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37年7月28日，北平西南长辛店，日军占领铁路工厂后，一处高墙、电网围起的院落，逐渐成了当地百姓不敢靠近的地方。这里属于加藤部队，名义上负责饲养和训练军犬，实际却与抓捕、审讯和杀害中国人联系在一起。
长辛店是铁路工人聚集之地。日军接管工厂后，改用日本人控制重要岗位，又以刺刀逼迫中国工人返岗。有人忍辱留下，也有人设法逃离。工厂内部设立警务机构，工人的进出受到搜查，稍有差错，便可能遭到毒打。
加藤部队并不是普通作战单位。它的核心人员包括训犬人员和军犬手，驻地分布在多个院落。院墙高耸，岗哨严密，外人很难知道里面发生了什么。传闻与口述材料都提到，那里曾饲养数百条军犬，鼎盛时数量更多。
最刺眼的反差，出现在军犬的生活待遇上。每条狗有单独的房舍，还配有负责照料的日兵。幼犬吃鸡蛋、牛奶，成年犬则供应肉类和米饭。寒冷时，犬舍里铺着被褥，巡夜人员发现被子滑落，还会替军犬盖好。
这并非日军自愿承担的慈善开支。粮食、肉类以及劳动力，多半来自对当地民众的搜刮和强迫。中国百姓缺衣少食，军犬却有专人喂养、单间居住，这种待遇差距本身，就是占领秩序残酷性的证据。
更令人发指的是，军犬训练被用于杀人。长辛店地方资料和幸存者回忆中，都出现过相似叙述：被捕的中国人被送进院内，成为军犬撕咬的对象。需要说明的是，关于人数和具体场次，不同材料存在差异，不能把所有数字都当作精确统计，但杀戮事实并非凭空出现。
工人马振山曾回忆，一名叫陈小旦的长辛店居民，因从工厂带走一小块废铁，被门卫搜出。那块铁并不值钱，却成了他遭难的起点。陈小旦先被殴打，后被送往宪兵机构，随后又转交加藤部队。
据回忆，陈小旦被关押一夜后，押到一处水池旁。池边站着多名日兵，每人牵着军犬。命令发出，绳索被解开，恶犬一齐扑向池中。惨叫声很快停止，随后只剩下残骸。
“那只是废铁，不是罪。”这样的辩解，在刺刀和枪口前毫无意义。日军要的并不是惩罚所谓偷窃，而是借此制造恐惧，让工人明白：在占领者眼中，中国人的生命可以随意处置。
有资料还记载，1939年夏，曾有一批被押来的抗日人员遭到类似杀害。日军甚至安排人员拍摄过程，把屠杀当作训练和展示。一次意外反抗，曾让现场军犬受伤，也使日军改变做法，后来常把受害者捆住四肢，再驱犬撕咬。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据传，这是一名年轻抗日人员在临死前喊出的声音。无论细节是否能够完全复原，这类口述都说明，受害者并非任人摆布的木偶。他们在极端处境中仍保持了反抗意识。
关于“每日三十余人”的说法，更多见于地方叙述和回忆材料，严格意义上仍需结合档案、审判记录与遗址调查核对。可是，数字需要辨析，不代表罪行可以被淡化。军犬被训练成杀人工具，才是这支部队最核心的事实。
有意思的是，军犬死亡后，日军还会举行火化、入坛、立碑等仪式，甚至安排祭奠。犬只得到体面安葬，被杀害的中国人却被丢入坑中。如此强烈的对照，揭开了侵略者所谓“文明”的虚伪外壳。
1945年日本投降，加藤部队随之解体。长辛店民众曾有过清理军犬的行动，背后是多年积压的恐惧与愤怒。后来，相关遗址留下纪念标识，提醒人们这里曾发生过什么，也提醒后人，罪行不会因为施暴者撤离就自动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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