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76年，常德西洞庭湖农场，一名老职工站在连片稻田边，看着刚刚收割的稻谷说：“这地方的土地，真会生金。”这句话并非夸张，而是几代农场人用汗水换来的判断。
但在二十多年前，这里还是另一副模样。
1954年夏天，湖南连续遭遇大雨，洞庭湖水位猛涨，沿湖居民承受了严重洪灾。那场灾害让人们清楚看到，洞庭湖既能养活两岸，也可能在短时间内吞没田地和村庄。
当年，湖南组织大批军民投入抢险救灾。据有关资料记载，参与救灾的军民约有80万人。洪水退去后，如何治理湖区、安置人口、扩大耕地，成为摆在地方管理者面前的一道现实难题。
治理不能只靠筑堤挡水。经过勘察和规划，洞庭湖西部开始建设蓄洪垦区与民主阳城垦区。这里的核心思路很明确：在保证防洪需要的前提下，把荒滩、洲地和湖泊逐步整理成能够生产的土地。
1955年年初，围垦工程以祝丰垸为中心展开，周边十多个大小垸子以及数十处荒洲湖泊被纳入规划。那些水草丛生、交通不便的地方，经过筑堤、排水、平整，逐渐有了田埂和道路。
数十个荒洲湖泊合计面积约105平方公里。西洞庭湖农场也由此成形，开始承担粮棉生产、人口安置和区域开发等多重任务。
这项工程看似是在湖边造田，实际上难度很大。堤坝要经受汛期考验，田地要解决排灌问题，人员还要适应水网密布的生活环境。晴天一身泥，雨天一脚水，是早期建设者经常面对的情形。
农场的变化并不是一蹴而就。到了六十年代末和七十年代初，生产组织、劳动力安排以及经营方式逐渐调整，西洞庭湖农场才真正进入发展阶段。
有意思的是，农场没有把希望只押在单一作物上。稻田班、棉花班等不同生产单位被分开管理，人员根据体力、技术和岗位需要进行调配。这样做既减少了劳动力浪费，也让一些工种形成了相对稳定的技术经验。
单纯卖粮，收益毕竟有限。农场随后发展加工产业，先后建设糖厂、纸厂等企业，把部分农产品和原料留在当地加工。生产、加工、销售相互连接，土地的价值也不再只体现在一季稻谷上。
1976年前后，西洞庭湖农场已形成约100平方公里的规模，职工及家属约3万人。同期，全国农垦系统整体经营压力较大，相关资料显示，1976年全国农垦系统亏损数额达到9.8亿元。相比之下，西洞庭湖农场能够连续多年保持盈利，确实十分突出。
农场内部也逐渐形成了完整的生活体系。糖厂、纸厂、医院、学校、邮政机构、商店以及金融服务点相继出现。一个孩子在这里出生，长大后参加生产，生病去医院，子女进入学校，家庭生活所需的许多事情，基本都能在农场内部解决。
这使它不再只是一个种田的地方，而更像一座围绕生产建设起来的小型社会。
农场的发展，也与管理者的用人眼光密切相关。覃正彦担任主要负责人期间，重视生产规律，更重视人的作用。六七十年代，一些知识分子和有文化背景的人被安排到农场劳动。按照一般看法，他们未必适合繁重的田间岗位，但农场并没有简单地把人当作普通劳力使用。
据相关回忆，阎长贵曾被安排到西洞庭湖农场。他有较好的文化基础，初到农场时，生活安置和劳动岗位都经过了细致考虑。后来，他从田间劳动转到棉花班，又被调往农科所从事教学工作。
有人对此不理解，覃正彦回应说：“农场要发展，不能让有文化的人闲着，知识也能变成生产力。”
这句话很朴素，却说明了他的管理思路。农场需要的不只是出力气的人，还需要懂技术、会教学、能改进方法的人。农科所因此承担起培训职工、推广技术和培养学生的作用。
教育投入也延伸到了职工子女。七十年代，西洞庭湖农场初中升学率据称达到65%左右，考上大学的职工子女还能够获得一定学费补助。对一个以农业生产为基础的国营农场来说，这种安排并不常见，却为农场保留和培养了不少人才。
西洞庭湖农场的特殊之处，还在于它并非普通乡镇，而是由湖南省农垦系统直接管理。由于周边也有名称相近的农场，外地人偶尔会把西洞庭湖农场与西湖军垦农场混为一谈。两地距离不远，名称相似，出现误认并不奇怪，但性质和沿革并不是一回事。
从荒洲湖泊到连片稻田，从临时工棚到医院学校，从单一农业到多种经营，这片土地的改变有工程建设的基础，也有组织管理和知识投入的作用。老职工所说的“土地会生金”，并不是土地天然特殊，而是堤坝、机械、技术和几代人的劳动，共同改变了它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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