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年出了8本书，他却还是被十万医药费压着

陈年喜经常提到“迷茫”这个字眼。他告诉我，自己有时候不知道要写什么，因为他弄不清楚这个时代需要什么。从《炸裂志》的畅销开始，畅销成了陈年喜头上的一座山。他需要钱，但同时还有强烈的写作理想，这让他时常觉得迷茫。

从2018年至今，陈年喜出了8本书，算下来一年一本，这倒不是说陈年喜是一个极为勤奋的作家，而是他有现实的问题横在眼前。没有社保，但有一年十万的医药费，这位年近六旬并患有三期尘肺病的民间作者感到一种精神和经济层面的双重紧迫。

陈年喜算不上是一个动机纯粹的写作者，对此他表现得很坦然。前几天他在朋友圈里发了一条动态，说自己想写一本民间吃食的书，不知道写出来有没有卖相。

据我所知，美食是当代年轻人最大的爱好之一，视频网站上关于食物的纪录片总有成千上万条弹幕和千万级的播放量，这和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年轻人最大的爱好是诗歌散文霹雳舞似乎不太一样，但好在人们总归还是有爱好的。我点了赞，我想但凡跟吃有关，销量差不到哪去。

前段时间，陈年喜出了本新书，叫《所有无名的人》。在一次活动上，他借用本雅明的话解释了《所有无名的人》的含义：“纪念无名者比纪念知名者更为困难。历史的构建是献给对无名者的记忆。”这本书的确是献给那些生活在峡河两岸的寂寂无名者的，这些人跟随命运的起伏流落四处，有救人而死的小偷，隐入尘烟的女人们，因戏生情的半路夫妻，雕刻核桃的手艺人……

《所有无名的人》陈年喜 著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这群人有名有姓，但也无名无姓。尽管身份各异，但共同点倒是有一个——都在主流之外，陈年喜也是这么看待自己的。可主流究竟是什么？怎么样？好不好？没人说得清楚，只有一点是肯定的，人人都想进去，但没几个人想出来。

在封面“陈年喜著”几个大字下面印着一句话：“我们这种人，出兴入亡，置生于死，做过太多事，命运与身体，都已经回头无岸”。寥寥数语，为这本书定了调。我问他为什么要把这样一段话放在最显眼的位置，他说这就是他现在的真实状况：人生余下无多，回头无岸。

在陈年喜看来，所有人都在奔波，想着有一天能像短剧主角那样逆天改命——“胜算不大”，他说。历史如此，今天照旧，明天一样，一切不过是芸芸众生的徒劳奔波罢了。

我总感觉他在做某种程度上的告别，但从他满溢的写作理想和挣钱需求来看，这个告别还将持续很久。陈年喜是个紧绷的人，用现代人的话讲叫缺乏松弛感。你能感受到他穷极一生都在摸索一些东西。他“非常要强”，曾经自学法律和文物鉴赏，而且学得还很好；他经常提到“主流”“体制”，表示自己无心向其靠拢，但话里话外有洒脱，也有无奈。

陈年喜时常处于矛盾之中，他积极又消极地活着，认命又不认命地活着。他担心钱的重要性会消解了文学的价值，他说“这是所有写作者最大的痛苦”。

在他看来，如今的文学正变得越发轻巧、人畜无害，这很令人惋惜。当代人无一不在压力之下，对于内心轻盈的追求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我们追求安全，但安全的结果就是人畜无害”。陈年喜发现，艺术正在有意回避深刻和锋芒，“可但凡是艺术，总要有点锋芒。（过往）王朝的历史，都是从大开大合变得平静、平淡，甚至平庸。艺术也在经历这个过程，现在就是（艺术上）平庸的时代。”

现代文学中的想象力也在消失，“我们只是多了知识，但代价是变得枯燥”。他遗憾地表示，这个时代再也没有《聊斋》，再也没有蒲松龄，再也没有《西游记》这种充满了天马行空想象力的巨作。

“信息发达成现在这样，我们看短视频就能体验到别人的生活，但既不会参与进别人的真实生活，甚至也不会参与进自己的生活，”陈年喜说，“现代人得到的一切都是二手的，二手快乐和二手痛苦，意思不大。”

以下是陈年喜自述。

（图/受访者提供）

时常混沌，偶尔清醒

我最早写的是戏文，从京剧到秦腔，从豫剧到黄梅戏。但我五音不全，要不然也能唱得很好。戏曲为什么经久不衰？因为你毕生的喜怒哀乐，都可以找到对应的戏剧人物或者桥段来表达。

我的老家和河南交界，我很小就开始听戏，豫剧成为我最早的文学启蒙和人生启蒙。河南人很有意思，这里的人很多都会唱戏。河南是中原，按道理是个不愁吃喝的地方，历史上逐鹿中原，说的就是这里，可河南也是一个充满苦难的地方——战争的苦难、自然的苦难。人怎么去消解那些痛苦，去哪里找寄托？戏里就可以。戏里有个清官、有个侠客来替百姓发声、喊冤，这和普通人的生活天然嫁接。所以要想看清楚民间，戏曲便不可回避。

