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39年春，重庆，中央警察学校的一间办公室里，教育长李士珍把一份报纸放在桌上，神情十分严肃。报纸披露的内容并非普通战场消息，而是日军训练军犬、残害中国军民的丑闻。
屋里沉默了片刻。李士珍转向警犬技术教官董翰良，说：“日本人把军犬用于战场，我们不能没有应对办法。”
董翰良没有立即回答。他懂得狼青犬的凶猛，也清楚中国军队当时装备紧缺，拿枪去追逐一条受训军犬，既不现实，也难以形成有效战术。
这道难题，表面看是犬与犬的较量，背后却牵涉军队训练、战场通信、侦察警戒，以及抗战初期中国军事技术的短板。
董翰良，1887年出生于浙江湖州。幼年丧母，家境并不宽裕，陪伴他的，是家里那条普通小狗。孩子与犬相处久了，逐渐摸清了它们的习性：什么时候警觉，什么时候亲近，什么声音能够让它们迅速聚拢。
乡邻见他一叫，附近的狗便纷纷跑来，便给他取了“狗司令”的诨名。这个称呼听来带着几分玩笑，却也说明他从小便有观察犬类行为的本事。
九岁那年，姐姐劝他不能一辈子只和狗混在一起。董翰良进入学堂，读书成绩很快显露出来。后来，他先后接受美术和警务方面的教育，人生道路却在1912年前后出现转折。
当时，老师王载舆建议他到北京高等警官学校学习警犬科。董翰良起初觉得专业毫不相干，甚至婉言推辞。经人介绍警犬在缉捕、搜索和警戒中的作用后，他改变主意，正式接触了这门新学科。
他的优势很快显现。别人需要从书本和训犬场慢慢摸索，他却能凭童年积累的经验，分辨犬只的脾气和反应。毕业后，他被派往日本学习，随后又赴德国专门研究警犬训练。
德国警犬体系当时较为成熟，训练讲究服从、搜索、追踪和攻击控制。董翰良学成后，没有接受日本方面的挽留，于1925年回国。遗憾的是，国内不少军政人员只看重枪炮，对警犬仍抱有轻视态度。
一位留学归来的专业人员，竟一度找不到施展所长的地方。董翰良回到家乡时，曾听到有人讥讽：“花钱出国，学的却是养狗。”他没有因此放弃，而是等待真正需要警犬的机会。
北伐战争后，浙江警官学校聘请他担任教官。后来，他又进入南京中央警官学校，负责警犬技术工作，并在镇江驯犬场饲养、训练大量犬只。对他而言，训犬不是简单让狗听口令，而是要把犬只变成能够执行任务的战斗力量。
日军在这方面准备得更早。九一八事变前后，日本已在东北等地设置军用犬训练机构，军犬被用于传递命令、守卫铁路桥梁、搜寻人员和物资。随着侵华战争扩大，狼青犬被投入更危险的任务。
关于日军利用军犬虐待和杀害中国人的情况，战时曾有报刊披露，也有目击者向外界讲述。具体细节因材料来源不同，不能一概而论，但日军将军犬用于恐吓、看押和战场搜索，确是侵华战争中的一类暴行。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国军队不断遭遇狼青犬。它们速度快，攻击性强，且受过专门训练。若缺少防护和应对经验，普通士兵很难在近距离制服它们。
因此，1939年重庆那场召见，并不是一时气愤，而是军事现实逼出来的决定。李士珍要求董翰良尽快提出办法，董翰良也明白，单靠模仿日本的训练方式并不能解决问题。
他想到的，是浙江乡间一种体格结实、性情勇悍的地方犬，民间称作“板凳犬”。这种犬未必在体型上胜过狼青，却耐力较强，反应直接，适合重新训练。
董翰良回乡搜集犬只，建立训犬场，观察它们在不同环境下的反应。他没有让犬只盲目撕咬，而是反复训练冲击、撤离、听令和集中攻击，试图弥补体型上的差距。
训练中，他发现板凳犬若正面硬拼，往往吃亏，于是改变方式，重点训练其攻击狼青的颈部和腿部。作战犬还要配合防护器具，避免咽喉成为对方攻击目标。
民间流传的故事里，双方军犬曾多次交锋，日军不断调整防护，中国方面也随之改变训练方法。关于具体战果和交战次数，现有叙述并不完全一致，不能把传闻当作精确战报。
但有一点很清楚：董翰良的价值，不在于凭几条犬改变战局，而在于他把地方犬种、科学训练和战场需要结合起来，使中国军队开始摆脱对外国警犬体系的被动模仿。
那些儿时陪伴他的乡间犬，最终没有成为故事里的摆设。它们被挑选、训练，承担了当时中国军警力量尚未成熟的一部分任务。至于那句“就靠你了”，既是董翰良对旧日伙伴的寄托，也是一个警犬专家在战火中寻找破题之法的真实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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