五霸”之一，晋文公时“萮（逾）泰（太）行”（获得南阳之地）迈出了极其关键的一步，所以策士以此作为“不自复而足”“以不复其常为进者”的例证。

（本文首刊于《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26年第9期，作者吴良宝[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澎湃新闻经授权发布，原文注释从略。）

来源：吴良宝（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