有些人唱戏，唱的是自己；有些人唱戏，唱的是角色。为什么有些人永远是个二流演员，因为他只想表现自己。文学也一样，有些人爱炫耀技巧、知识，那就永远居于二流。很多东西是要藏的，把人类的爱恨情仇、失落、死亡和新生都藏在里面，话不说尽，意思却尽了。

很多唱戏的人，一辈子也挣不了几个钱，但就愿意把自己耗在里面，吹拉弹唱，沉迷不已，这里面有很深的生命逻辑。戏曲是最能读懂中国、读懂民间的窗口，可惜很多人忽略了。

民间戏班表演（图/小红书）

而我也一直想在作品里表达出一种“民间性”。某种程度上，整个社会和历史都是由民间组成的。民间性不是指底层社会的特性，它包罗万象，无所不有。我之所以想这么写，是因为我首先身处民间；第二我熟悉民间，这是一个观察人和世界的重要场域和窗口。

民间是一个朴素的地方，你能看到某种简朴的本质。而人一旦往高处走，就会觉得眼花缭乱。

我去新疆喀喇昆仑山，路上遇到一个很小的村庄，没有草原、没有牛羊，那里的人怎么生活简直成谜。以我们现有的知识框架无法理解他们的生活，看他们就像看见一株植物一样，生死在天地之间，你会想，他们生命的意义是什么？

可你看，他们不仅快乐，还能唱出极为美妙的歌，跳出动人的舞，一代又一代就这么活了下来。你会想，这些人怎么克服生命的孤独，怎么抵挡外界的诱惑？可交流之后就知道，他们自有一套生存哲学，甚至是经济学。这和我们理解的人应该怎么活完全不一样，这就是民间。

民间是混沌的，也是辽阔的。我们所接受的现代教育，是一种有答案的教育。然而生活、命运和种种经历，都交融在长久的混沌之中。不论是植物、动物，还是人，我们都处在时常混沌，偶尔清醒的状态。

（图/受访者提供）

一个作家站起来很难，倒下很容易

你随便往哪看，都会发现每条路上都是千军万马，没有哪条路上是没人的。所以无论你从事哪种职业，想要真正闯出一片天都非常艰难。尽管现代社会给普通人的机会更多了，比如可以送外卖、开滴滴、打零工，但这对很多人而言不过是权宜之计。如果想要实现一个远大的理想，那在今天并不容易。

打个比方，以前，一个作家，可能写一篇文章就名满天下，歌手靠一首歌就能万人空巷，这种事情现在不会有了。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因为一首诗、一篇文章、一本小说改变命运的事情是存在的。像我们这种职业写作者，每天都在狂奔，如果三两年没有新作品出来，或者不能打破自己原有作品的话，那么很快就泯然众人。

写作的人非常茫然，比如我。我首先不知道要写什么，第二不知道怎么去变化。我摸不准这个时代，不知道市场或者读者究竟需要什么。除此之外，个人是无力的，一个人的知识储备、人生阅历，讲完就完了，总有一天会穷尽的。

我8年出了8本书，很多人觉得我很拼，其一是因为我没工作、没有养老金。而我的生活费、医疗费却需要稿费来解决，所以我的写作必须要有现实回报。一旦没有被市场认可，那么就会面临巨大的经济困境。

（图/受访者提供）

其二是我还有文学理想，我希望我的作品放在文学尺度之下，它是一个正经的作品；放在文学史当中，能为当下贡献一些内容和方法。

我的尘肺病很严重，接近三期，要吃一种抗纤维化的进口药，每天要花200块钱，一年下来要七八万块钱。这个药还有巨大的副作用，所以还要吃平衡和抵消这些副作用（的药）……一年下来光在医疗这方面就要十万。

尘肺病不可逆，只会越来越重，所以我对自己的晚年非常茫然，不知道还有没有能力去挣稿费。一个作家站起来很难，倒下很容易。

外面的世界充满了诱惑，我们亟待去打破当时的生存状态。至少在我读高中之前，我还没有很清晰的认识，说一定要走出去什么的。当我高中毕业回到老家，每天陪父母干活，在山上放了好几年牛，到了要开始盖房子、成家立业的时候，我就发现这种生活无法实现我的目标。这是一种一眼就能看到底的生活，很狭窄。

在那个时代，我周围所有年轻人都想走出去，所以我始终觉得这就是路遥《平凡的世界》最了不起的地方，他真正写出了那一代农村青年从肉体到灵魂的挣扎。

我们当时只是想走出去，可走出去干什么又很茫然。我干了16年矿工，当时的想法只是赚钱，写作是后来逐渐形成的想法，是一个旁逸斜出的东西。取得的这点成绩10%在预料之内，90%在预料之外。

