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宣和年间，青州城外，鲁智深、武松、杨志率二龙山人马与呼延灼交锋。战事尚未分出胜负，杨志却突然提出请梁山宋江前来相助。这个决定，看似稳妥，实际上把二龙山的方向交给了另一个势力。
鲁智深没有当场翻脸，武松也没有拔刀相向。原因并不复杂：杨志虽有私心，却没有背叛二龙山，更不是投敌之人。他们需要一个能打的同伴，也顾及山寨内部的团结。说到底，鲁智深和武松不杀杨志，并非认可他的为人，而是没有把个人好恶置于大局之上。
杨志真正让人不满的地方，恰恰不是武艺不够，而是遇事总想着保全自己。
他出身将门的说法，在小说里颇有传奇色彩。杨志自称“三代将门之后”，又被称为“青面兽”，这层身份给了他很强的自尊，也给了他一种高人一等的姿态。可身份越高，担当就该越重；杨志偏偏常常只记得身份，不愿承担后果。
押送花石纲时，十纲船只在黄河途中失散，杨志没有回去请罪，而是选择逃走。后来他带着金银，试图打通关节，重新谋求职位。这样的做法，不能简单解释为“时运不济”。花石纲本就是民间深受其害的一项差役，负责押运的人往往仗势扰民。杨志若只把丢失贡物看作自己的倒霉，而不问百姓因何受苦，便说明他首先想到的是仕途，而非责任。
第二件事，是押运生辰纲。
这一路上，杨志对军健动辄呵斥，稍有迟缓便鞭打责骂。他当然知道天气酷热，也明白众人疲惫，却仍以军令压人。表面看，这是谨慎；细看则是把下属当成可以随意驱使的工具。
武松打虎之后，知县要赏他一千贯钱，武松却提出把赏钱分给受虎患牵连的猎户。他并非没有机会独吞功劳，而是愿意让真正受苦的人得到补偿。两相对照，杨志押运生辰纲时只会防备、催逼，武松面对百姓却知道体谅。一个只怕自己担责，一个能替别人说话，差距就出来了。
第三件事，发生在二龙山下。
杨志与曹正发生冲突，起因并不光彩。曹正开店谋生，杨志却因饭食、言语等事不快，竟动了杀人的念头。鲁智深后来与曹正合作，武松也能在山寨中与各路人物相处，唯独杨志动辄把矛盾推向刀口。
有意思的是，杨志并不是没有本领。他武艺不错，临阵也有判断力，可本领越强，脾气越大，便越容易把自己困住。曹正若非及时躲开，这场争执很可能酿成命案。
第四件事，是三山攻打青州时的态度。
鲁智深主张合力进攻，杨志却判断青州城坚、人马强，并提出自己的办法。他真正想做的，是请宋江下山相助。后来见到宋江，杨志言辞恭敬，甚至表现出明显的亲近之意。这里面既有现实考量，也有对招安道路的期待。
鲁智深和武松并非不懂形势。他们只是看得更清楚：一旦把二龙山并入梁山，山寨便不再由自己决定。杨志却认为有了宋江，便有了更大的前程。三个人的差异，不在于谁更会打，而在于对“出路”的理解不同。
武松也并非完人。他在鸳鸯楼杀人后，留下“杀人者，打虎武松也”的字样，显示出敢作敢当的一面，但其中也有强烈的复仇冲动。鲁智深同样粗直，甚至常常先动手、后讲理。可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对自己做过的事不躲闪，也不会一面借义气立身，一面暗中为个人前途铺路。
杨志的问题，正是反复在“名声”和“责任”之间选择前者。他在失陷花石纲、生辰纲之后都没有真正反省；到了二龙山，又用自己的判断替山寨作主。若只看武艺，他配得上头领之位；若看品格和担当，他确实难与鲁智深、武松并列。
至于杨志是否真是杨业后人，小说本身并未给出足够可信的依据。杨业死于986年，杨延昭卒于1014年，杨文广卒于1074年，而故事背景已到北宋末年。把杨志说成“三代将门之后”，更像是施耐庵借用名将家世，增强人物的传奇感，并不能当作严格家谱。
鲁智深没有举起禅杖，武松也没有趁机除掉杨志，不是因为他们看不出杨志的毛病，而是因为山寨之中还有共同的敌人，杨志也确实能够作战。对于一个有能力、但不够可靠的同伴，最现实的处理往往不是立刻杀掉，而是留在身边、彼此提防。
二龙山后来归入梁山，众人的道路由此改变。杨志披上战袍，鲁智深和武松却始终保留着自己的判断。一个急于寻找官场出口，一个宁可守住心中的界限；同在一座山上，已经不是同一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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