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话是我在回村的面包车上听邻座一个老汉说的,他说完叹了口气,拿袖子擦了擦车窗上的雾气,补了一句“早些年哪是这样啊,那会儿谁家出事,大伙儿是去帮忙的,现在可倒好,都揣着算盘来的”。我那时候刚接到我妈电话,说我三爷走了,连夜从城里往回赶,心里头本来就乱糟糟的,他这话一进耳朵,我那股说不清道不明的堵心劲儿一下就找着出口了——可不嘛,上个月隔壁村我表舅没的时候,我去随礼,就觉着哪儿不对劲,当时说不上来,让他这么一点,全明白了。
三爷是我爷爷的亲弟弟,八十六了,走得还算安详,夜里睡过去就没再醒。他是村里辈分最高的老人了,按老规矩,丧事得办得体面。我到家的时候天刚蒙蒙亮,三爷家门口已经支起了棚子,灵堂前跪着几个本家叔伯,可院子里晃悠的,大半都是我不认识的面孔。我跪下来磕了头,我堂哥把我拽到一边,低声说:“你回来得正好,帮着盯着点儿,这帮人下手太黑了。”我问他啥意思,他往灵棚边上努了努嘴:“你看那边坐着那仨,是‘一条龙’的,从穿寿衣到吹打从到抬棺到下葬,全包,张嘴要价八千八,一分不让。还有那边站着的,是你二柱子叔找来的‘风水先生’,看地穴要一千二,另算。还有管账的、管烟酒的、管做饭的,哪个不伸手?”
我还没反应过来,一个穿黑棉袄的中年人就凑上来了,递了根烟,笑嘻嘻地问:“大侄子回来了?你看这冰棺要不要换个大点儿的?你三爷人高,现在这个躺进去腿有点儿屈,换大的加三百,体面。”我愣了,说人都走了还讲究这个?他嘿嘿一乐:“话不能这么说,乡里乡亲都看着呢,咱不能让老人走得憋屈不是?”正说着,另一个拎着电水壶的又过来了,说烧水的煤不够,得再拉一车,一车二百八。我堂哥在旁边气得直攥拳头,可又不敢发作——人还躺在里头呢,这时候跟谁吵起来都说不吉利。
最让我心里头不是滋味的是出殡那天早上的事。按老家的规矩,出殡前得有人“扫材”,就是拿新笤帚把棺材盖扫一遍,念几句吉祥话,意思是干干净净送老人上路。这活儿历来是我三爷的侄子干,我那个堂叔早几天就说了他来。结果那天早上他刚拿起笤帚,一条龙那边的人立马拦住了,说他们带的师傅专门干这个,有讲究,三百块。我堂叔脸都绿了,说我给我亲叔扫材你收我钱?那人也不恼,笑呵呵地说:“规矩是规矩,您自个儿扫也行,出了岔子别找我们。”我堂叔攥着笤帚的手直哆嗦,最后还是我大伯拍了板,说让师傅来吧,别在最后一刻闹不痛快。我站在边上看着那个陌生师傅拿笤帚在棺材上划拉了两下,嘴里含含糊糊念了句啥,三百块钱就到手了,我堂叔蹲在墙根底下,拿手捂着嘴,肩膀一抽一抽的。
当天下午下葬完了,亲戚们坐一块儿算账。我粗粗听了一耳朵,烟酒花了四千多,流水席一桌六百,开了二十桌,一条龙八千八,风水一千二,抬棺的八个壮劳力每人两百另加一条烟,冰棺加价三百,扫材三百,还有零零碎碎不知道干啥用的,加起来小两万。我三爷活着的时候省吃俭用,一年到头舍不得买件新褂子,走了倒好,两天工夫花掉了他攒了半辈子的棺材本。管账的那个本家兄弟把笔一搁,苦笑着说:“这还没算咱自个儿人搭进去的工夫呢,我请了三天假,扣了六百工资。”旁边立马有人接话:“你就别抱怨了,我上回帮东头老李家管事,倒贴了二百,到现在都没好意思提。”
回城的车上我又碰见那个老汉了,他这回没叹气,跟我说了句更戳心窝子的话:“早些年谁家出事,村里人是去帮忙的,带着菜、带着米、带着手,不要钱。现在呢,人还没咽气呢,消息就传出去了,不是来送最后一程的,是来赶集的。”我想起出殡那天站在路边看热闹的一群人,手里攥着手机拍视频,脸上挂着笑,跟我记忆里小时候村里老人走的时候,那些默默站在路边、低头送行、眼圈发红的脸,怎么也对不上号。
车过了县城收费站,老汉到站下了,我靠着车窗迷迷糊糊眯了一会儿。梦里还是那个老院子,三爷坐在枣树底下摇蒲扇,院子里进进出出全是自家人,有人搬桌子,有人择菜,有人蹲在灶前烧火,谁也没提钱的事。我醒过来的时候鼻子有点酸,摸了摸口袋,里头还揣着那条黑棉袄塞给我的名片,上头印着“白事大全,二十四小时上门”。我想了想,没扔,把它塞进了手机壳背面——留着也好,说不定哪天村里再有老人走,我能翻出来看看,然后记着,有些事儿能省,有些钱不该省,有些手不该伸,有些账,不是那么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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