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42年1月12日凌晨，山西汾阳杨家庄中庄村，山西新军二纵队六团正在沉睡，日军从北山背后的悬崖攀上山顶，悄悄摸进村内。枪声响起时，团长陈菊生面对的不是一次普通袭扰，而是一场早已失去主动权的突袭。
中庄村的地形，平日里看是防守优势。三面环山，村口道路狭窄，北面高山背靠悬崖，东西两侧则有较低山地。六团在村口高地设置了岗哨，日军过去几次进攻都没有占到便宜。
问题恰恰出在“熟悉”二字上。
六团认为，敌人若要进村，只能从正面道路靠近。可这支日军显然摸清了地形，借助攀爬器材从北山背面上去，避开了村口警戒，再从高处进入村内。哨兵没有失职，却没有料到敌人会改变进攻方向。
当时，村内有团部机关、机枪连、二营两个连和一营一个连，约七百人。日军只有两百多人，却凭借突然袭击和火力优势迅速打乱了六团部署。仓促组织起来的抵抗，很快变成了各部之间难以衔接的混战。
陈菊生随即下令向北山撤退。
这个命令听起来有道理。只要占住北山，便可以凭借高处压制敌人，等待援兵赶来。可部队刚接近山脚，山上已经扫下密集火力，战士们被压得难以抬头。
直到这时，陈菊生才意识到，北山已经落入敌手。
南面是正在逼近的日军，北面是被敌人占据的高地，东西两侧虽然有树林，却没有现成的安全通道。战场上的判断往往只有很短时间，团长必须在不完整的信息中作出取舍。
陈菊生把目光投向二营营长文尚志，命令他带部队夺回北山。
文尚志当即提出异议：“团长，眼下应当向东西两侧突围，保存队伍要紧。”
陈菊生没有采纳。他担心一旦离开中庄村，六团经营已久的驻地就会落入敌手。对他而言，守住村庄不仅是战术问题，也关系到部队今后的落脚之处。
文尚志再次劝道：“队伍若拼光了，驻地留下来也没有意义。”
这句话并非怯战。二营此时面对的是占据高地、拥有机枪掩护的敌人，强行仰攻，等于把部队送入对方火力范围。可由于政委尚未到任，六团缺少能够制衡和补充团长判断的另一套指挥意见，陈菊生仍坚持原令。
二营随即发起冲击。
战士们连续向北山推进，付出了很大伤亡，却始终无法突破敌人的火力封锁。山势、位置和突然性，都站在日军一边。强攻没有带来转机，反而让二营的战斗力迅速下降。
文尚志没有停止报告。他把前线情况再次告知陈菊生，要求立即改变方向。陈菊生仍然没有松口，二营只得继续投入战斗。拂晓前后，二营已经损失严重，北山依然控制在敌人手里。
更坏的消息接连传来。
附近日军据点开始增援，进入中庄村一带的敌人不断增加。此时再谈夺回北山，已经不只是困难，而是几乎没有成功可能。经过干部反复劝说，陈菊生才下令转向东西两侧突围。
突围时，六团已经付出了沉重代价。团直属机关在机枪连和一营一连掩护下冲出村外，机枪连为了便于行动，炸毁了三挺重机枪。二营因先前强攻损失过大，突围力量十分薄弱，副营长和大多数官兵牺牲，最终只有文尚志和十几名战士冲出重围。
一营进入村内的一支部队也损失惨重，仅剩三十多人。团部机关有八十多名干部牺牲，二营两个连则几乎被打残。一个团在一次突袭中遭受如此损失，显然不能只归咎于敌人装备精良。
战后调查显示，袭击部队并非普通日军，而是经过专门训练的部队。他们利用悬崖和夜色接近北山，再从后方进入村庄，完成了隐蔽渗透。六团的警戒部署存在盲区，指挥层对突发情况的预案也明显不足。
更关键的失误，发生在战斗已经证明原计划不可行之后。
军队指挥不是靠职位压住所有意见。团长拥有决断权，却也承担着判断失误的责任。文尚志提出向东西两侧突围，并不是简单地回避战斗，而是根据地形、敌我位置和部队损耗作出的判断。遗憾的是，这个建议没有及时转化为新的部署。
陈菊生此前与政委李曙森共事时，六团发展较快。李曙森调往晋绥军区第八军分区政治部后，新任政委又因途中遇敌未能按时到任，六团的指挥结构出现空缺。过去被另一种意见约束的问题，此时暴露出来。
1942年1月这场战斗之后，上级认定陈菊生指挥失当，撤销其团长职务，由二营营长文尚志代理团长。陈菊生随后调往后勤部门，继续从事后勤工作。中庄村一战留下的，不只是人员和武器的损失，也成为六团指挥制度中一次沉重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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