我如今能成为一个职业作家，对我以前那些工友来说挺难想象的，其实我感觉对于整个写作群体都挺难想象。我不是科班出身，为此做了很多准备，我觉得搞文学比考北大难得多。

我常常跟年轻的文学爱好者说，每年北大清华加起来招生几万人，要考快700分才能进去，但一个体制外的写作者，一个纯粹靠市场买不买单生存的作者，一年都找不到五个。这是一个罕见的群体。

（图/受访者提供）

本质上我是对这个世界无话可说

当我突然红了的时候，自己心里就知道，红将非常短暂，它不可能像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那样，靠一部作品就突然改变了命运，甚至被推荐上大学，等等。在21世纪红了，意味着你能获得一些关注，带来切实的稿费，但离真正走进主流，甚至是走到体制内，还很遥远。

尽管如此，我仍然很幸运，干矿工每天游走在生死线上，是肉体上的挣扎；写作坚持了半辈子，是灵魂上的挣扎。虽然我挣扎了一生，但冥冥之中总有股力量推着我。

我是个特别要强的人，干什么都想干到最好。当矿工的时候我也非常努力，爆破技术很好，加班最多，在那一群工友里挣得工资最高。某种程度上，我一直想挣钱改变命运，因此高中毕业后还在家里自学了好几年法律，后来干过法律文书的写作，再之后我又自学文物鉴赏，从瓷器到字画，我都下了很大功夫去学习，但最多只能做个民间的文物鉴赏家。

（图/受访者提供）

我一直是挺高傲、自尊心很高的人。但是现在老了，很多东西得放下了。性格决定命运，我性格当中有很多糟糕的东西，比如，放不下身段。我也知道无论我怎么向体制靠拢都是无效的，我也就不太愿意靠了。哪怕我真的进了体制内，从作品到性格，恐怕我也不是一个合拍的人。

我们县城里很多人不知道我在外面干什么，陕西作协的人也不太知道我，我和主流也没什么关系，我是个相对孤立的人，在老家也不爱和邻居打交道，很宅。但我不是高傲或者瞧不起谁，只是打交道要耗费很多精力，我不擅长这个。人家一帮人聚在一起吃吃喝喝、打个牌，我觉得挺好，但我不愿意参与，可能本质上我是对这个世界无话可说。

世界上的人各有各的活法，你适合干什么可能在出生那一刻就决定了。我天然和这个世界有一定距离，没有太大的能力参与到时代的竞争中去。我不爱争抢，因为我知道自己没有能力去争抢，而这个世界的赢家大多是能豁得出去的人。

文学的内核是人学，写的还是人

在一个充满了生死博弈的环境当中，最容易让人暴露人性的幽微。我在高中时读了《资本论》，马克思说得太对了——如果有100%的利润，资本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如果有300%的利润，资本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

我们打矿洞的时候，如果有两队人打一个矿洞，一旦这个矿洞打透，那么为了占领矿洞的资源就可能不择手段。所以矿工群体很多有过惊心动魄的经历。

就像你说的那个新闻报道，一个矿工遇见矿难，结果没死，被救上来了，他的老婆哭天抢地，但哭是因为男人没死，她就拿不着钱，没有巨额赔偿。人穷到一定地步，容易激发出人性的恶。

自始至终，我一直和“江湖”保持着距离。我当年从事的工作极其危险，所以心里有一杆秤，觉得举头三尺有神明。我现在还住在丹凤县，也没有去西安的打算，在这里对我的创作就够了。

绝大多数人认为的成功肯定是挣到钱,成家立业、子孙绕膝，我本人不算成功，只不过换了个活法。我有时候会去大学讲一些课，参加一些活动。但除去这一两个小时之外，我该怎么生活还是怎么生活。

（图/受访者提供）

有人说我是苦难文学的代表，我不太认同，我没有能力代表别人，不过发表点作品赚点稿费，对自己的文字也有很多阉割。我也会审时度势，知道哪些能写，哪些不能，哪些写了也没人看，但仍然要在这个过程中坚持写作理想，写作人的痛苦就在这儿。

这个时代越来越多的非虚构作品出来，包括所谓的底层文学受到广泛关注，在我看来是因为我们处在一个历史关口，又或者是一个文学关口。所谓的底层写作，首先是对诗歌、散文这类文学传统的反叛，大家对唯美的文学没兴趣了。

陕西文学的特点是厚重，偏向宏大叙事，但现代性很弱，和当下没有强烈的关联，始终和时代保持距离。我个人和陕西的文学传统也有距离，我写的是小人物，采取的是用一滴水去看大海这么个写法。

在我看来，再小的一个人物，他人生的跌宕和风雨都不可能和所处时代剥离开。我的文学更多受南方文化的影响，有意思的是，找我做演讲和分享的也大多是南方的大学和图书馆，所以我在陕西文学圈里没什么存在感。

我的作品主要有两块，一块是矿山经历，一块是我的故乡。这两块写得都挺多的，很难打破原有的范式。这本《所有无名的人》写得比较杂，有故乡的部分，也有外面经历的事情。文学的本质还是人学，写的还是人。

题图 | 受访者提供

排版 | 丁小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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